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人论美国文学

当代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内容丰富，成果斐然。从五十年代的学科初创，到八、九十年代的重建、调整，学科发展道路曲折复杂而又始终充满了活力。本书在简要勾勒学科发展概貌，分析不同时期现代文学研究基本旨趣、基本特点的基础上，分专题介绍、评析了七十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在文学思潮与社团流派研究、重要作家作品研究、文体研究等领域所取得的主要成就，力图为总结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经验，展望学科发展未来，提供一份有益的借鉴。

本书以英国维多利亚时期作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的小说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了她的三部代表作《克兰福德镇》《北方和南方》和《妻子与女儿》，通过叙事学理论和文化政治批评视角，深入发掘了盖斯凯尔在作品中如何为建构维多利亚时期女性地位所做出的努力，而同时又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保守性；指出了作者生活与其虚构作品之间的密切关联：生活中的盖斯凯尔在性别意识形态立场上的不确定性使她的作品隐含着难以摆脱的、不同程度的保守特

本书采用接受美学、解释学等方法研究罗兰·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罗兰·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构成了他的四张面孔：20世纪80年代初的“形式主义者”，20世纪8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者，20世纪9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者，21世纪的大众文化批评家。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展现了中国当代文论发展史的一个侧影。本书力求通过研究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史，为相关领域的学者借鉴西方文论提供参考性建议。

作为非洲首位“诺奖”获得者以及“非洲的莎士比亚”、“英语非洲戏剧之父”，尼日利亚作家沃勒·索因卡的写作具有典型的后殖民文化特征。他的“黑皮肤、白面具”症候表现为他既植根于非洲本土的文化资源，也融合了古希腊以来的欧洲文学传统，以“文化混杂”的身份反抗殖民主义权威。索因卡从本民族宗教神话资源中构建了“约鲁巴神话世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话美学”，并创造性地开创了一种“仪式戏剧”的新形式。索因卡同时是

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对外传播与文化软实力问题密切相关。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软实力的强弱对比对文学传播有着明显的促进或阻碍作用。中国文学的兴衰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内在根基的一个探测器，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状况更反映了文化软实力的此消彼长。本书的基本内容是从文化软实力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历史变迁，以中国文学传播的大量实例论证文化软实力的特征、规律和策略，分析文化软实力与文学对外传播的关系，探讨两者相

认识屈子《楚辞》，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伯庸的长子屈瑕由此得姓氏，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北方的途径是汉高祖九年，迁徙楚国的屈、景、昭三族和齐国田氏充实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南方的途径，

本书以明代文言小说中汇编类作品为研究对象，立足文献考证，从文体类型与文献类型两种维度透视明代文言小说汇编现象，选择志怪体、世说体、博物体、小说丛书等汇编类型为代表，清査其文献家底，提炼其审美特征，阐释其文学成就，探究其学术贡献。在个案研究基础上，对明代文言小说汇编之兴盛背景、体例样态、价值及阙失等做了整体观照。

本书分四个阶段回顾了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的历程。第一阶段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1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是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研究领域也逐步扩大。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则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港台地

南宋罗泌的《路史》，是一部保存有极为丰富的辑佚资料的神话学著作。本书首次全面且系统地考察了罗泌的家世和《路史》的文献学及神话学价值。考察时，本书以对《路史》文献构成所做的全面细致的梳理为依据，既揭示《路史》文献来源的丰富性及其在辑佚方面的独特价值，又凸显罗泌搜集神话传说资料来构拟上古帝王谱系时，陷于“驳杂而无伦”的困境，非刻意为之，而是受“神话历史”思维的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