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汪曾祺(2)
汪曾祺再度开始写作小说，就在大家所说的“新时期”，就是他年近花甲被许多人说成“老作家”的时候。那是从年龄着眼的。若说写东西的时间，他其实并不算长。但造化给予他的经历与体验，却与写东西的年限无关。汪曾祺再度出山，笔下功夫就不是一般初出道者所能比肩的了。所以那时一些人盛赞“有一个汪曾祺”，也有不少人四处打听：汪曾祺何方神圣？当然还有人对汪曾祺摇头不止，或因为他写的东西不是正宗的现实主义，或相反，认为他的东西太现实主义了。汪曾祺的意义，大约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为许多人认识，那时文学过了它激进却浮躁的阶段，许多作家都在为下一步怎么走大犯踌躇。人们突然发现，有一个汪曾祺不动声色地以他扎扎实实的作品，为真正的文学追求提供着独特的思考和实践。
事情就是那么有意思：汪曾祺并不在意人们对他的评价，但是时势发展到这样的阶段，他的创作事实上接上了中国很有意义的两个阶段，把一种新的启示提供给许多人。那就是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妹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延续下来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在汪曾祺那里得到了承上启下的发展。“现代抒情小说”着意挖掘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却又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性格”的大题目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艺术表现之中，借民生百态的精细刻画寄托深沉的人生况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愈演愈烈的年代，这一类小说自然趋于式微，现在有一个汪曾祺出来，便犹如地泉之涌出，不但赓续了这脉络，而且带出了久被冷落的20世纪40年代的新文学传统。
这就是这个创作年龄不长的“老”作家汪曾祺，以不多的一些作品令文坛瞩目的主要原因，汪曾祺对自己的创作其实清醒得很。他多次直言不讳地如此“夫子自道”：
“……即使我有那么多时间，我也写不出多少作品，写不出大作品，写不出有分量、有气魄、雄辩、华丽的论文。这是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
对自己是这么看，对别人尤其是对年轻人呢？他如是说：
“我希望青年作家在起步的时候写得新一点，怪一点，朦胧一点，荒诞一点，狂妄一点，不要过早地归于平淡。三四十岁就写得很淡，那，到我这样的年龄，怕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个意思，我在几篇序文中都说到，是真话。”
近年来，汪曾祺小说写得不多，但创作散文随笔不辍，陆续结集有《蒲桥集》《旅食集》《塔上随笔》《榆树村杂记》《汪曾祺散文随笔选》等近十种。今年北京夏天大热，酷暑难耐之际，汪曾祺也仍然不得不“案牍劳形”，他为香港三联书店编选了专门给香港中学生看的《沈从文小说选》，又给深圳海天出版社编了一本自己的散文随笔集，同时，由于担任云南《大家》杂志的散文栏目主持人，除了需要看不少散文外，自己也必须写点什么，再加上一些文学评奖请他做评委，等等。他在电话里诉苦道：“这么热的天，真像是要过不去了，还要打杂……”想象一下一个老人汗流浃背的模样，心里确实有几分不忍。所幸立秋已过，但愿他的日子如今能好过一些。
真是个好老头！
4.说不尽的汪曾祺
何镇邦
我已写过不少篇关于汪曾祺的文章，散见于近年来的报刊的边边角角上，大多是流于闲聊式的，从他的喝酒聊到他的美食，从他的为人聊到他的为父，从他的初恋聊到他的少作，从他的书画聊到他的出游，还很少正面评论他的创作的。这大概由于我同汪曾祺的交往不是一个评论家同作家之间的“业务往来”，而是作为忘年交，作为文学上的师与徒来往的。我从不称汪老为老师，但称他的夫人为“师母”，这就是证明。这一篇，仍然是属于闲聊的，因为说起汪曾祺来，似乎仍有不少的话可说，汪曾祺作为当今文坛上的一个好老头，关于他的话题是说不尽的。
一
汪老的小女儿汪朝曾用做鉴定式的语调说，她爸爸的任务是写美文与做美食。这的确是有很强的概括性和权威性。汪老的人生追求是和谐的美，是为人间创造美，为“人间送小温”。写美文与做美食于是成了他的两大任务，美文广大读者均可鉴赏，美食只有他的亲友才能品尝到。我无论在私下或公开场合，都称汪老为“全方位美食家”，因为他不仅能品尝鉴定，更重要的是会操作。在制作美食方面，他的严谨态度胜于美文。从采购、配菜直至掌勺，每道工序他都一丝不苟。因此无论是淮扬菜系的名菜煮干丝，还是川菜名菜东坡肘子，抑或北京地方小吃爆肚，此外还有风干鸡、拌菠菜等小吃，都做得美味可口，令品尝者赞不绝口，于是美食家的美名在文坛上不胫而走。其实，汪老在制作美食方面的特色是“粗菜细作”，这一点我在别的文章中提及过。例如拌菠菜，是一种非常粗俗的便宜的菜肴，他也一丝不苟地制作，除菠菜洗净切好用开水焯过外，还要拌上海米、豆腐干丁、肉丁、香油等配料，当然十分爽口好吃了。近年来，由于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汪老已不大亲自下厨了，但对于制作膳食仍乐此不疲，经常到市场上亲自采购，回家后指导儿子、女儿或小保姆制作。前不久，老头子买到一个满意的牛肚，亲自操刀制作爆肚，还打电话约我和林斤澜一起美餐了一顿。他的爆肚，既脆且鲜，配料精致，可谓一绝。
其实，汪老在写美文与做美食之外，创造美的另一重要形式是写字作画。他出身在一个书香之家，祖父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父亲也是位名士，并是高邮一带颇有名气的书画家。他从小跟他的父亲学画练字，当然是从他父亲作画时研墨铺纸等服务工作做起，耳濡目染，少年汪曾祺也逐渐喜欢上了书画。他主要是画花卉，墨荷、紫藤、兰花等也是他画面上经常出现的，偶尔也画梅花、牡丹、菊花。1958年因错划“右派”被送到张家口地区一个农科所“劳动改造”后，由于在那几年中干的活主要是给多种葡萄喷洒农药，于是他熟悉了各种葡萄，近年来，他的画面上也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葡萄了。他画的葡萄，鲜鲜的，令人垂涎。汪老的中国画，大致是写实与写意相结合，多有别致的题款。今年春节前，他乔迁新居，在他新居的厅堂里，挂着一巨幅的梅花图，颇有气势，题上了这么一首南朝乐府：“涉江采芙蓉，澜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诗情画意，更是令人赞叹不已。他的书房茶几上方挂着一条幅，是他六十八岁生日前所画，画的是黄牡丹，求神似而不求形似，不仅是写意的，且有点用象征，有点现代派的意味，不少鉴赏者视为珍品。今年夏天，我的一位在一家企业当老总的朋友请汪老过去玩玩，汪老饶有兴味地为他们的会议室作巨幅荷花图，题曰“风从何方来”，整个荷花在风中摇曳，具有动感，在场观赏者无不叫绝。汪老从少年时代到年逾古稀，作画不辍，本来只是一种爱好，一种劳作之余的调节，今年乔迁新居后，身体好起来，心情好起来，画也就作得多了，而且画得更好了。据说，他正准备出一本画与文相结合的集子，入秋以来，正忙于作画，甚至放下写文章的笔，整日拿着画笔作画。过去，他随画随送人，似无什么积累，这一次，看来是想在中国画方面也有所积累了。
汪老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似更高，楷书、行书、草书、隶书、魏碑、篆字等各种字体，他无不精通，并时有创作。我得到过他的不少馈赠，有时当然是要求的。写字，似乎也成了他交游的一种途径。不少人是为了要写要画去找汪老的，而每次到外地参加笔会或讲学，汪老的字和画，不仅为他自己交了“饭票”，也为我们交了“饭票”。我目睹过几次他在外地写字作画繁忙不得休息的情景，我们都为他急了，他却安然地写着画着，满足所有求字求画者的要求。
二
汪曾祺的本行当然是作家，写美文当然是他更重要的任务，是创造美的主要形式。对于他来说，作家才是他的正业，而美食家、书画家都是副业，都是作为作家的附属品而存在的。
汪曾祺的创作道路是曲折的。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师从沈从文先生时，就开始发表作品，后来在昆明郊区和上海教书，在北平流浪以至进故宫博物院工作，业余时间也都创作了不少小说，并曾结为《邂逅集》出版。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期，将近30年的时间，他在小说创作方面几乎是个空白，其间只有到张家口地区“劳动改造”后曾写过几篇。他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真正成了气候，乃是在70年代末他年届花甲之后，他不意间发表了《受戒》，于是一发而不可收，十多年间，发了大量的名篇名作，饮誉海内外，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坛一大景观。对于他的创作，汪老喜欢有人称他的作品为抒情的人道主义，他说他喜欢这个“桂冠”。不错，无论是他早期属于新感觉派的作品，还是年届花甲之后的喷涌期的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抒情的人道主义是贯通其间的一条线。在文学观念方面，汪老是比较开放的，他既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又主张开放吸收其创作流派的手法；在文化上，他既重视传统文化，又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主张熔中外文化于一炉。于是，他的作品表现出他学贯中西的极高的审美品格。
汪曾祺不仅搞创作，对理论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的文集中收入不少文论，都是相当精彩的，让我们这些搞文学理论批评的人读了都受益匪浅。他的文论中，不少是为青年作家作品集写的序，他写的序不是那种顾左右而言他的应酬式的，而是在认真读了作品后有感而发的，因此大都有理论色彩。而他的文论中，我觉得最精彩的是这么两个方面，一是评他的老朋友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的长篇评论，不仅论点精高，而且文采斐然，可以说是我辈之样板。一是谈论文学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和流动性的，其论点之精辟，使人听之茅塞顿开。说起关于文学语言的问题，汪老写过不少文章，诸如《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揉面”——谈语言》《关于小说语言（札记）》等等，而最精彩的要算1989年初冬我陪他和林斤澜一起到我的故乡闽南讲学，有一天晚上在东山岛县城西埔镇街头的小摊上喝过“猫仔粥”之后同文学青年大侃文学语言问题的高论了，可惜那次讲话没有录音，未能整理出来，否则受益者将更多。
说到汪老的文学事业，不能只看到他的创作和理论，还要看到他对文学青年热心的关怀和扶植。他把培养文学新人看作自己事业的延续，因而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在我主持鲁迅文学院教学工作期间，汪老应聘为鲁迅文学院的兼职教授，对培养一批又一批青年作家花费了不少心血。每一学期，他不仅来学院为学员上课，担任学员的创作指导教师，而且出席每一期进修或研究生班的开学、结业典礼。1992年新年伊始，第七期文学创作进修班暨地矿系统文学创作进修班举行结业典礼，汪老在会上作了作家要做“通家”的讲演，他提出作家要打通中西文化的阻隔，融中西文化于一体；打通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阻隔，沟通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渠道；打通古今文学与民间文学的阻隔，沟通古今文学与民间文学之间的渠道等“三通”的主张，对青年作家的成长具有指导意义。他不仅讲课、讲话，还同青年作家交朋友，为他们看作品，写评论，写序，并从生活上工作上关心他们。打开汪老文集中的“文论卷”，可以读到不少为青年作家的作品集写的序，其间倾注了他培养青年作家的心血。
三
汪老的为人与作文，讲究平淡和谐，追求美与真，因此他的平易近人是出了名的，不仅对朋友、对学生，对家人也是如此。有人说，威信威信，有威才有信，汪老却不是这样，他没有什么“威”，却取得了众多人的“信”，他的“信”不是建立在“威”之上，而是建立在真情与平和之上。在家中，他虽然是长者，但儿子、女儿以至孙女、外孙女都可以随意叫他“老头儿”。他崇尚“多年父子为兄弟”，我在他家中观察过他与儿女之间的言谈，完全是平等的，甚至可以有点戏谑和幽默，他从此感受到天伦之乐。朋友之间，无论年长年少，关系亦然。因此，很多人愿意同他交往，同他在一起感到随意和快乐。当然，过去因为贪杯，常常引起家人的批判，我有时也加入这种批判。大家说他，甚至取笑他，是为他好，这一点他很清楚，于是每当大家批判他时，他或沉默，或微笑，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似的接受批判。在喝酒问题上，对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以及汪师母的严加管束，他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只是去年春发现身体不好，医生下了禁酒令后，他才下了决心忌酒，白酒一口不喝，只喝点葡萄酒之类的所谓“色酒”。这种忌酒相当自觉，坚持了近两年。有一次，他的小女儿问他为什么可以自觉禁酒，他坦然答道：想多活几年，再写点东西。
汪老是个布衣作家，有很强的平民意识，他从不以名作家、老作家自居。对家人、友人如此，对保姆也是如此。去年底，由于师母病了，家中无人照顾，家里找了个来自安徽农村的小保姆，叫小陈。对这个二十出头称他为“爷爷”的小保姆，汪老也平等相待，尊重她。不仅教她如何做菜，如何做家务事，在吃饭时还为她斟酒。我有几次在汪家吃饭，和老头一起喝点葡萄酒，他总忘不了也给小陈斟上一杯白酒，他总是说，小陈能喝点白酒，并劝她也同我们一起喝一点。小陈在汪家生活得愉快，俨然小主人一般。这同汪老待她如家人有关。
关于汪老的话题还很多，像这样无休无止地聊下去，还要占用刊物许多宝贵的篇幅，就此打住吧！
到这篇文章同读者见面的时候，汪老就七十七周岁了。祝汪老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