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生卒年月日考

演说辞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撤战争史》（以下简称《伯史》）中约占1/4篇幅，是其作品的特色。将演说应用到历史作品的传统中，修昔底德的演说辞是十分突出的。这种极具特色的写作方式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和分歧。本书试图从修昔底德《伯史》中大量演说辞的视角出发，分析《伯史》中大量使用演说辞的原因，探寻演说辞的真实性，进而阐释修昔底德在《伯史》中大量运用演说辞的创作手法值得重视与借鉴。从而揭示演说辞所体现的那

《周礼》载：“以嘉礼亲万民”，作为我国古代礼仪制度“五礼”之一，嘉礼是内容最为庞杂且关乎普通民众的礼仪制度。本书以宋代嘉礼为主要研究对象，主要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首章讨论我国古代“五礼”制度的形成、嘉礼内涵的演变以及宋代文献中嘉礼条目的分类。第二至第六章分门别类讨论宋代登基礼与大朝会、上尊号仪与册封礼、宴维与巡幸之礼、冠弃与婚嫁之礼、养老与乡饮酒礼。最后两章主要讨论宋代嘉礼与宋代社会的相互关系。其

本书对朱熹史学思想进行了整体研究。朱熹以天理论作为理论基石，其历史哲学分为天理、事势、心术三个层次，具有“以理阐史、以史证理”的治史特色，完整地构建了义理史学体系。朱熹在史著编纂上强调史体互补，论证的史家心术是刘知幾史家三长到章学诚史德论的中间环节。本书考证了《资治通鉴纲目》的成书过程，否定了四库馆臣沿袭宋末王柏的该书为赵师渊所撰的观点。在朱熹被“圣人化”的过程中，其史学思想中的落后因素对后世产生

西安事变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一个特大历史事件，直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为了隆重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对西安事变八十年研究进行系统总结，继承和弘扬西安事变抗日爱国精神，以利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开创西安事变研究的崭新局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师生集体编写了《西安事变研究备要》一书

本书首次系统地梳理了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全球史领域的研究实践：探讨了什么是全球史；分析了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观的提出、全球史视野中的欧洲历史、对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对全球史的宏观阐释框架；然后，在以欧盟为例考察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本质的现实基础上，在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研究全球史的理论基础上，总结了巴勒克拉夫作为20世纪中期西方全球史的首倡者对全球史发展的学术贡献及其历史局限。

近代中国的准条约是洋务运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最初以电信、铁路、开矿等近代工业为内容，与近代化议题密切相关。由于准条约涉及对外经济事务，在外交职责划分并不清晰的晚清时期，企业在很多时候承担起对外交涉的职能，并由此演化出具有自身特色的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责任或国家责任。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准条约与近代化密切相关的主题出现了变动，虽然电信、路、矿等准条约依然存在，但政治贷款开始出现。

本书关注研究经典文献学术思想史、先秦史所涉及的一些关乎基础的观念和方法，有反思也有探索。提倡用百家考查学派，用诸子游仕年考查诸子，用“主体部分”、“主题思想”考辨古书形成，同时提出同文同源说、族本说、言公与私义说、历时性研究法、二重证据法的规则、押韵法等。有一些并不是笔者的发明，只不过是在前贤时哲的基础上专门加大了论述，加以专名，以此凸显其重要性，加以提倡，比如考察诸子游仕年、同文同源说等。

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历史哲学界所争论的核心问题，而且是一个关涉全部人文社会科学合法性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思想的内涵逻辑”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澄明了人类现实的历史。一方面，马克思把对个人的理解诉诸人们所创造的现实历史，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对现实历史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寻求现实个人的解放道路。重新彰显马克思对“现实历史”的存在论澄明，不仅有利于破解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教条化理解，而且有利于在学理

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注重史学理论，着眼于中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提倡学术争鸣，以繁荣和推动历史科学的健康发展。本书主要刊载史学理论、中国历史研究、历史文献学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