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最爱读国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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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董仲舒对策(2)

平常不培养士人而想求得贤才,就好像不雕琢玉石而想得到美玉一样。培养士人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兴建太学;太学,是贤士的来源,是推行教化的根本。现在,让一郡、一国的所有民众都来应对,而没有一个符合诏书要求的人才,这说明上古圣王之道已经灭绝了。臣希望陛下兴建太学,招徕学识渊博的老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试以便学生能全面表现自己的才能,就可以得到杰出的人才了。现在的郡守和县令,是百姓的表率,其职责就在于上承仁德而向下传播教化;所以,如果这些表率人物无德无才,君主仁德就不能传播,恩泽就不能流布。现在的官吏都不能教化民众,有的人还不遵守朝廷的法度,残酷地虐待百姓,与坏人勾结,百姓贫困孤弱,冤屈痛苦,无法维持生计,十分不合陛下的心意,所以阴阳失调,凶邪之气盛行,万物缺乏养育,黎民百姓没有得到救济,这都是官吏不称职造成的后果!

原文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①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②(zī),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yáo)③,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

注释

①二千石:汉官秩,指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②訾:资财,汉初规定家产在十算(一万钱)以上才可以授予官职。③浑殽:混淆。

译文

官吏大部分出自郎中,中郎、二千石官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以家有资财为条件,所选的人未必是贤能的人。而且,古代所说的"功",是按照任官政绩的好坏来区分大小,并不是指任职的累积时间;所以,本事小的人,即使是任职时间很长,也仍做小官,贤能的栋梁之才,即使是任职时间很短,也不妨做辅政大臣,所以,官吏们都尽心竭力,一心做好本职工作而建功立业。现在就不是这样了。累积时日就可以猎取富贵,任期长久就可以升官晋职,因此,廉洁与耻辱相互转化掺杂,贤能和不肖混淆,不能判明真伪。我认为应让列侯、郡守、二千石官职的官员,各自从所管理的官吏、百姓中选择贤能的人,每年向朝廷选送二人,到宫中服务,而且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观察大臣的才能高低;选送的人有贤德,就给以赏赐,选送的人不好,就给以惩罚。如果这样,所有二千石官员都会全力以赴地寻求贤人,天下的人杰都可以成为国家官员而为皇上效力了。把天下的贤人都吸收到朝廷中来,那么,三代圣王的功业不难于造就,而且尧舜的美名也可以企及。不要用任职时间长短计算功劳,而以实际考察出来的贤能为上,根据各人才能大小给以不同的官职,核查品行的高低而确定不同的地位,就会使廉洁和耻辱、贤与不肖区别得很清楚了!

原文

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巨,故圣人莫不以暗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己,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销膏而人不见也;此唐、虞①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②之可为悼惧者也。

注释

①唐、虞:指前文的尧、舜。②桀、纣:夏桀、商纣,分别是夏商的亡国之君,都因为统治残暴而亡国。

译文

我听说积少成多,积小成大,所以古代的圣人,没有一个不是由默默无闻变成美名远扬,由卑微达到显赫的;比如,尧起自诸侯之位,舜兴起于深山之中,都不是一日之内突然显赫起来,而是逐渐达到的。言语是由自己说出来的,不能阻塞;行为是由自身做出来的,无法掩饰;言语和行为,是治理天下的重要内容,君子正凭借着它而感动天地。所以,能做好一切小事的人,才能成就大业;能注意一切细微的人,才能功德彰明。本身积累善德,就像人的身体长高那样,每天都在增长自己却不知道;本身积累恶行,就像灯火消耗灯油一样,自己也没有察觉;这正是唐尧虞舜成就美名和夏桀商纣令人悲悼恐惧的原因。

原文

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mào)①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②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

注释

①眊:原意是眼镜失神,看不清楚,此处指昏乱不明。②文:此处指礼义、礼节。

译文

快乐而不淫乱,行善而不厌倦,这就是"道"。遵循道行事,万世无弊害;只要有弊害产生,一定是因为没有按照道行事。先王之道被偏废了,就会出现政治昏乱政令不行,用偏废的王道补救积弊就对了。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侧重点各有不同,并不是它们相互矛盾,它们都是为了医治社会积弊,只是由于各自面对的情况不同而已。所以孔子说:“要说无为而治的人,应该是舜吧!”舜改换历法,改变衣服颜色,只是顺应天意罢了。其余一切都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改变过什么呢!所以,圣明的君主,有改变制度的名义,而没有改变治道的实际内容。然而,夏代推崇忠直,商代推崇恭敬,周代推崇礼仪,形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因为它们要各自补救前朝的缺失,必须使用各自不同的方法。孔子说:“商代继承夏代的制度,所做的增减改变是可以知道的;周代继承商代的制度,所做的增减改变也是可以知道的;若有人继承周代,就是过了一百代之后所实行的制度,也可以推测得出来。”这是说百代君主所用的治国之道,也就是夏商周这三种了。夏代是继承了有虞氏的制度,而孔子唯独没有说到两者之间的增减,是因为两者的治国之道一致,而且所推崇的原则相同。道之所以精深博大,是因为它来源于天,只要天不变,道也就不会变;所以,夏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三位圣王相互授受禅让天下,而遵循相同的治道,是因为其间不需要补救积弊,所以孔子不说他们之间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一个大治的朝代,继起者实行与原来相同的治国之道;继承一个政治昏乱的朝代,继起者一定要改变治国之道。

原文

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lì)①而陵夷②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③,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④!此民之所以嚣嚣(áo)⑤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juān),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民不乐生,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⑥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⑦,无可为者矣。

注释

①缪盭:盭,古时"戾"字;错乱、违背。②陵夷:衰落、衰败。③末:古时将四民中"士农工商"中的工商称为末业。④虖:通"乎"。语气词。这里表感叹。⑤嚣嚣:埋怨愁苦的声音。⑥《易》:又称《易经》《周易》,相传是伏羲氏和周文王根据洛书河图演绎归纳而来。⑦公仪休之相鲁:公仪休是春秋时鲁国的丞相,很喜欢吃鱼,有人就送了一条鱼给他,他没有接受,他的弟弟对他说:“你既然很爱吃鱼,为什么又不接受人家送的鱼?”公仪休回答说:“因为我爱吃鱼,所以我不能要他的鱼。”--接受了鱼,要是罢免了宰相,就不能自己想吃鱼就吃鱼了;不接受人家送的鱼,当宰相不被免职,就可以长期自给有鱼啊!

译文

汉朝是在大乱之后建国的,似乎应该略为改变周代制度的过分强调礼仪,提倡夏代的忠直之道。古代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同是这一个天下,为什么古代与现在相比,却会有那么大的差距!为什么败坏到如此程度?也许是因为没有遵循古代的治国之道吧,又或是因为违背了天理吧?

天对万物也有一定的分配赐予:赐给利齿的动物不再长犄角,赐给双翅的鸟类只有两只脚,这是让已受大利的,不能再取得小利。古代那些接受俸禄的官员,不许靠气力谋食,不得经营工商末业,这也是既得大利就不能再取小利,与天的旨意是相同的。那些已得大利又要夺取小利的人,连天都不能满足其贪欲,更何况人呢!这正是百姓纷纷怨叹困苦不足的原因。那些达官显贵,身受朝廷荣宠,家庭富裕又享受丰厚俸禄,凭借着既富又贵的资本和权势,与平民百姓争利,百姓哪比得上他们呢!百姓年年月月地被削弱,最后陷入穷困。富裕的人奢侈成风,穷困的人苦不聊生;百姓生活都很困难,怎么能避免犯罪呢!这正是刑罚繁多却不能制止犯罪的原因。天子的官员,是平民百姓观察仿效的对象,是远方各民族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观察仿效的对象;远近的人都观察和仿效他们,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去做平民百姓所做的事呢!急于追求财利,经常害怕穷困,这是平民百姓的心理状态;急于追求仁义,经常害怕不能用仁义去感化百姓,这是官员应有的意境。《易经》说:“背着东西乘车,会招来强盗抢劫。”乘坐车辆,这是君子的位置;身背肩担,这是小人的事;《易经》的这句话,是说居于君子尊位而去做平民百姓的事,这样的人,一定会招来祸患。处于君子的地位,就要做君子的事,除了像公孙休那样明白什么是该接受的,什么是不应该的,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原文

《春秋》①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②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③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④。

注释

①《春秋》:鲁国的编年史,据传是由孔子修订。②百家:对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校派别的总称。③六艺:指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④江都相:江都是汉景帝之子易王刘非的封地,汉初分封诸侯国,诸侯国也有一套行政系统,包括各级的官员,地位低于中央官员。

译文

《春秋》所推崇的天下一统,是天地间的永久规则,是古往今来公认的道理。现在,每个老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应该遵守什么。我认为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应当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就能使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天子对董仲舒的策论给了很高的评价,授予他江都相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