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洋市民：欧美人士与民国北京

少数民族乡村是我国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面临“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等现代乡村文明建设重任。对此，少数民族积淀深厚、丰富灿烂的优秀传统治理资源，是乡村振兴植根的文化沃土与内生资源。而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则在于“创造性转化”。本书立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域，探索性地建立了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治理资源创造性转化的理论体系。其中，着重运用民族国家理论与国族理论，同

本书所收24篇文章，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论述了秦汉邮驿机构渊源流变及其职能和相互关系；第二部分主要探讨秦汉公文的收发、传递与管理；第三部分为邮驿吏员杂考，涉及郡督邮、边塞部候史和各邮驿机构服役的刑徒及汉化的羌人；第四部分考证汉代武威郡治移徙和居延郡县建置，其内容与邮驿管理密切相关，故作为“附录”置于文末。

明代监察御史巡按制度在明代监察体系中具有突出意义，巡按御史在维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加强上下沟通及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公平方面均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也曾严重地影响、干扰了地方的政治生态。本书力求通过对明代巡按御史所承担的言事、纠劾、考察、监察及司法等基本职责及其履职的细部考察，重新认识明代御史巡按制度和巡按御史，为深化明代监察制度研究增砖添瓦。

本书把阳泉郊区实践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的典型案例，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预期：一个是理论的发展诉求。基层社会是政党与社会发生直接联系的场域，如何实现政党领导和引领社会治理，是政党主导型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阳泉郊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具有解释效力，它可以为基层治理模式提供一个基于经验研究的、地方性的实证样本，对当前中国关于政党中心治理模式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的阐释具有建构性意义。一个

所谓中坚社会势力，是指相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支持某个王朝政权存在的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中坚势力阶层或势力集团。秦亡于中坚社会势力的缺失。汉初有意识地对中坚社会势力进行了弥补。西汉前期，旧贵族、豪强、文吏、士人、贫窭者等各种社会势力都实现了向士大夫阶层的转化。西汉中后期，士大夫间的关系逐渐紧密，由“相善”“厚善”发展为“同志”“同好”再到“党人”“吾徒”的群体性认同关系，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士

虽然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最规范、最系统、最制度化与程式化的科举考试，各级官员的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但在基层社会还分布有大量儒学熏陶出来的、未得到基本科举功名（如生员）的文人，他们虽然未得到朝廷给予的任何特殊权利，但他们在基层社会践行儒家的思想和道德理论等，也成为基层社会中有威望的人物，能化解社会矛盾，积极从事各项公益事业，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拥有科举功名的乡绅，但同样在基层社会

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现代化尤其是其思想意识的现代化占据着决定性地位。新时期，伴随着包产的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从各个方面体现出现代化的转型，也成为小说叙事的一个主要内容。目前，关于新时期小说中农民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很少，对农民意识现代转型的系统研究基本上是空白。本文力图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为线索，从土地意识、身份定位、伦理困惑、科学意识、消费观念等五个方面梳理农民意识的现代转型，并由此探究农民

本书从官吏集团的角度考察秦兴亡之原因。在考辨秦自商鞅变法以迄王朝灭亡期间史实的基础上，本书一方面总结了秦国迅速崛起的历史经验，另一方面深入探讨了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概而言之，在商鞅主持制定系列驱使上下戮力耕战的法令，让秦国完成向以法治国的转变后，秦国兴于秦法之治下官吏集团的积极效力；在秦法未变的情况下，秦王朝亡于胡亥即位后官吏集团遭受摧残性打击及其在大势已去认知下的土崩瓦解。本书努力让人们真正认

清初，清廷为“隆重陪都”仿效京师六部在盛京设立户、礼、兵、刑、工五个部，统称为“盛京五部”。本书以“盛京五部”为研究对象，对五部的沿革、机构、人员、职能，以及五部与清帝、其他衙门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内容涉及清代盛京的行政设置、土地、户籍、词讼、礼制、军务及旗民关系等，是学界首部对盛京五部进行全面、整体研究的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