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1899～1910年：成型（上）(1)

1、1900年：华夏法学鼻祖

1900年，美国基督教差会监理会颁布决议，合并在苏州、上海的3个书院，以宫巷书院为基础，在苏州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扩建为大学。1900年12月，学校在美国田纳西州取得执照，核准开办“文学、医学和神学系，以及可能被认为适宜的其他系科”。校董会制定章程，推林乐知（万国公报创办人）为董事长、孙乐文为校长。20世纪初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东吴大学正式诞生。她也是新中国成立前的14所教会大学之一。

东吴大学创办初期的26年，历经3位美籍校长孙乐文、葛赉恩及文乃史。这个时期的办学经费，主要来自于捐款及学费。校园内的教学大楼林堂、孙堂及葛堂及教职学生宿舍等设施陆续兴建完成，校园规模日趋完整。学科发展包括文、理、医学、神学及法科，另有4所附中、20所附小、惠寒小学、吴语学校等组成完整的东吴教育体系。各学科除在学术研究上表现突出，还为社会培养了无数专业人才，尤其法学擅长，堪称“华夏法学教育鼻祖”。学校非常强调学生人格的陶冶。

在法学教育史研究界，历来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北朝阳”是指北京的“朝阳大学”，它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汪子健先生倡导、北京法学会同仁集资创办的国内第一所专门研究和教授法律的大学。“南东吴”则是指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她是以研究英美法为主、兼及国内法的比较法学院。

时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不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需要一系列法律规范来巩固，宪法要编写，各类法律条文要起草，新建的政府需要设立各级法院并配备法官、检察官，还要有大批的律师为社会各界提供法律服务。由于当时的中国法律人才奇缺，尽快培养中国的法律人才是当务之急。

1915年9月3日，“中华比较法律学院”（即东吴大学法学院）正式成立，兰金先生任教务长。一开始，学生人数不到10人，而讲师却有10多人，包括兼职的美国法庭罗炳吉大法官、美国在华首席检察官陆赉德等。1918年6月，首批7名学生被授予法学士学位。1924年以前，东吴大学法学院一直利用位于上海昆山路20号的东吴大学附属第二中学的教室上课。1924年，东吴大学法学院搬到了昆山路11A号，从此，法学院才有了自己的教室、办公室、餐厅和宿舍。

五四运动期间，东吴学生筹组学生会，一般的学生社团则以学术研究、辩论及体育活动为主。东吴大学早期在3位校长的努力下，为日后校务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五四运动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为顺应中国社会的潮流，东吴大学逐步进行中国化的过程。1926年首先废除宗教必修课程，礼拜仪式亦改为学生自由参加。继而改组校董会，三分之二的成员改由中国人担任。1927年杨永清当选首任中国籍校长，订“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核准东吴大学在国民政府注册立案。

此后10年，各项校务发展成果丰硕，令人瞩目。1930年时学校共有文、理及法3个学院，12个学系。在教学方面积极筹款推动学术研究、加强师资阵容提升教学品质、推动师生以其专业服务社会。校园内主要建筑设施均在此阶段建成或动工。1930年学生人数达755人，为全国基督教大学之冠。

1937年爆发抗日战争，此后8年，东吴大学苏州、上海两校区受战事影响，辗转迁徙各地。其间，随战况发展演变，两校区或各自迁校或与他校联合办学，虽烽火连天但教学活动未曾稍息。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东吴大学师生纷纷自各地返回上海及苏州校园，展开复校的艰巨工作。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被取缔。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并入华东政法学院，会计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在苏州的文理学院，部分学系就地移交，与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江南大学数理系合并成立苏南师范学院。1952年12月，苏南师范学院改名江苏师范学院，在原东吴大学校址办学。1982年，江苏师范学院改制为苏州大学。

一百多年来，苏大先后向社会输送了10多万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科学、教育、文化等各项事业中的著名学者和知名人士。原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董寅初，著名法学专家倪征燠、著名蚕桑教育家郑辟疆、著名脑外科专家和医学教育家杜子威、香港知名人士杨铁樑、查良镛（金庸），以及谈家桢、李政道、刘建康、宋鸿钊等30多位两院院士都是该校校友。

1949年秋大陆易帜，国民政府迁台。东吴大学在台校友倡议复校，1951年筹组董事会，于台北市汉口街借屋设东吴补习学校，设法政、商业、会计及英文4科。1954年以东吴补习学校办学绩效卓著，核准先行成立东吴大学恢复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会计4系并附设外国语文学系，为台湾第一所私立大学。1961年全校由台北市汉口街迁到外双溪现址。至此东吴师生终于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美丽校园。

[附文]好山好水好读书

苏州大学坐落于小桥流水、杨柳飘拂、亭台楼阁、名胜处处、素有“人间天堂”之称的古城苏州。市内有著名的四大古典园林、寒山寺、虎丘塔，郊外有江南水乡的典范同里、周庄二镇，及一碧万顷的太湖等。她“处江南繁华之腹地，携苏州园林之精巧，慕东吴大学之遗风，壮今日苏大之声威；瑰丽精致，可圈可点”，被称为中国校园最漂亮的10所大学之一。

苏大校园内苍松成林、翠柏参天；绿树成荫、芳草似锦；茂林修竹、假山流泉；建筑精致、美景如画，真可谓“集江南自然之神秀，汇江南人文之灵杰”，被我誉为“中国高校十大风景名盘”之一。好山好水好心情，确实是读书做学问的最佳之地。我1999年出差路过此地此校，正值梅雨季节，阴雨绵绵，水光朦胧，各景区柔媚婉约，真让人有美不胜收、依依难舍之感。

2、1901年A：“东方剑桥”

浙江大学是一所具有悠久历史的全国重点大学，其前身是成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为中国人自己创办最早的学府之一。求是书院屡经更名，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改称浙江求是大学堂，翌年改称浙江大学堂，二十九年（1903年）改称浙江高等学堂，民国三年（1914年）停办，九年（1920年）复校，时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十七年（1928年）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则一直叫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长有：求是书院总办（兼）林启（1897～1900年），求是书院总理陆懋勋（1900～1901年），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总理劳乃宣（1901～1903年），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国立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1927～1930年），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36～1949年），以及新中国时期的马寅初（1949～1951年），钱三强（1979～1982年）、路甬祥（1988～1995年）、潘云鹤（1995～2006年）等。其中尤其在竺可桢主校时期，浙大达到辉煌（新中国时期则以潘云鹤的贡献最大）。竺可桢本人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10位大学校长之一。

学校位于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世界著名的风景游览胜地──浙江杭州市。其北依苏沪，东接甬港，南联闽粤，是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城市，经济发达，人文地理条件得天独厚，享有读书求学胜地之美称。校园依山傍水，环境幽雅，花木繁茂，碧草如茵，景色宜人，与西湖美景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是读书治学的理想园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竺可桢带领下的国立浙江大学汇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数学有钱宝琮、陈建功、苏步青，物理有胡刚复、王淦昌、朱正元、吴健雄，化学有王葆仁、王琎、卢嘉锡，生物有罗宗洛、贝时璋、谈家桢，土木工程电机有钱令希、王国松，历史、地理有谭其骧、任美锷、钱穆，农学有蔡邦华、吴福桢，教育有费巩、黄翼、丰子恺等。在学生中，后来亦有一大批杰出学者大师出现。

正是有了竺可桢这样英明睿智、勤谨无私的好校长，有了一群德才兼备、学贯中西的大教授，作为“流亡大学”，浙大才能在五易校址、历经五省、跋涉五千里这样颠沛流离的战争环境下，奇迹般地从抗战前只有文理、农、工3个学院16个系的地方性大学，一跃而成为有文、理、农、工、法、医、师范7个学院27个系的综合性大学，不少专业在全国享有盛名，如物理、化工、农业、数学等，并创建了数学、生物、化学、农经、史地5个研究所，教授、副教授由70名增至201名，学生也由512名增至2171名，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一页。

竺可桢时期的浙大，遂以文理称雄中国，与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并称“民国四大名校”。英国皇家学会会士、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学家、科技史学家李约瑟教授两次造访浙大，盛赞浙大是“东方剑桥”。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浙大被肢解，险遭亡校。中国南方最好的理学部被整体调往复旦大学，工学部实力减至原来的七分之二，浙大文学部、农学部、医学部被分为3所单科性学校，即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但浙大的工科仍然很强，被称为南方“小清华”。浙大的美誉还有：“中国工程师的摇篮”、“中国富翁的摇篮”。

20世纪80年代开始，著名数学家苏步青院士，著名生物学家贝时璋院士，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院士，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院士，著名心理学家、原杭州大学校长陈立先生，著名土壤化学家、原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院士等一大批老浙大人不愿浙大分崩离析，不断上书中央要求恢复老浙大。

几经周折，浙大三大学部终于回归，于1998年9月重新组建为今天的浙江大学。经过一百多年的建设与发展，浙大已成为一所基础坚实、实力雄厚、特色鲜明，雄踞国内一流水平，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研究型、综合型大学。

浙江大学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以严谨的“求是精神”作为学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以执著的科学创新精神创造出了丰硕成果，蜚声海内外。浙大一百余年间，为祖国培养了近20万各类建设人才，广大师生已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力量和开拓者，其中诸多卓然有成的大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我国新闻界先驱邵飘萍，中国研究抗生素第一人汪猷，著名科学家或专家学者李政道、竺可桢、马寅初、卢嘉锡、苏步青、钱三强、王淦昌、丘成桐、潘家铮、叶笃正、贝时璋、陈建功、钱令希、谈家桢、谷超豪、郑晓沧、梁守盘、夏承焘、姜亮夫、李政道、吴健雄、路甬祥、潘云鹤、何燮侯、蒋梦麟、钱家治、蒋百里、刘大白、马一浮、都锦生、常书鸿、丰子恺、邵力子、陈布雷、许寿裳、夏衍、梅光迪等都曾在校工作或学习。浙江大学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60余人，其中在浙大就学者就有90余人。

浙江大学校歌（马一浮作词）：“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兮，形下谓器。礼主别异兮，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无曰已是，无曰遂真；靡革匪因，靡故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士，尚其有闻。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章乃达，若金之在镕。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学校基于知识、能力、素质俱佳的人才培养目标，按照“加强基础、注重素质、突出能力、面向一流”的教改战略，实行宽基础复合型人才培养和英才教育并举的方针。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浙大文化，经百年沉淀，十数辈传承，底蕴深厚，而今又站在时代前沿，浙大的校园文化，深受其益。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浙大学子向来放眼世界，着眼未来，时刻关注世界的发展。浙大“求是”精神，更在创业、创新等时代大潮中，注入了新的内容而发扬光大。

浙江在古代就有“千山千水千秀才”之誉，山青水秀，地灵人杰，并非浪得虚名。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世界著名风景游览胜地杭州，在倒映如画、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这座目前中国规模最庞巨、学科门类最齐全的综合性大学、第一大“航空母舰”显得尤其可人。校园内楼房参差，中西合璧，各有千秋，或严谨（原浙大）、或恢弘（原浙农大）、或文气（原杭大）、或清雅（原浙医大）；而均依山傍水，涟漪粼粼，风光宜人；皆树木秀直，山茶绽放，潮湿的水气氤氲缭绕，幽然而静谧，被我誉为“中国高校十大风景名盘”之一。幸运的是，我在1999年也曾到过该校。

[附文]浙大精神

浙大校训：求是、创新。这也是浙大精神。

浙江大学老校训——“求是”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

求是书院自创建之日起，就提倡“务求实学，存是去非”；并在师生中逐渐形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尽一已职责”的“求是”校风，这种校风一直延续到以后的浙江大学。

抗战期间，浙大西迁流亡办学，艰难困苦和生死别离，使竺可桢校长对“求是”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938年11月，竺校长在广西宜山的开学典礼上，作了《王阳明与大学生的典范》的演讲。在演讲中，他以王阳明的求是精神、遇险不畏精神、艰苦卓绝精神和公忠报国精神，激励浙大师生在艰危中奋发进取，并提出要以 “求是”两字为校训，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扬“求是”的优良传统，贯彻治学的精义。几天后，校务会议正式通过了竺校长的这项提议。

关于“求是”的涵义，竺校长曾作过多次阐述，他在《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中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审思熟虑，自出心裁，独著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诸葛武侯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非所逆睹。”最好的例子就是科学史上布鲁诺、伽利略、开普勒、牛顿、达尔文、赫胥黎等人“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的行为。中国也有不少具有求是精神的先贤，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孙先生不但鼓吹革命而且实行革命，这革命精神，正是源于求是的精神。

在此，竺校长已经将“求是”的涵义大大拓广和深化。他所倡导的求是精神，就是科学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开拓创新精神。

竺可桢又特别强调第一条。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