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修身三书·德育鉴

本书是首次整体而系统地考察关学四书学的研究成果。首先将关学四书学视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整体，将其置于关学学术思想演进和中国四书学史流变的双重脉络之下，从文献学、经学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角度，对关学四书学进行较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炼和总结，揭示出关学四书学的逻辑脉络、主导问题、话语系统和学术特质。作者既着眼于经典诠释与思想演进，学派争鸣与问题论辩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又注重对关学四书学在总体宏观上推进

“廉”是中华传统伦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何为廉”“为何廉”及“何以廉”问题上，儒家思想中有系统的阐释。本书试从多个维度，对儒家廉德思想进行系统研究与学理阐释，认为，儒家廉德思想理论大厦是建构在天人合一，以民为本，仁者爱人，公私、义利、理欲之辨等基础之上，通过俭、耻、孝等具体伦理德目体现出来，并主要依靠自我修身、道德教化、制度约束和法律惩治等路径实现廉德之养成的，积极借鉴

本书以科技哲学在当下社会中的影响为主题，尝试从十四个方面描绘科技新世界的大致图景，探讨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我们对于技术进步应采取的态度。在科技新世界喧嚣的表象下，探寻人类调节、引导和控制它的方法、途径和努力，对当今社会颇有警示意义。

本书以先秦诸子思想为标的，比较详细地厘析了其中所孕育、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如对儒家心性论与中华民族的伦常之道、道家“道—德”论与中华民族的立世之道、庄玄禅的生命体悟与中华民族的生活之道等民族精神的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被孕育、滋生，并茁壮成长起来，是因为它有自己深厚的哲学根基和肥沃的哲学土壤，因此本书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哲学底蕴也进行了探索和发掘，考察了其形而上的本体论维度。

长期以来，清代有学术无思想，有思想无哲学，有哲学但很粗浅等看法似乎已成学界定论。本书是重新审视这些似是而非之定见的一部力作。作者通过在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和新文化史多元写作方法之间自如切换，多维立体地勾勒了乾嘉儒学声音低沉的义理建构与思想论争，以此呈现出乾嘉儒学生动丰赡的另一面。第一编侧重于哲学思想，通过重点梳理戴震“道赅理气”的新道论、“血气心知”的人性论和“以情絜情”的伦理学，揭示乾嘉儒学的

魏晋南北朝《论语》注疏文本完整存世的只有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和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学界的研究热点也集中在此。但从魏晋玄学发展过程来看，《论语集解》处于玄学刚刚开始的阶段，《论语义疏》则处于玄学接近尾声的阶段，真正具有更多玄学思想的恰恰是居于这两者中间的《论语》注残篇。本书选取了魏晋玄学影响下的十二家《论语》注残篇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的玄学内容，揭示其发展规律，充分挖掘这些残篇在魏晋玄学乃至中

本书试图用深邃的反思方式触摸那些深奥的精神秘密—精神、灵魂、价值与诗意的秘密—这一秘密在人类有价值的深度体验中比较充分地显现出来。在本书中，信仰、精神、灵魂与诗意本质相同、方向一致，都从某个侧面显露了人类存在的根基。本书独有并具有概括力的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是：人的多重之我，神性—精神原型及神性—人对应、感应、顺应与合一的存在结构—这是人的信仰型存在结构，也是人基本的精神性存在结构，也是诗意性存在的

孔教如何从晚清社会制度的固有部分崩解成为“游魂”，如何一步步被负面化乃至被打倒？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孔教论争聚焦在国家建构是否需要孔教、如何安置孔教。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陈焕章、马相伯及新文化运动诸君，基于对孔教与革命、孔教与中华文明维系、孔教在国家建构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认识，公开在媒体上争论孔教的定位和性质。争论中，康有为希望通过改革孔教达到强国目标的主张逐渐受到批判，立国不需要孔教、孔教不是宗

百年来，唯物史观的传播与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走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陷入低潮时，思想界却掀起了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唯物史观传播热潮。这次热潮的兴起正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向何处去”现实问题的回应与关切。当时各派知识分子都对唯物史观抱有极大兴趣，对唯物史观性质和基本理论作出了不同的判定和阐释。本书重点探讨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