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桂河大桥

1957

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

1943年，英军上校尼克尔森和他的属下成为日军的俘虏，被命令修建泰国西部地区某个岛上的桂河大桥。除了英军的俘虏，岛上还有早先到达的美国海军军官希尔斯。尼克尔森不赞成希尔斯等人提议的逃跑计划。作为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他固守着自己的准则，并拿《日内瓦公约》上不让俘虏干体力活儿的规矩和日军首领斋藤讲道理。他和手下军官拒绝做修桥苦力的行为激怒了斋藤，于是尼克尔森和手下军官全被关了禁闭。

修桥的任务进行得很不顺利，除了军官外的士兵全部消极怠工，工期眼看就要拖延。斋藤对尼克尔森软硬兼施，最终还是在工期的压力下妥协了，尼克尔森和他的军官不必卖力气干活儿，但他们必须指挥手下把桥在规定的5月12日前修好，铁路桥上还将铺设铁轨，日军的火车将从此经过。

希尔斯涉险逃命，终于逃出了日军的控制范围，而且还准备返回美国，但是他却碰到英军316特殊部队的招用，因为他熟悉岛上情况所以成了向导。同行的还有华登少校和志愿参加行动的年轻人乔埃斯。他们先是空降在安全的陆地上，然后向日军控制的桂河大桥进发，目标就是炸毁桂河大桥。

华登发现桂河大桥是一座修造精良的大桥，并不像草草完工的临时建筑。实际上，这是尼克尔森指挥手下军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虽然他的做法不能让人理解，但尼克尔森认为这是英军荣誉的象征，虽然被俘虏但是他们仍然可以吹着欢快的小调，向日本人证明英国军人的素质。

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希尔斯、乔埃斯、暹罗人叶布好了炸毁大桥的炸药，并准备一旦火车经过就炸掉大桥。但次日，在刚刚完工的大桥上巡视的尼克尔森发现了水位下降后希尔斯等人布炸药时露出水面的引线。他带着斋藤前往查看，乔埃斯及时冲出刺死了斋藤，但他说要炸毁大桥时尼克尔森却大为吃惊，他想全力保护自己刚刚辛苦创造的作品，于是极力阻拦乔埃斯。他惊动了其他的日军守卫。希尔斯和乔埃斯在日军的火力下丧生，尼克尔森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他也中弹倒下，他的身体刚好撞到了炸药的起爆装置，而火车在这时刚刚上桥，火车随断裂的桥面跌落河中。

画外之音

堪称史上最出色的战争片之一的《桂河大桥》，大卫·里恩执导的反战电影经典作让那座“二战”中的桂河大桥闻名。

在曼谷西北122公里的北碧府（Kan-chanaburi），这座横跨桂河的大桥——桂河大桥，折射了“二战”期间的一段历史：当年日军占领泰境期间，强迫盟军战俘建造铁路连接缅甸及暹罗，这条铁路在牺牲了无数宝贵性命后才得以完成，故有“死亡铁路”之称。桂河大桥就是其中的一段，被称为死亡铁路的咽喉。大桥的一边地势较为平缓，但一过河便是险峻的群峰，有的路段甚至就开凿在悬崖绝壁之上。当年，很多劳工都是在修建桂河大桥时，变成孤魂野鬼的。

在1945年间，桂河大桥是盟军经常空袭的目标，时至今日，该桥不但幸存且仍在使用中，每年12月的桂河桥周，均有灯光及音响表演配合有关的事迹，以志纪念。桥的南段有日本战争纪念碑，在三公里外，接近火车站的地方就是北碧府战士墓地，此为盟军殉难战士的最大墓地，埋葬了近7千名军士的骸骨。

英国著名电影大导演、被称为“英国电影台柱”的大卫·里恩，根据作家皮埃尔·鲍李以这座桥和它的故事为原型的小说改编、拍摄了一部他一生中最有气魄的艺术之桥——《桂河大桥》。《桂河大桥》以“二战”时期日本征服南洋为背景，以修建桂河大桥为中心事件，描写了日本一个战俘营的故事。全剧围绕着英、美、日三国军官之间的纠葛与对立而展开。片中，充满骑士精神的英军军官、敢于行动的美军军官与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军军官形成尖锐的对照。这部感人腑肺的反战题材与艺术质量较高的影片，令人痛苦而雄辩地阐述了战争的荒谬性及破坏力，它堪称电影史上最曲折、最深刻的战争题材电影。

《桂河大桥》在刻画人物与造型处理等方面也是相当的成功，用口哨吹出来的主题曲《桂河大桥进行曲》至今脍炙人口。由于该片的出色，使其一举夺得195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男主角、最佳音乐5项大奖，这是自《西线无战事》二十年来，战争题材影片的第二次夺魁；也是继《王子复仇记》后，英国影片又一次捧走了金像奖，从而成为世界经典的战争电影。

影片改编于法裔小说家皮埃尔·鲍李的小说，并挂名编剧，但实际的编剧是卡尔·福克曼和迈克尔·威尔森（当时在好莱坞黑名单上），导演是大卫·里恩，演员来自英、美、日；影片是一部纯男性的电影，被誉为电影史上最出色的战争片，影片虽然由英国电影公司出品，但实际资金都来自于美国，并由哥伦比亚公司独家发行，在当时的美国电影环境下，美国人投资了多部这样的影片。

本片是大卫·里恩的第一部巨片，影片结构张驰有致，节奏富于变化，充分显示了他高超的电影技艺；影片中没有正反双方，三位不同国籍的军人形象各具特色，英国人的绅士尊严、日本人的外刚内柔、美国人的随意多变，你无法确定谁是最好的军人，这就是对军人原则的探讨，建桥者最后自己炸桥，这彻底地表现了战争的愚蠢和荒唐。

《桂河大桥》的震颤人心之处，就在于导演大卫·里恩的“歇斯底里”，他不断地将电影人物推向一个又一个伦理困境，最终是没有出路的死角。尼克尔森上校必须死，斋藤大佐必须死，连假冒的希尔斯司令员都不能幸免。最终，桂河大桥亦荡然无存，成为他们的陪葬品。而在这里，则不妨抛开电影既有元素的限定，来做一轮过度诠释。正如我们所发问的，尼克尔森的做法到底具备何等程度的正当性？是否符合正义原则——乃至我们可以追根究底，尼克尔森置身的语境，可能有多少种正义观在相互冲撞？还有，桂河大桥为什么会倒塌？当然，倒塌是事实，我们进行的是一种姑妄言之与姑妄听之的精神探究。

当被战友指责为背叛国家的时候，尼克尔森回答，他的做法早已超越了战争，超越了国家。用如今流行的表达，尼克尔森的立场是，战争与国家之上还有更普遍的人性存在和闪光。正如他为了维护尊严而不惜承受肉身的苦痛，他为了追寻这种人性的价值，亦不惜背负叛徒的罪名。可以说，他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前者体现为他对传统近乎顽固的坚执，后者体现为他将人性设想得如此美好，以至他真的不愿相信自己的战友会来炸毁桂河大桥。这两种精神肯定有所冲突，可在尼克尔森身上，却没有得以散发，它沉积在这个人的心灵深处，从而构成一种悲剧型的人格与命运。

尼克尔森的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作为一个人，一个英国公民，一个驰骋沙场的战士，他不可能拔着头发离开生长的地球，至多只是被理想主义的因子所刺激，悬浮在半空。姑且不论他的部下，单说军医斯里普顿和美国士兵希尔斯，就无法像他那样临空飞翔。他们的头脑被国家或民族主义强烈桎梏，不是说他们没有丝毫的人性，如果作为普世性的人与作为某个国家与民族的人发生争端，他们一般都会不加思虑地选择后者。我们只能说，斯里普顿们的精神没有达到尼克尔森的高度，甚至他们无法理解处于这个高度上的同类。

这里的两种价值观——或者说正义观——的对抗，我们视之为一个旷日持久的命题。在20世纪这个所谓的歧异时代，它表现得更为残酷。理论上与道义上的优势并不能决定哪一方就是最终的获胜者，我们仍然乐意对此进行功利主义的斤斤计算。我们也乐意相信，并没有多少人心甘情愿置身于这一冲突的旋涡，希尔斯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他根本不想参加九死一生的突击队，去桂河大桥与尼克尔森生死对决，他厌倦了战争，只打算回到美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可这般便宜的意愿在战争期间终归是一种令人心酸不已的奢望，动过刀兵的他还是死于刀兵。当然，桂河大桥的倒塌正是对他死亡的献礼，一丝抚慰普通人的亮色。

《桂河大桥》是影史上最为别致动人的一部反战电影，思想尖锐深刻的同时亦是一部极具艺术性与观赏性的佳作，它的故事延续了大卫·里恩作品的一贯风格，精于叙事，长于技巧，它的手法雄辩而睿智，精巧而风趣，一改反战电影的沉重主题，于张弛有度的情节中发人深省。

本片可以分为两个部分，背景发生在太平洋战场，日军出于战略需要，要在缅甸与泰国交界的桂河上为泰缅铁路建造大桥，并派遣了一个盟军战俘营来完成任务。于是第一部分就着重表现了英军战俘尼克尔森上校与日军指挥官斋藤大佐的斗争。斋藤下令全体战俘包括军官都要参加建桥工程，可是尼克尔森上校认为这违反日内瓦公约并有损英军尊严，遂对此拒不执行，双方对峙良久得不到解决，尼克尔森上校被关入禁室，仍不畏折磨，坚持己见，维护尊严。同时，参加建桥的战俘们开始怠工，加上日方设计上的不足，整个工程陷于停顿。斋藤迫于无奈，只得让步，尼克尔森上校凭借难以置信的顽固与毅力，赢得了这场战争。

第二部分是建桥与炸桥的矛盾，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尼克尔森上校与美国大兵希尔斯的斗争。尼克尔森获释后荣誉感急剧膨胀，重新规划工程，率领战俘日夜劳作，使得大桥顺利建成。另一方面，历尽险阻逃出的美国大兵希尔斯伪装成海军上校的事情被戳穿，威逼利诱下无奈接受了带队回缅甸炸掉大桥的任务，通车那天，尼克尔森上校无意中发现端倪，面对将要炸毁自己兴建桥梁的同伴，尼克尔森不假思索地选择了揭发同伴与保护大桥，而希尔斯的个人英雄主义又在心中作祟，于是尼克尔森跟希尔斯率领的小分队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斗。

结局无疑是悲剧的，但是悲剧的结局往往就潜藏在看起来一本正经的事实后面。片中，充满骑士精神的英军军官、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军士兵与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军军官形成鲜明对照，这些尖锐的矛盾冲突被无限放大，于是战争的荒谬也毫厘毕现，这一切都具体体现在了三个国家国民性的碰撞上，而他们所遵循的国民精神最后却无一例外地得到质疑。

当我们谈到国民性，更多的是谈及其中的劣根性，我们会想起阿Q，西班牙人可能要捧出唐·吉诃德，导演大卫·里恩则塑造出了尼克尔森上校，阿拉伯的劳伦斯之后又一经典鲜明的人物，亚利克·基尼斯也凭借这一形象获得当年的奥斯卡影帝。

尼克尔森上校可能是最好的军人，同时，他也是一个最差的军人。在与日本人的冲突中，尼克尔森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一个典型的英国绅士的行为规范，他很有礼貌，客气却冷淡，近乎偏执地强调《日内瓦条约》中关于军官不应当参与战俘营劳动的规定。虽然他是在日本人的战俘营里当着俘虏，但是他的精神上根本没有把日本人放在眼里（这一点倒是跟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些相似），他们是来自东方的下等民族、野蛮人，而在尼克尔森看来只有遵守战争规则的上等人、贵族和绅士，才能与他同处于一个档次上——当然，主要是指精神档次。正是这种来自“贵族”的尊严，而非简单的“军人”的荣誉感，使尼克尔森成为帮助日本人建造桂河大桥的领导者。

这样的巨大转变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如此自然地完成这次转变，也正是大卫·里恩的高妙之处。用其原话来说，尼克尔森上校是“要展示西方文明的效率，给野蛮的日本人上一课，展示英军士兵的能力，让日军出丑，令其知道不可能在身体或精神上打垮我们，而英军士兵也需要在工作中寻找自豪感”。正是这种自豪感的驱使， 促使其全心全意地帮助日本人建桥。正如军医所说：“如此认真地帮日本人建桥，简直就是叛国行为。”但尼克尔森已经没有心思去考虑战争中的对立问题了，历经苦难和折磨之后（他不屈从于斋藤的暴力，也绝不是懦夫和胆小鬼），他满脑子都是大英帝国的尊严和古典主义式的荣誉感，他自豪地说：战争总会结束，以后使用这座桥的人会记得，建造这座桥的不是一群奴隶，而是一批英国军人。

而日军大佐斋藤，则是日本国民性——武士道精神的最佳体现，好斗黩武、倨傲自尊、顽梗不化，也因此被尼克尔森上校视为野蛮民族，文明稀缺，不欲与之交流。但武士道最核心的部分却是格外重视“名誉”，对武士而言，名誉比生命更重要，如果需要死便去担当决不苟且偷生，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性命随时可化为鸿毛，这一点和英国人的贵族式的荣誉感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日本人的个性普遍极端和强烈，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往往残酷激进，所以斋藤对投降英军“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思想甚为反感，对英军战俘也极尽羞辱之能事，称其为“俘虏”，而非“士兵”，认为不去工作的军官懒散没有自尊，更要对其重重羞辱，甚至对尼克尔森上校从责骂、威胁到施以酷刑，典型的军国主义思想。

美国大兵希尔斯则是典型的美国式自由主义，思想活跃，处事圆滑，有点流里流气，但应变能力强，极易适应环境，这在影片一开始就得到展现，他在战俘营中为求生存，不惜从死人身上搜刮财物贿赂日本士兵，假扮海军上校，只为在战俘营和医院中得到好的待遇，即便在住院求治还有执行任务时，都不忘和美女调情。被告知返回缅甸执行任务时，也不顾及自尊，恬不知耻地告知假扮实情，与前两个人物相比，可谓是苟且求生的小人物代表，但关键时刻却能迸发出能量巨大的英雄主义，这个我们可以从美国电影的主流文化中一窥究竟，最后炸桥时不惜一切冲将出去，只可惜遇上了荣誉感作祟走火入魔的尼克尔森上校，真的死成了鸿毛。

这部曲折离奇却又撼人至深的影片，就是这样将反战题材与艺术手法完美地结合起来，精辟而雄辩地阐述了战争的荒谬性及破坏力。尼克尔森少校对尊严和荣誉异常迷恋，最后走火入魔，不仅死得不光彩，贵族风采全丢，还无形中亲手将大桥摧毁。

20世纪6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