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中统前身之党务调查科5

还是4月8日这一天，蒋介石早早就以总司令的身份发布公告，查封了听从武汉那边的指挥部，并且声称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唆令党羽、引起暴乱、实乃丧失本军之信用，妨碍北伐大计，于是下令软禁了邓演达，让其只能喘气、不能发话！而4月9日，蒋介石继续下令，在远在三百公里外的南京实施了一系列抓人、暗杀事件。其中包括张曙时和侯少裘等。4月10日，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既已解散，而白崇禧则解除了工人武装的最后一道防线。此时空气中已经响彻“打倒共产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街上的人似乎早已经嗅到一丝血腥味……“四一二”马上就要来了，一个令人悲伤、灾难、永远无法被人遗忘的事件到来了！

7.“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说起“四一二”，不得不提上海滩青帮三个大佬：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三个人物可谓是当年上海滩上呼风唤雨的人物。蒋介石刚刚出道的时候也是青帮成员，而蒋介石的拜把子兄弟、陈立夫的叔叔陈其美也是青帮成员。如此看来，蒋介石在上海滩与三个大佬强强联合是避免不了的，随着白崇禧的加盟，几个人合力上演了一场绝美的“黑白配”！

先说说三黑之一黄金荣，祖籍余姚（老板菜产地），苏州出生，字锦镛，小名和尚，绰号麻皮金荣。此人当过学徒工，也干过名声不太好的巡捕，后来来到上海，学了一套勾结幕僚、政客的本事，一步一个台阶，从一个小爪牙蜕变成了青帮头头，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流氓大亨”，彰显其流氓本质。在上海滩，黄金荣自然是人民的敌人，同样也是共产党打击的对象，如此看来，当时他决定参与“四一二”时，也是合情合理的。

三黑之二杜月笙，名镛，号月笙。其人生性机灵狡诈，善解人意，后来得到黄金荣的赏识，成为其亲信，帮助黄金荣贩卖鸦片。后来杜月笙与黄金荣、张啸林组织中华共进会，后参与了“四一二”，并且设计陷害上海工人运功领袖汪寿华。此人还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做人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

三黑之三张啸林，浙江慈溪人，原名小林，乳名阿虎，号啸林。此人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喜欢寻衅滋事、游手好闲的小混混。后来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人结为把兄弟。“四一二”张啸林率领敢死队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后得到蒋介石提拔，任命为“海陆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一职，享受少将军衔。

所谓“一白”指的是白崇禧。白崇禧是广西人，桂系军阀，有“小诸葛”之称。其人在台儿庄大战、桂南战役时有过出色的抗日表现，算是爱国将领。但他也是“四一二”的制造者，先后几次秘密参加反共会议。尤其是4月2日那次会议，白崇禧发言最多，反共决心十分坚定。他曾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以后，工人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武器，有自己的首脑，根本不服从军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势必会引发外国人的严重不满，导致战争！如此一来，将严重影响北伐步伐。”白崇禧还单独提到三黑：“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是坚决反共的，而且他们也有武装力量！”言外之意，白崇禧对“共产党”亦是恨之入骨。

黑白配上场后，随着蒋介石“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发出，“四一二”算是开始了。各地爪牙们接到指令后，如同打鸡血般兴奋异常。而在上海，黑白两道各自行动。其中杜月笙用了“调虎离山”这一招，把汪寿华骗至杜宅，最后将其活埋于上海郊区的枫桥这个地方，汪寿华成为“四一二”第一个牺牲的共产党员。

60年后已经耄耋之年的陈立夫再次回忆汪寿华时，说：“那完全是一个有来无回的鸿门宴！”可见，当时设计陷害汪寿华的幕后人，也有陈立夫。

如果蒋介石是“四一二”的制造者，而白崇禧、陈果夫、陈立夫则是“本次事件”的具体指挥者。4月12日半夜，白崇禧安排的上百名特务、青帮流氓全副武装，身穿蓝裤子，臂缠“工”字标，从法租界乘着黑色轿车散出（有点黑社会的感觉）。

此时多数人还在睡梦中，那些可怜的工人运动的发起者，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伴随着一声枪响，大难临头的时候来了。

青帮和特务们一路沿着道路狂奔，大呼小叫着……也有一些人则见东西就摔，见人就打，不分青红皂白。

当另外一群流氓杂碎们疯狂进攻上海市总工会以及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时，则大演苦肉计，以备让及时赶到的驻军以制止械斗为借口，强行缴下工人纠察队员手里的枪械，总共1700多支。此时纠察队员毫无反抗能力，遭到了反动军队和流氓们的殴打、袭击。最后打死打伤数百名纠察队员，上海总工会和纠察队指挥部被占领。此时才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

就在这时，枪声开始连连响起。工人纠察总队的指挥顾顺章（后来成为共产党内最危险的叛徒）到总会馆视察，结果遇到六十多名反动军人的围攻。后来这一股反动军人的头头向里面的纠察队员喊话：“我们只缴械，不杀人！请你们把武器放在地上，不要还击！”

此时顾顺章大义凛然、不畏生死：“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凭什么缴我们的械……我们是革命军！”顾顺章的话没有起作用，枪械还是被缴了，而且人也被扣押到上海宝山路天主堂二师司令部内。

此时天微微亮，但是上海总工会外已经一片狼藉，死伤人数众多，上面布满了打砸留下的一摊摊血迹。事情发生后，为了掩人耳目，白崇禧在上海发表了一个声明：“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当此戒严之际，且前方军事正在进行，本司令官等为巩固后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严行制止。已将该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并派员与上海总工会妥商善后办法。”同时，白崇禧还声称如发生罢工，“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声明发布之后，满城上下贴满了告示，警告工人不准搞“罢工”、不准“集会”，更不准“示威游行”！

此时上海的工人力量遭到了重创，而主要指挥人周恩来等人也被扣押，上海滩重回蒋介石等人之手。但是集会、游行并没有在“暴力”中结束。第二天，也就是4月13日，上海地下总工会再次发布通电，号召全上海的工人继续罢工，反抗到底。于是这一天，各个机关的工人开始罢工，有学生、工人、司机、海员等等，扛起反抗大旗，在全市开始游行示威。

刚刚离开不久的蒋介石打电话给陈立夫：“立夫，上海的事怎么样了？”

陈立夫说：“共产党还在组织力量反扑，我们正在想办法控制！”

“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上海……”蒋介石语气强硬，毕竟上海是“小金库”，没有“小金库”支撑，蒋介石就没法闹“革命”！陈立夫接到命令后，立刻下令各组织进行抓人！如再不行，就开枪！

4月13日临近中午的时候，天突然下起大雨（似乎老天有眼），上海闸北区的工人们向上海军事当局施压，要求军民当局给予正面回答。而此时，接到上级指令的第二十六军二师突然向示威的工人们开枪扫射。顷刻间，集会的场所变成了“血腥”的海洋。惨叫声、呼喊声混杂在一起，场面十分混乱。枪声持续了15分钟，地上已经躺下数百人，鲜血染红了集会广场，血流已经成河。

当时美国记者路易斯·斯特朗目睹了“四一二”在上海发生的一切，她这样写道：这是蒋介石召集九名妇女组成的团体，以负责妇女的组织工作，使妇女受到尊敬，并把她们从突然觉醒的华中妇女受到鼓舞的野蛮、赤色的革命热情中解救出来。这九个成员中有五个在美、日、法、德留过学……她们聪明、文雅，渴望提高中国妇女的地位。可实际上只是给每日在屠杀工人领袖的政权加了个文雅的门面。她们闭目不见血淋淋的恐怖行径，却管它叫“恢复正常秩序”。她们很容易这样做，因为她们从未亲身经受过中国苦力及农民的痛苦。在她们看来，农民在湖南革命暴动时杀死一个地主或学者比为恢复军事秩序而绞死二十名工人更可怕。在她们那充满阳光的委员会屋子的墙上，挂着印刷的标语：扫除文盲、保护女工、改造家庭，其中还杂有“打倒共产党”。（摘自《千千万万中国人》）

后来这名美国记者亲身体会到上海已经是“血腥屠杀”的地方，根本不宜久留，之后便离开了上海，去了即将走到终点的“国民政府”武汉避难。

而上海的事情还没有结束，同民族之间的屠杀绝对是不可饶恕的，是人类历史上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而这个错误的制造者就是蒋介石，而实施者就是陈立夫、白崇禧们。4月13日，枪声响过之后，陈立夫吩咐陈群的事已经开始落实了——一个自称“上海工联总会”的组织突然代替了上海总工会。13日下午，上海总工会被查封、取缔。共产党人费尽心思组织起来的工人力量就在两天之内瓦解了，实在令人痛心！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势力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以“清党”为名，清洗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于4月6日指使军警采取突然行动，包围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和国民党左派、苏联使馆人员以及居民等八十余人。广东一地，就逮捕杀害了共产党员二千多名，其中包括萧楚女、熊雄等人。而远在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也纷纷响应蒋介石的号令，采取了“清党”，一时间全国上下陷入到白色恐怖之中。

4月14日一早，上海知名人士郑振铎、胡愈之、吴觉农等七人联名上书，强烈谴责军方暴行。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军方总指挥白崇禧则安排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王瑞华，兵分两路抵达上海临时市政府，封闭了市政府。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蒋介石只能完全撕下面具，他发布了《清党公告》，正式与共产党决裂。公告声称：照得此次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国民党内跨党之中共党员等有谋叛证据，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各委员在所在各地将首要个人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于活动，致酿成不及阻止之叛乱行为，仍须和平待遇，以候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全体大会处分等因。（选《蒋介石言论集》）声明发表之后，随即电令各军师长逮捕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副主任郭沫若以及军政部主任李富春、朱克靖、林祖涵、彭泽湘、廖乾等跨党分子。而其提到的“和平待遇”一直是蒋介石作风，只不过一句客套话罢了。

4月17日，由于共产党和左派长老级人士联盟上书给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此时又觉得蒋介石过于嚣张，于是下令开除了蒋介石的党籍和军衔。但一天之后的4月18日，蒋介石却在南京立山为王，成立了新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分庭抗争。

随着南京政府的成立，两个有名的权力要会“中央组织委员会”和“中央宣传委员会”也成立了，而这两个委员会的头头分别是陈立夫和陈果夫。从此以后，国民党内的“CC”派也就逐渐成形了。只不过此时的陈立夫，主要任务还是“清党”。在他的建议下，远在广州的黄埔军校也成立了“清党”检举委员会，誓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里的共产党。

陈立夫俨然已是蒋介石眼里的红人，就像有人常说的一句话：某某人，我放心！此时的蒋介石也对陈立夫十分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