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

一、战前中国图书馆事业状况。卢沟桥事变前，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这是以“一会三馆”为代表的图书馆界、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我国图书馆事业遭受重创，东方图书馆被日军焚毁，损失书籍50万册以上。日本的侵略，尤其文化侵略，暴露了日本的文化野心，也打断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良好发展势头。我国图书馆界提出本位救国，应对危机。二、中国图书馆界的战时转型。卢沟桥事变后，我国图书馆界支持全面抗战政策，展开战时动员工作：一方面，图书馆界探讨图书馆的战时转型或设立阵地图书馆等问题；另一方面，以国立、省立、大学图书馆为基干，图书馆界展开珍贵文献转移活动。我国图书馆界通过不同平台，推进战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三、战时图书馆的损毁调查。中华图书馆协会对战时图书馆的损毁调查十分重视，一则搜集各种关于战时图书馆损毁的调查报告，公诸于众。二则请求协会会员或相关人士协助进行图书馆损毁调查。中华图书馆协会从事战时图书馆损毁调查显示：日本对我国的文化侵略是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进行的，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内容之一。该项调查向国际社会揭露了日本摧残我国文化事业的罪行，激励国人奋起抗战的民族精神，为战后向日本文化索赔提供了坚强依据。四、向国际社会征集书籍。为了弥补因日本侵略而造成的书籍缺失，我国图书馆界向国际社会展开征集书籍活动：中华图书馆协会向欧美各国征集书籍。战时图书征集委员会于1939年开始征集活动。图书馆界征集的书籍，部分满足了国内各大学、科研院所对外文书籍的需求，也向国际社会揭露了日本在我国的文化暴行，加强了我国与欧美大国之间的文化合作与交流，客观上配合了中国政府的国际宣传。五、推动战时西部地区图书馆建设。西部地区的图书馆建设，主要包括四川省立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中央图书馆、西北图书馆等。中华图书馆协会在西部地区的图书馆建设规划、图书馆筹备、图书馆维持等方面建言献策，贡献良多。西部地区的图书馆建设，适应了战时文化建设的需要，形成了我国新的文化基地，促进了大后方的文化发展，在文化抗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六、筹划战后图书馆事业的复兴。1943年，旅美学者发表战后中国图书馆复兴设想，拉开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复兴的大幕。1944年，我国图书馆界正式启动了战后图书馆复兴工作。我国战后图书馆复兴，对内依靠图书馆界的努力推进，对外寻求美欧大国的支持。图书馆界接受沦陷区的文教机构、接受欧美大国的书籍援助，为民族复兴的文化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图书馆界与欧美图书馆界密切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设，使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结论。战时图书馆界立足本位工作，支持全面抗战，区别于军事抗战、政治对抗，是一种文化救国，开辟了具有图书馆特色的文化救国模式，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