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的音乐性研究

作为兼善戏剧和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家，陈彦的写作既得益于极为丰富的生活经验，亦受惠于底蕴丰厚的中国戏曲和文学传统。努力在时代总体性的宏阔视域中观照并处理普通人的生活和生命经验，塑造具有时代典范意义的人物形象，且在坚守雅正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上融通中国古典传统，以开出文学的新境界，为陈彦作品的基本特征。《西京故事》《装台》《主角》以及新作《喜剧》皆是如此。将现代戏《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及

本书在幽灵批评的理论视域下，从四个方面阐释当代英国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叙事特征。首先，在语言上，新维多利亚小说采用腹语术，挪用维多利亚时代的词与物，在与前辈幽灵的对话与磋商中努力再现历史真相。其次，在文本上，新维多利亚小说打破线性叙事，使文本成为幽灵游荡的空间性场所，以表征幽灵超越在场与缺场的悖论。再次，在主题上，新维多利亚小说着重再现“另一类维多利亚人”的创伤，揭示这些创伤如何以幽灵的形式对后代造成

本书立足于史料研究与文本细读，运用比较文学和接受美学的相关理论，以谷崎润一郎与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从谷崎润一郎与中国现代文人的交往、谷崎润一郎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谷崎润一郎与创造社、谷崎润一郎与狮吼社以及谷崎润一郎与南国社五个方面，对研究对象展开了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并将其放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特定的接受语境之下探究此种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具体表现形态，考察中国现代作家对谷崎

南宋孝宗乾、淳年间，辛弃疾、姜夔先后登上舞台，后世词坛始终未脱其藩篱。历代词学家都认识到该时段的重要性但却褒贬各异。具体来看，孝宗词坛打破了晚唐以来艳情词占主导的创作局面，咏物、述怀、说理、祝寿、节序等主题得到突显，“以诗为词”彻底实现，议论与用典极为普遍。与此同时，文人创作与社会娱乐需求出现分离，坊间编选歌本仍以北宋词为主，《草堂诗余》即为典型代表。通过对苏轼和辛弃疾这两位伟大词人进行比较，亦可

本书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语言学、比较文学、文本细读、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方法，遵循“文化还原”和“双重发现”的探索路径，对两湖现代文学文本、传统典籍、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三重参证，双向考察地域文化视野中的两湖现代文学创作和两湖现代文学中的地域文化书写。作为整体感觉文化区的两湖现代文学，在历史叙事、武陵地域、中部地域及东部地域书写方面，内蕴热心向洋、九死未悔与冷眼观世、逍遥自适的张

国家想象研究一度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但尚有开拓和掘进的空间。抗战和内战的特殊语境滋生了新的文学思想和表达，也影响着此后的文学转折，四十年代庶几堪称现代文学国家想象的最重要阶段。本书将文学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考察，运用各类文献，以文史瓦证的方法，讨沦不同知识群体对新中国的认知与构想，细究文学与政治的内在联系，从而揭橥现代文学及知识分子传统的繁复面貌。

《药栏诗话》是晚清云南著名诗人严廷中的一部重要诗学著作。本书以云南省图书馆藏《药栏诗话》为底本，进行详细校勘、注释与笺补，并辑录严廷中传记、诗文序等相关重要文献。本书是《药栏诗话》的首次系统整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文艺理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中国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些文艺论争对当时的政治走向的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文艺进入到思想文化领域的核心地带的状况，到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对推动意识形态转型的重大意义，再到新世纪头十年文艺学研究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本书都作了认真的研究。本书的特点在于，作者并不是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七十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