《百家姓》新解

本书以创伤理论、新历史主义理论、后殖民理论、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等为理论基础，以康拉德、莎士比亚、阿特·斯皮格曼、艾丽丝·沃克、海明威、梅尔维尔、卡夫卡等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对象，探究了西方文学中的殖民之伤、种族之伤、女性之伤、生态之伤以及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之伤，重点探讨了殖民创伤的历史真实与文本再现，黑人奴隶与犹太人的创伤叙事，女性创伤与殖民、种族、男性话语、帝国意识之间的密切关联，海洋生态与荒岛生态以

本书对创伤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做出全面而系统的梳理，并揭示出创伤小说的伦理意义，在此基础上阐述创伤小说中所产生的自我与他者的伦理关系；探讨创伤事件所引发的“忠实于真实”的伦理问题，阐释创伤事件所蕴涵的独特的美学维度。

史诗世界既是社会—行动的联合或组合现象，又是文化即心智—思维或性格的聚合结构系统，两系的构成法是经验现实背后——源于本体重复·循环等数理统计逻辑的模仿原则。正如书名所示，史诗类型学和史诗诗学指以草原史诗文化语法探索的两种人文主义诠释为具体内容的史诗理论范例，而“社会·心智+模仿”则指以社会行动、文化心智的本体模仿（重复或循环等）和语法逻辑为基础的总体理论视角和阐释框架，即从文化语法的对应关系出发，

从“讲故事”的主题意蕴、情节结构的铺排、独创“莫氏”语言的先锋和本土风格等方面，对莫言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的小说创作进行宏观把握和微观分析。以连续性为关捩点，对他的小说采用的历时态的叙事策略和表现的审美特色作发生学和谱系学的寻踪。

歌谣是行走于民众口中的诗，新诗是汉语现代转型过程中打开新世界、化合新经验催生的文体，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20世纪中国新诗进行了多次以歌谣为资源的努力求索。本书对20世纪新诗化合歌谣的多次实践进行历史追踪，并重点聚焦于1940年代“新诗歌谣化”在国统区、解放区两种不同文学制度下的丰富实践，通过细读何其芳、艾青、袁水拍、李季、阮章竞等人的代表诗作，展示了新诗与歌谣不同的文体边界以及耿谣进入新诗的复杂历

本书对中国现代小说市镇叙事进行专题研究。作者分别从中同现代小说市镇叙事中的疾病叙事、死亡叙事、欲望叙事、权力叙事、左翼叙事、仪式叙事、“异化”现象、“水”意象、叙事技巧、女性形象等方面着手，通过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现代小说市镇叙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同时，作者在书中提出了“中国现代市镇文学”的概念，并阐述了这一概念的内涵。通过提出“中国现代市镇文学”这一概念，突破了以往文学史著作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乡

本专著较为系统地阐释了19世纪晚期至21世纪初，从鲁德亚德·吉卜林到扎迪·史密斯英国流散作家作品中英国人从英国到其海外殖民地和从（前）殖民地到英国的双向流散和与之相伴而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与人种安全等问题。

本书收录作者二十多年来关于巴蜀文学和文艺思想研究的系列论文。大体可分为两部分：《试论古代巴蜀文学特征》《简论巴蜀文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特征》《巴蜀审美意识的发生——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器物为例》三篇为第一部分，带有总论和探源性质，对巴蜀文学的发展历程、特征、审美意识原型进行分析；关于司马相如、陈子昂、杜甫、苏洵、苏轼、苏辙、文同、唐庚等人的文艺思想的个案分析为第二部分，重点讨论这些作家的文艺思想及

古代的京都不仅是“天子之所居”和政治中心，同时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在文学的空间和地图上占据最核心的位置。长安和洛阳在唐代被视为“东西帝王宅”，亦被唐人惯称为“两都”或“两京”。作为唐代文人最集中的活动场域，兼具地域、城市及帝都多重文化的特殊属性，两京对唐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同时，因历史文化积淀的不同和在唐代政治地位的差异，长安和洛阳相应生成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和京城文化，唐代诗歌对其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