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留学美国(13)

徐志摩：“新大陆”经济博士，被剑桥清波点燃了文学热情

徐志摩，一个中国文坛上曾经璀璨、耀眼的名字。他那满溢的才情和风采，大量生花妙笔的诗文，与几个女人的感情纠葛，再加上风华正茂却猝然戏剧般地逝去，使他的人生犹如一篇传奇，让人们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感慨。

立志救国，勤奋学习

1918年8月14日，又有一批青年学子负笈海外。朱家骅、李济、查良钊、徐志摩等一串对于我们今人来说熟悉而耀眼的名字，他们在未来的政坛、文坛都有着一番作为。大家的目的地，是崛起不久的新贵美国。

21岁的徐志摩，怀揣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梦想，伫立在船头，感受着大海的气息。对于离别祖国亲人的不舍，和求学救国的壮志，一起冲击着他。于是，他在远洋轮上写下《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书》，抒发了自己“慨然以学，就读于历史系，学习政治学与社会学以强国”的志向。

此时的徐志摩，还没有成为他日那个为了追求爱情而不顾一切的浪漫诗人。他和当时的大部分青年留学生一样，是为了国家的强盛而求学。祖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五四”前夕，内忧外患。父亲期望他学习西方先进的金融管理知识，继承并发展家业。于家于国，此行的学习都重任在肩。徐志摩坚信，只有实业才能救国。他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美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长之职）。

在风浪中颠簸了半个多月，“南京”号抵达美国。徐志摩就读的是克拉克大学，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乌斯特市。初到美国，这里工业和经济的高度发达，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最让他感慨的，还是美国人团结一致的爱国热情。此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美国民众积极参与支持国家，这同仇敌忾的精神，让他想起了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他在给恩师梁启超的信中，就写下了自己对美国社会及民众的这种初步的感受。

颇受鼓舞的徐志摩，更加坚定了自己认真学习、将来救国的念头。经过克拉克大学的入学考试以后，徐志摩被安排进历史系三年级学习。他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选修的课程很广泛，有《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1789年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组织》、《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等，以及法浯、西班牙语等语言课。他还在康奈尔大学的夏令班里选修了几门课，抓紧一切时间充实自己。

为了锻炼毅力，他在生活中也毫不放松，跟同住的中国同学约定：每天6点起床，7点朝会，晚上唱国歌，10：30就寝，大家相互激励，以示中国留学生的气节。他还报名参加了在校学生陆军训练团，希望通过强化训练，让自己的意志更加坚定。

为了培养自强自立的精神，他还想过打工挣钱，自食其力。但尝试了一段时间，富家出身、养尊处优的他总是手忙脚乱，时常会打碎所洗的碗碟，又忍受不了过度疲劳，便最终放弃了。

当时，在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组织了一个爱国组织“国防会”。徐志摩来到美国不久，就来到哈佛并加入了“国防会”。在这里，他结交了梅光迪、赵元任、吴宓等人。大家经常在一起，探讨时局和救国之策。

面红耳赤地争论一番之后，就一起到餐馆小聚。却因为座位问题，让他们大伤脑筋。西方在饭店就餐时有个不成文的惯例，由谁做东，便坐在靠背稍高的椅子上。本来，徐志摩是远来的客人，自然应该由主人梅光迪、吴宓等人付账。但他们几位都是靠官费生活的穷学生，生活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请客。几个人来到餐厅要入座时，便面露难色，踌躇不前。

幸好徐志摩生性慷慨大方、爱交朋友，又家境殷实、不用担心费用问题。见此情景，他就毫不客气地坐在了那张高靠背的椅子上，而免去了这些“主人”的尴尬之苦。

酒酣耳热之际，徐志摩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道：“我记得尼采有这样一句话：‘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这话就像是为我们说的一样。咱们应该向古人学习，卧薪尝胆，为中华儿女闯出一个新世界来。” 这一番话，激起了在座一众热血青年的慷慨激昂。

1年的时光，飞快就过去了。徐志摩于1919年6月以优异成绩从克拉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获得一等荣誉奖。他随即又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同年，“五四运动”在国内爆发。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也影响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来，开展各项爱国活动。徐志摩便毫不例外地投身到了爱国的行动当中去。

获得哥大经济学硕士

除了勤奋学习功课以外，徐志摩非常关心祖国的时事，经常阅读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新潮》等。本来就思想活跃的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便开始如饥似渴地去学习各种新鲜的理论和知识，希望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法。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羌德拉泊司在植物学中的发现、爱尔兰的民族复兴运动、塞尚的绘画、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不断给他以新的惊喜。后来，他又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的书籍，大量阅读马克思、劳勃欧温（欧文）等人的著作。朋友笑他患上了“社会主义热”，还送了他一个外号——“鲍尔雪维克”（现通译为布尔什维克）。

在这样广泛的阅读中，徐志摩的思想也逐渐出现了转变。本来，他以前对实业救国的道路非常赞同，自己也在身体力行；他曾说过，“一直认为实业救国多开办工厂是唯一的出路，以至于自己一看到烟囱就有着崇敬油然而生”。但是在看了马克思及英国政治及艺术批评家的著作之后，他对实业，对烟囱的认识，有了很大转变。他的历史老师曾讲述过19世纪初期英国工人的悲惨情形，尤其是扫烟囱的童工为清扫烟囱而被熏焦的悲惨遭遇，使徐志摩开始痛恨烟囱。

他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资产阶级疯狂、贪婪的掠夺，讲求物质利益，感到十分厌倦。他曾经说：“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女神的时候也还是原封没有动。”

就在他十分迷茫的时候，偶然间读到了罗素的著作，仿佛大海中迷途的船忽然看见了灯塔。他对罗素及其思想迷恋起来，而且随着了解的深入而日渐狂热。

伯特兰·罗素出身于英国贵族，著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学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终其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和社会事物，并撰写了大量关于政治和社会方向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时，他大声疾呼要和平不要战争，并进行积极的反战宣传，却遭到英国政府及权贵的痛恨，被他任教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并取消研究员的资格。

徐志摩为罗素的精神所倾倒，开始研读他的所有著作，《战争中的公理问题》、《社会重建的原则》、《政治理想》、《往自由之路》、《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等。这时候，徐志摩诗人的狂热和感性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他崇拜罗素，甚至爱屋及乌地开始向往英国的民主政治，而厌恶美国。

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1年的学习结束了，他以《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为毕业论文通过了答辩，顺利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妇女自古以来的文化修养，并强调了革命之后中国妇女得到解放的情形，展示了现代中国的新女性风采。此时本该在哥伦比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徐志摩，竟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博士头衔的诱惑，义无反顾地远渡重洋，去英国追随罗素。

到伦敦实现“弃政从文”的转变

然而，1921年，当这位狂热的崇拜者赶到英国伦敦时，却与他的偶像擦肩而过。此时，罗素正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赴中国讲学。徐志摩扑了个空，满腔的热忱被瞬间冷冻了。但是，既然来到这里，就不能空手而归，至少可以在这里等待罗素的归来。于是，他申请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赖斯基攻读博士学位。

徐志摩除了对政治的关注，对文学、哲学的热爱也在蠢蠢欲动。天性浪漫活跃的他，忍受不了经济理论的枯燥乏味，开始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参加伦敦的各种演讲会、报告会。他认识了在这里的陈西滢、金岳霖、傅斯年、郭虞裳、赵元任、刘半农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徐志摩对社会活动及其热衷，使他结识了很多英国知名作家。他写给家人的信里，就提到自己在伦敦的学习、生活，广泛交友，尤其结交英国名士，与他们交往，使自己受益匪浅。

在陈源等人的介绍下，徐志摩认识了当时的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先生。威尔斯著有很多科幻作品，他把自己对现实的思考蕴含在科幻世界当中，抨击现实中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倡导人性。这很符合徐志摩的观点。他们在一起谈中国的古典文学，谈英国的现代文学。

由于威尔斯的影响，徐志摩内心中那对文学的渴望和想象力，被激发了出来。威尔斯建议徐志摩把中国的优秀小说翻译出来，由他帮助出版。他还鼓励志摩进行文学创作。徐志摩的文学细胞被这个前辈唤醒了，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航线，由一个未来的金融家一步步成为了文学家。

威尔斯又把好友魏雷先生介绍给徐志摩。魏雷在大英博物馆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而徐志摩的中国文学素养又很深厚。两人一见如故，就共同喜欢的中国文学话题进行了很多次探讨，彼此都有很大的收获。魏雷在与徐志摩的交谈中得到了启发，因此一直感激于心，他在1940年写了《欠中国一笔债》一文（那时徐早已不在人世），说徐志摩是中国新知识分子的代表，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通过与诸多英国文学家的交往，徐志摩背离原来的人生轨迹越来越远。他开始迷茫自己的选择，内心被文学和经济来回撕扯着。

随后，他又认识了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对徐志摩的影响更加深远，这就是狄更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徐志摩就拜读过狄更生的作品，《中国人约翰的来信》、《一个现代聚餐谈话》等。有幸相识后，他对狄更生的了解更加深入了。狄更生对中国，对中国人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尊崇中国的老子，还说过自己上一辈子就是中国人。正是这些，拉近了两个年龄相差35岁的人心灵之间的距离。

徐志摩非常地敬爱狄更生，狄更生也很欣赏徐志摩的文采。他看到徐氏的心思早已不在伦敦大学的经济学上了，就推荐对方到自己任教的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做文科特别生。狄更生帮助徐志摩完成了“弃政从文”这个他生命中最重要转变。

文学的梦在康桥畔催生

转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以后，徐志摩的生活变得很是惬意。他每天有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散步、闲谈、泛舟、看书等。当狄更生在皇家学院时，徐志摩就常在他的套房内闲坐，和他聊天；若是狄更生不在学院，徐志摩有时也会到他的套房门口坐上几个小时，任由思绪飘散。比起在美国的学习，这里更重视灵性的培养。它不必像学经济学时，靠刻苦也很可以很轻易地取得好成绩，但是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些正顺应了徐志摩的天性。

在剑桥大学期间的生活，让徐志摩十分难忘。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过“康桥”，这是开启他诗人的性灵，拨动诗情，令他缠绵、陶醉的地方。他最著名的诗篇便是《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狄更生先生的大作《中国人约翰的来信》，更是被志摩奉为经典。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沉浸其中。徐志摩后来还曾说过：“英伦的日子永远不会使我有遗憾之情；将来有一天我会回思这一段时光，并会忆念到有幸结交了像狄更生……这种伟大的人物，也接受了启迪性的影响，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动情下泪。”

通过狄更生，徐志摩还与当时颇有名气的新派画家傅来义先生相识。傅来义也很热爱中国，尤其爱好中国的文学和艺术。通过傅来义，徐志摩了解了西方的现代艺术，了解了凡高、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著名画家，使自己的艺术思想、艺术精神融汇了许多新东西。

徐志摩还认识了另一位著名作家嘉本特先生。这位老先生可谓是个自由战士，虽然已经80岁高龄，却仍拥有年轻人的心态，热爱自由、人性。他非常爱喝中国的茶。徐志摩后来的散文诗《 毒药》、《白旗》、《婴儿》、《自然与人生》等，都有嘉本特先生影响的痕迹。

他也几次拜访过著名作家萧伯纳；并和女作家曼殊斐尔有过一次见面——他对这个美丽而智慧的女作家一直十分着迷，喜欢她短篇小说里的精致结构，以及细腻、哀婉的情感描写。他一直向往能见到她。后来，他认识了曼殊斐尔的丈夫麦雪，因此终于有机会与曼殊斐尔会面了。

这次会面仅仅只有20分钟。但就是“那20分钟不死的时间”，在他的情感记忆里留下了永久的非凡而纯粹的美感。当1923年，年仅35岁的曼殊裴尔在法国去世时，徐志摩听到消息悲痛万分，他难忘那“感美感恋最纯粹的一俄顷”。他把一腔哀思化成了诗句。

徐志摩非常热衷于结交朋友，更热衷于参加各种艺术团体的活动。像“布鲁姆斯贝里社”和“邪学会”的聚会和活动，就是他经常参与的。布鲁姆斯贝里社是因成员大部分住在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布鲁姆斯贝里区而得名。它的成员有小说家、传记作家、艺术评论家、经济学家等各种文化界名流，傅来义先生就是成员之一。他们希望能用理智和教育的办法来消灭战争。至于“邪学会”，他更是每周都参加这个团体的演讲、讨论和辩论，因为据说罗素等人经常会在“邪学会”上演讲。

虽然他久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偶像罗素，但是他在这里明白了自己和文学是密不可分的，又得到了无数名家的指点，也是不小的收获。他时刻关注着罗素。于是，当罗素在1920年6月访问苏联以后写下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理论与实践》一书，徐志摩马上就买来并认真研读，还把自己的读后感写成《罗素游俄记书后》一文，寄回国内，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发表。

当徐志摩听说罗素结束了近1年的访问，将要回到英国时，他兴奋得险些失眠。他连忙写信给罗素，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敬仰，及盼望能拜访他的急切心情。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他终于实现夙愿，见到了罗素。从此，他便成了罗素家的常客，罗素所有演讲、报告会的热心听众。从神交多年到现在的密切交往，他对罗素了解得越多，崇拜得就越发狂热。他觉得，罗素不仅是一个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个关注人类历史命运的思想家，更是一个反对旧道德的战士。而且，他极具人格魅力，亲切随和、幽默乐观、富于爱心和同情心。他很喜欢年轻人，并愿意培养、挖掘他们的价值。他说，听罗素说话，好比看焰火：“种种炫目的神奇，不可思议地在半空里爆发，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绾一彩的，不由不惊讶，不由不欢喜。”罗素成了他精神的标杆。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几乎无处不存在罗素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