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孙子谈战争(2)
《吕氏春秋》曾经记载：越国王子搜看着越国人接连三次杀掉国君，王子搜担心自己被立为国君后也会遭到杀害，于是就逃到一个山洞里躲起来。越国没有国君，越国人到处寻找王子搜，终于在山洞中找到了他。可是王子搜不肯出来，越人就把艾草点燃，用烟熏他，逼他出来。
王子搜忍耐不住，被迫从山洞里钻出来，越人推搡着把他请上国君的车驾。王子搜上车后仰天长叹：“苍天啊！为什么你不能放过我？”其实，王子搜并不是害怕做越国的国君，而是害怕做国君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给你带来无上的尊贵和无尽的财富，同样也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祸害。
“军争为利，军争为危”的道理也适用于市场竞争。一个企业能否及时准确地把握竞争之“利”的“危”，并采取有效的措施，发挥其“利”、避免其“危”，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主动的关键所在。为此，许多大企业不惜重金聘请专家学者组成智囊团，提供市场竞争中的“利”与“危”的信息，研究本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本企业所处地位，以调整经营结构，变有利因素为经济利益，变危害为有利或减小危害，使企业在商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途有所不由——途有所不由
[原文]
途有所不由。（《孙子兵法·九变篇》）
[今译]
有的道路不要去走。
[历代论引]
曹操曰：隘难之地，所不当从；不得已从之，故为变。
李筌曰：道有险狭，惧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佑曰：厄难之地，所不当从也。不得已从之，故为变也。
梅尧臣曰：避其险厄也。
张预曰：险厄之地，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为权变。韩信知陈余不用李左计，乃敢入井陉口是也。
[兵法札记]
“途”，道路。“由”，通过。“途有所不由”这句话可作多种理解，其一，按正常情况该走的道路偏偏不走，另选迂回的道路走，以期达到出奇制胜。例如三国时期曹魏将领邓艾伐蜀的绕道阴平。其二，险隘而不便展开队形、不利作战行动的道路不走以免得不偿失。其三，可能有伏兵的道路不要走，以免中圈套遭伏击。
魏景元四年（公元263年）秋，魏元帝下诏书命令诸军征伐蜀国。蜀国得知消息后，立即调兵遣将增援驻守在沓中（今甘肃岷县南）的姜维。两军经过几次激烈交战，蜀军姜维、廖化、张翼、董厥等退守剑阁，集中兵力抵抗魏军。魏军主将钟会率十万人进攻汉中（今陕西汉中市），在剑阁受阻，久攻不下，部队缺粮，准备撤退。征西将军邓艾率三万余人在西线进展顺利。他经过详细分析形势后认为，姜维经过长期征战，兵力损失很大，魏军应当乘胜进攻，不给喘息机会，方能取得彻底胜利，不然就会半途而废。于是决定从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走小路经汉中德阳亭攻取涪城（今四川绵阳市），然后出剑阁西一百多里，再长驱三百里至成都，用奇兵直捣蜀国腹心。
这年冬天，当邓艾引军由阴平小道向江油（今四川江油北）进发，军至马阁山（今四川平武东南）时，他的部队遇到了山险、粮缺、人乏的严重困难，处境十分危险。面对艰险，邓艾毫不松懈斗志，他一边指挥士兵“凿山通道，造作桥阁”，继续前进，一边鼓励士兵顽强拼搏，战胜困难。在行军到一处荒山绝壁，遍野荆棘，野藤缠绕，实在难以行走时，邓艾急中生智，用牛毛裹住身体从山坡上向下滚。将士们见主帅如此不怕死，也就勇气倍增，想各种方法，冲破险阻，向前挺进。就这样，经过艰难行军七百余里，邓艾军终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军到了江油城，蜀国守将马邈猝不及防，被迫投降。接着，邓艾又与蜀将诸葛瞻所部展开激战，诸葛瞻不敌，节节败退至绵竹（今四川德阳）。邓艾毫不放松，挥师攻破绵竹，斩杀了诸葛诸葛瞻及黄崇等蜀将。继而又乘胜直捣成都，迫使蜀国“刘禅君臣面缚，叉手屈膝”请降。
邓艾以其非凡谋略和英勇善战，一举灭掉了在成都经营了四十多年的蜀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长驱奇袭大获全胜的著名战例。
[人生感悟]
战场上，军队有的道路不要去走；人生中，做人有的道路也不能去走，比如犯法的道路，有损人格的道路，伤害别人的道路。我们做人做事，社交处世，要走正道，不能走邪路，必须脚踏实地时时谨行，处处慎独，守住做人的底线，做个好人。
俗话说：难难难，易易易，不难也不易。要说难，一片贪欲之云横眼前，就可能叫人钻入死胡同，直碰得头破血流甚至一命呜呼也闯不过去。要说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心见性也只在刹那。关键看一个人有没有真诚的信念、坚强的决心、刚毅的意志和切实的躬行。
孔子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可见一个人即使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或宏论滔滔、口吻生花，如不能躬行实践，也不能算是真学问。
春秋时，鲁国相国公仪休喜欢吃鱼，全国各地很多人因此送鱼给他，但他都一一婉言谢绝了。他的学生劝他说：“先生，你这么喜欢吃鱼，别人把鱼送上门来，为何不要了呢？”
公仪休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才不能随便收下别人所送的鱼。如果我经常收受别人送的鱼，就会背上徇私受贿之罪，说不定哪一天会免去我相国的职务，到那时，我这个喜欢吃鱼的人就不能常常有鱼吃了。现在我廉洁奉公，不接受别人的贿赂，国君就不会随随便便免掉我相国的职务，只要不免掉我的职务，就能常常有鱼吃了。”
公仪休的想法是明智的。我们在工作当中，也免不了会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诱惑，关键时刻一定要把握住自己，不要因贪小利而丢了大利。
居庸关城隍庙大殿有这样一副楹联：“做个好人，身正心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做个好人，是否能得到被孔子敬而远之的鬼神们的钦敬不得而知，但要说到心安梦稳那是真实不虚的。而且，一个人一旦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再以无所畏惧的意志来躬行、精进，“日新、日新、又日新”，这样就能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有所超越和收获，生命之花就能徐徐绽放，璀璨而芬芳。当你堂堂正正地生活、坦坦然然地工作、光明磊落地处世时，你会觉得自己是透明的，是喜乐的，是清静的，是完整的。
半济而击之——令半济而击之，利
[原文]
客绝水而来，勿近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孙子兵法·行军篇》）
[今译]
敌人渡河来战，不要在敌人刚入水就去迎击，而是让敌人渡过一半时再去进攻，最有为利。
[历代率引]
李筌曰：韩信杀龙且于潍水，夫概败楚子于清发是也。
王皙曰：“内”当作“（氵内）”。迎于水（氵内），则敌不敢济；远则趋利不及，当得其宜也。
张预曰：敌若引兵渡水来战，不可迎之于水边，俟其半济，行列未定，首尾不接，击之必胜。公孙瓒败黄巾贼于东光，薛万均破窦建德于范阳，皆用此术也。
[兵法札记]
半济而击，即当敌人渡水作战时，抓住它正在渡水，部队无法展开的机会发起攻击，歼敌于水际滩头。这是古代敌对双方隔水作战时常用的一种谋略。
半济而击之法最早起源于何时何地，尚不得而知。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在孙武、伍子胥等人的辅佐下，起兵伐梦。吴军纵横数千里，连战皆捷，遂拔郢都。在吴军发起的一系列战役中，吴军先锋夫概在清发水（约为湖北安陆、随县的氵员）水，趁楚军半渡之时，发起一场锐利的攻击。这是历史上较早的半济而击战例。
吴楚交锋，楚军连连败北，锐气已挫。先锋夫概建议趁楚军兵无斗志、将帅不和之机，全线发起攻击，吴王没有同意。夫概认为，为将之道，应见机而行，不必等待命令；拼死一战，说不定能彻底打败楚军，到时候吴王怪罪下来，也可将功折罪。于是，他擅自率领所属五千人马，进攻楚军大营。毫无防备的楚军一触即溃，吴王率军全力投入交战，楚军全线溃退，主师子常逃奔郑国。吴军乘楚军失去主帅群龙无首，部队混乱之际，向西进行战备追击，到清发水追上了楚军。吴王正要下令攻击，夫概劝阻说：困兽犹斗，何况是人，若逼之太急，楚军会死力拼搏的。不如暂且驻兵，待楚军半渡之时再行攻击。到那时，楚军先渡河的幸免于难，无心恋战；后渡河的羡而争渡，也会失去斗志，我军定能大获全胜。吴王接受了这一建议，孙武率中军赶来时，也称赞夫概的好主意。
楚军大将芜射初闻吴军追来，准备列阵决一死战，又闻吴军复退，以为吴军不敢穷追，即下令五鼓饱食，全军渡江。谁知部队十停刚刚渡过三停，吴军就杀来了。楚军士卒争相渡江，顿时大乱，芜射制止不住，只得乘车疾走。混乱中的楚军随其主将乱闯乱窜。吴军从后掩杀，杀得楚军尸横遍野，掠取旗鼓戈甲无数。追至雍（氵筮）（湖北京山西南），再败楚军的援军，接着吴军又连续打了几个胜仗，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占领了楚国的国都郢城。
正在半渡中的部队，有的已渡到彼岸，有的处在正渡之中，有的还在等待渡越，队伍散乱，形不成整体战斗力。这种时候若受到攻击，通常是难以招架的，而对进攻者来说，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孙武是先作兵法十三篇，出山后开始给吴王讲授。夫概作为吴王阖闾的胞弟，自然对孙子兵法有所了解。他能在楚军败退到清发水时，及时提出的主张，也称得上是学以致用。
自孙武提出“半济而击”的战术原则之后，这样的战例常见之于古今中外的战史上。如在夫概半济而击的三百多年后，韩信的攻齐之战，也运用了这一战法。公元前203年，韩信攻齐。项羽派大将龙且率军二十万驰援，与韩信的部队隔潍水对峙。韩信派人做了一万条沙袋，于潍河上游坝住水势；又派一部兵力涉水进攻龙且，接触后又佯败而退。龙且率军渡河追击。这时韩信命部队决开沙袋，龙且的部队刚渡过一半左右，河水陡涨，韩信回师反击，彻底打垮了龙且的部队。
[人生感悟]
“半济而击之”，就是在对手开始行动，而未达到目的的时候下手，这个时候进攻对手不仅理由充足，而且取胜的把握也比较大。
两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企图谋反篡位，晋朝名将石勒准备剿灭王浚。但是王浚势力强大，恐一时难以取胜。石勒认为时机还不成熟，决定采用“欲擒故纵”之计，麻痹王浚。他派门客王子春带了大量珍珠宝物，敬献王浚。并写信向王浚表示准备拥戴他为天子。信中言辞恳切，对王浚一番吹捧。王浚信以为真。正在这时，王浚的部下游统，伺机反叛王浚，准备投靠石勒，石勒却杀了游统，并将游统首级送给王浚。这使得王浚对石勒更加放心。
公元314年，石勒探听到幽州遭受水灾，百姓们粮食断绝，而王浚却不顾百姓死活，苟捐杂税，有增无减，致使民怨沸腾，军心浮动。石勒见时机成熟，亲自率军攻打幽州。当年4月，石勒率部来到幽州城，王浚还蒙在鼓里，以为石勒来拥戴他称帝，根本没有准备应战。等到大梦初醒时，已经身首异处了。
王浚刚开始谋反时，石勒并没有实力歼灭他，而且当时不易获得当地军民的全力支持，于是他首先设计稳住了王浚，然后暗中积蓄力量，伺机而动。等到幽州遭受水灾，而王浚又激起民愤时，石勒才借机一举歼灭了他。
利导思维——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
[原文]
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九地篇》）
[今译]
对自己的军队来说，有利于我就战，不利于我就不战。
[历代论引]
曹操曰：暴之使离，乱之使不齐，动兵而战。
李筌曰：挠之，令（今）见利乃动，不乱则止。
梅尧臣曰：然能使敌若此，当须有利则动，无利则止。
张预曰：彼虽惊扰，亦当有利则为，无利则止。
[兵法札记]
“动”，行动，这里指作战。“止”，即不战。
《孙子兵法》中多处谈到“利”，十三篇兵法中共计有五十一个“利”字。“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是孙子利动思想的名言。
战场上，敌对双方布势用兵，往往都是以“利”为基本着眼点的。孙武在阐发这个用兵原则时首先提出了动与止的前提条件。即：使敌人前后不能互相策应；大部队与小部队之间不能互相依靠和协同；主力部队和非主力部队之间不能相互救援，部队建制被打乱，上下失去联系，无法收拢和集中；士卒分散难于集中，对阵交战阵形也不整齐。只有在此有利的态势下，才能致敌用势，战而胜之。否则，就必须待机另谋胜敌之法。
公元231年，诸葛亮五出祁山，率军到达（眉阝）县（今陕西（眉阝）北），然后进驻五丈原。司马懿率军渡渭水、背靠渭水构筑营垒防守。魏蜀军相持了百余天。诸葛亮多次挑战，甚至送给他一些妇女的衣服侮辱他，但司马懿仍不为这所动。他认为，蜀军远道而来，粮草运输困难，不能持久作战，这是其不“利”。而魏军粮草充足，以逸待劳，这是我之“利”。只要以“利”动之，坚守不战，以守为攻，蜀军会不战自退。后来蜀军渐不能支，果然被迫撤军。这个例子说明，“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确实是有效的制敌谋略。
古今作战，两军都是以“利”伐谋，从胜而终。以“利”伐谋，其动止都是以“利”为目的。有的情况下，为了在战场上夺得“大利”，有时还会放弃眼前的“小利”，假痴不癫，顺详敌意，尔后从利而动，获得较大的胜利。
[人生感悟]
孙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这句“利动”思想的名言，若引伸到人生，其意义就得到了拓展、深化，它更多的是给人一种向上的、阳光的思维。
人的思维有利导思维和弊导思维之分。所谓利导思维就是遇到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时，把思考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即从积极美好的方面去想。所谓弊导思维就是凡事往坏的方面想。
有一位盲人，性格十分开朗，生活十分愉快。有人问他“作为盲人，你不感到痛苦吗？”盲人笑着回答：“我痛苦什么呢？和聋子相比我能听见声音，和哑巴相比，我能说话；和下肢瘫痪的人相比，我能行走。”眼睛瞎了，却不觉得丝毫痛苦，这就是由于他调整了比较的对象和方法，凡事从有利于自己的方面思考。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看到的东西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就会有迥然不同的结果。因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既可以从正面理解，也可以从反面理解。从辩证法的观点看，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事，也没有绝对的坏事。好事中潜伏着坏的因素，坏事中包含着好的成分。正如老子所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就要求我们在观察和思考问题时，把一切思考导向对自己有利的方面，从不利的事情中寻找美好，提取美好，放大美好。这样不仅能使自己在不利的境遇下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激励自己克服困难，战胜挫折，而且也有益于身心健康。
学会利导思维，不只是一个思考的技巧问题，还涉及到人的心态，人的性格和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性格开朗、乐观向上、心情舒畅，往往就能正确而对现实、正视事实，能够协调和控制自己的情绪，保持良好的心态，遇事从积极和美好的方面考虑问题。反之，一个人如果心胸狭窄、自惭形秽、缺乏自信，甚至悲观绝望，往往容易陷入弊导思维的泥坑不能自拔，甚至会导致自我伤害、自我折寿。我们学会利导思维，就要掌握唯物论和辩证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