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通晓人情的智囊(1)
萧规曹随
汉惠帝年间，曹参当上了丞相，一切事宜都遵从萧何的制度行事，自己只是没日没夜地饮酒，无所事事。来的客人都想劝说他一番，但是客人来到后，曹参往往就请他们喝酒，席间有人想说话，曹参又马上劝酒，直喝到酩酊大醉为止，最终也没人说上话。汉惠帝责怪曹参不务政事，就嘱咐曹参的儿子私下问曹参是何用意。闲时回家，曹参的儿子便向曹参劝谏。曹参大怒，便打儿子二百竹板。惠帝知道后，责备曹参说：“你为何鞭笞儿子，这可是我派他劝说你的呀！”曹参便摘下帽子谢罪说：“陛下自认为您和高皇帝相比，哪一个更英明圣武？”惠帝说：“我哪能跟先帝相比。”曹参又问：“陛下再看我和萧何相比谁的能力更大些？”惠帝说：“你好像不及他。”曹参说：“陛下说得对。高皇帝与萧何定了天下，法令已制定得清清楚楚的了。如今陛下垂拱而治，臣等应尽守尽职，遵循规矩，而不使其走样，不也可以了吗？”惠帝说：“我已知爱卿用意，你不用再讲了。”
曹参的话，不是遮短，而恰恰显示出他的长处。
朝廷一些官吏的办公地点与相府花园相邻，一群官吏整天在那里饮酒作乐，声音都传到外面去了。曹参身边的人正在花园中游玩，听到喧闹声后，就处罚了那些官吏。曹参听说后，立即叫人设宴布酒，同样也欢呼喧闹，与隔壁的吵闹相互呼应，于是，左右的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曹参此举，极力地描绘了太平盛世的繁华景象，悄悄堵住了皇上身边人的谗言之口。
智囊
曹参这种秉承前人，无所作为，撇开其中的具体历史原因，他的这种政治哲学，是一种大智慧。既然前人已有较好的规制和大政方针，那为什么还要再折腾呢？按着做就行了。
今天，一些新领导上任，必定要突出“作为”，必定要弄出自己的一套，总要以种种方式弄出些什么，口号、理念、动作，似乎不如此，不能显现自身的存在。即使前任搞得不错，也一定要来个翻江倒海，折腾得厉害。有些新官上任，“三把火”映得满天红，烤得周围发烫。但一任结束，那些“新词”、“政绩”也就荣光不再，萧然淡出。而后任上来，又会折腾他的新玩艺。
世事向前，有所作为，想弄些新的东西不能说不好，只是要知民之疾苦，千万不要为了显示自己的小聪明、与人搞政绩比赛而瞎折腾。有时，尊重前任的既有成果，“无为”而治，比自己的“创新”，更难能可贵。
一切得从实际情形出发。“为赋新诗强说愁”似的硬做，不仅没必要，而且劳民伤财。有时，像曹参一样，照着前人既定的做就行了。守固然平实如水，有时却是一种大智慧，一种大聪明。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领导者都有很高的水准。领导者“没水平”没关系，要紧的是不要把自己的“没水平”展览给社会、殃及给社会如果是这样，那是真正的“没水平”。
御史台老隶
宋朝御史台有个老仆役，平日以刚正不阿闻名。每当御史犯有过失，他就立即将手中的梃杖直立起来，御史台中的人都以他的梃杖是否挺直作为御史是否贤明的准绳。
有一天，御史中丞范讽要宴请客人，他亲自安排厨师准备做菜，再三指点。厨师刚走，他又叫回来，再三叮嘱告诫了半天。回头一看，那位老仆役的梃杖已直立起来了。范讽觉得奇怪，就问老仆役原因。老仆役答道：“大凡役使别人的，都只制订章程，而让人循章去完成。如果他不按章程办事，自有固定的刑法来处置他，哪里用着你喋喋不休地去吩咐呢？假使御史中丞您做了宰相，让您去治理天下，难道您还要对全国每一个人去吩咐教导吗？”范讽听后，深感惭愧，十分钦佩老人的见解。
这才是真正的宰相才能，只可惜老奴役终身被埋没了。
绛县老人仅知道天干地支，尚且使韩宣动心爱惜，像这样有水平的老衙役，却得不到推荐和任用。以资格高低来束缚人，国家怎么会用上有才能的人？要说到不能任用贤才，那例子可就多了。萧颖士使用仆人十分严苛，有人曾劝仆人离开而去，仆人说：“不是我不想离开他，我是爱惜他的才华啊！”甄琛爱好下围棋，命令奴仆通宵拿着蜡烛照明，一瞌睡就加以鞭笞。奴仆说：“郎君告别父母前来京城官邸，如果是为了读书，我绝不逃鞭打；现在您是为了下棋，对奴仆横加打骂，不是太不合理了吗？”甄琛深感惭愧，于是改过读书。韩琦在宴请宾客时，看到一位军妓头上插有一朵杏花，就戏弄她说：“鬓上杏花真有幸。”谁知那妓女马上回应一句：“枝头梅子岂无媒？”酒席散后，韩琦下令一个老兵把那军妓叫来，过了好一回儿，又后悔了。又去叫唤那个老兵，不料老兵还在原地没动。韩琦说：“你没去？”那个老兵答道：“老卒估计相公您必然会后悔的，因此没去。”
智囊
老隶虽然爵位不高，官职卑微，其形象却挺直如山，办事极有原则。哪些该管，该怎么样去管，界限分明，而不越俎代庖，处处插手。试想，事物繁杂，各为其政，各司其职，行政首长只有极大地调动各个职能部门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达到运作有序、切实有效，而如象三国时的蜀国丞相诸葛亮那样，事必躬亲，而食不过三四升，固然是认真负责，辛苦劳累，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最终不能长久，最后落了个“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壮结果。
现代社会，推行现代化的管理，主张遵循规章和制度，按制度和规定办事情。在此环境下，领导者要学会授权，给员工充分的自主权，营造良好的发展空间，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事半功倍，提高效率，促进管理的良性循环。
刘秀焚烧诽谤信
东汉光武帝刘秀诛杀了王郎后，收缴了王郎家中的所有文书，发现了自己属下的官员有与王郎串通、诽谤朝廷的几千封信件。刘秀不加细问，把各位将领叫到一起，当众烧毁了，并说：“让那些心怀二心的人安稳无忧吧！”
南朝时，桂阳王刘休范在浔阳举兵叛乱，被萧道成捉住后当即斩首，可休范的党羽还不知道，还在冲破京城的卫戍部队继续向前挺进。这时，宫中传说刘休范已经打到新亭，一些官兵和市民便惶恐不安，跑到营垒中投递名帖的有近千人。等到了新亭，才知道来的是萧道成的军队。萧道成命人将那些名片随得随烧，然后，登上城楼对众人说：“刘休范父子已被诛杀，尸体就葬在城外的南岗下。我是萧道成，你们的名片我都已焚毁，请放心吧！”萧道成是在效法光武帝的智术。
智囊
古今中外，凡成就大事者，除客观条件外，主观上大都具有一定的优良品质，其中豁达大度便是重要的一条。光武帝、萧道成之举，可以说是胸襟大度的典范。一个人难免不发生思想偏差和行为失误，趋炎附势或者合淤同流也不足为奇，光武帝等不因为一时一事而对人耿耿于怀，采取了既往不咎的政策，令那些曾经有过失的人安下心来重新为人。
在工作中，我们看到大部分领导都能做到胸襟大度，不仅善于倾听群众意见，而且对不同意见和尖锐批评都能正确对待，办起事来令人折服。但也有个别领导，存在着惟我独尊的思想，自己说过的话、下达的指示就是圣旨，不允许群众有不同意见，对当面批评和背后议论自己的人耿耿于怀，有的甚至在工作中打击报复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相反，对善拍马屁、讨好自己的人却很赏识。长此以往，不仅影响了自己的形象，而且也必将影响干群关系，影响工作的开展。
俗话说：做人一世，做官一时。我们说，工作中群众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即使是尖锐的甚至片面的意见，作为领导者也应该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学会海纳百川，正确对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切不可小肚鸡肠，把心思用在盘算别人的意见上。既然当了官，肩负重任，就要以事业为重，加强自身修养，心底无私天地宽才好。
薛简肃安抚民众
北宋薛简肃率兵镇守蜀国。一天，他在东门外设酒宴席，城中有名小兵骚挠叛乱，很快就被捉住了。都监向薛公禀告此事，薛公听后，命人把擒获的那名小兵斩首于众，这样做就等于把叛乱平息了，民众认为薛公的决断非常英明。如果不这样，乱抓乱审，逼供同党，十天半月也不能了结这件事，更不能安抚那些心有叛乱的人。
如果薛公稍稍夸大自己的军功，这样的事就不会处置得如此直接爽快了。
一次，民众中有人获得蜀国时的中书印，这个人夜里把印悄悄带回来，装在布袋里，然后悬挂在西门外边。守门兵卒拿着印袋禀告了薛夷简。当时围观的人成千上万，他们跟着守门人，高声喊叫，议论纷纷，个个都出言不逊，等着看薛公的举动。薛公命令管事的人将印袋收藏好，自己连看都没有看一眼，于是民众都安定下来。
少司马梅国桢镇守三镇时，有位胡人头目说他从沙漠中找到了一块传国玉玺，就用黄绢拓印下玺文，顶在头上，在辕门外向少司马进献，并恳请梅公向朝廷上奏。少司马听后，对他说：“现在玉玺还难辨真伪，等你取来，我看过后，只要是真的，定当犒赏你。”胡人说：“历代受命的印符，现出土于圣朝之年，这不是平常的吉祥瑞象。如果奏明皇上献出，应该有很重的封赐，并非先生所说的犒赏之礼。”少司马笑笑说：“宝源局中有的是国宝，这个玉玺即便是真的，也没有什么大的价值，我也不敢轻易奏明皇上，亵渎圣上的视听。我感谢你的好意，以一份金礼犒赏你，连同黄绢一并还给你。”胡人头目顿感失望，痛哭而去。
有人问梅公，为什么不向圣上禀告呢？梅公答道：“王孙满说过，国家的兴运昌盛在于有无德政，而不是有无宝鼎，何况胡人把他看成希奇的宝物，如果轻易地奏给圣上，胡人便以此来要挟，万一皇上下旨征讨玉玺而玉玺又迟迟得不到，难道真的用封赏去购买玉玺吗？”于是，人们都钦佩薛公的卓识远见，这就是当时薛简肃为何要把印收藏起来的用意所在。
元朝天顺初年，胡人首领孛来边境寻找粮食，当时传闻玉玺在他手里。石亨想领兵去巡视边境之地，借此可乘机夺来玉玺。皇上便问李贤如何处理此事，李贤说：“胡人虽在边境求食，但也不曾侵犯我国土。现在如果无故用兵，肯定不合适。何况玉玺是秦始皇所造，丞相李斯篆刻，是亡国之物，不足为贵。”皇上认为李贤说的对。梅公的见识，与李贤的见识正相吻合。
智囊
俗话说：“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当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针锋相对地“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真正有智慧的人善于缓解矛盾，解决冲突，使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而不是短兵相见，拼个鱼死网破。
诸葛孔明不设汉吏
诸葛丞相平定了南中以后，仍然任用原来南中各部的首领为官长。有人进谏说：“丞相的天威放到那里，南人无不心服，然而南蛮之人，人心叵测，今日降服，明日又会反叛，不如趁他们前来投降的机会，委派汉人作官，分别统领他们，使他们受到汉人礼仪的规范约束，逐渐濡染政治教化。十年之内，蛮人就可编入户籍，同化成为蜀国之民，这才是上策啊。”
诸葛亮说：“如果在南中设立汉官，就得留下军队，军队留下则没有粮食供应，这是第一件不容易解决的事；南中人刚被我们攻破，他们的父兄中多有伤亡，立了汉官而没有军队去留守，必成祸患，这是第二件不容易解决的事；南人多次发生废除、杀掉当地官员的事，自知罪行深重，如果在南中设立汉官，他们势必不相信我们，这是第三件不容易解决的事。如今我不留军队，也不用运输粮草，且各项法令制度已初步形成，南蛮夷人和我汉人自然会相安无事的。”
东晋桓温征伐蜀郡时，诸葛亮的一名小兵还在世，已经有一百七十岁了。桓温问他：“孔明先生有些什么超过常人的地方？”小吏回答道：“也没什么超过常人的地方。”桓温一听，脸上就露出自负的神色，认为自己可与孔明相比。老人呢停了一会，又说道：“只是在诸葛先生去世以后，就再也没看见过像他那样办事妥当的人了。”桓温听后这才十分惭愧，对诸葛孔明更加钦佩。凡事难得的就是“妥当”，这两个字正是孔明先生的知己啊！
智囊
诸葛亮巧妙地运用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在运用这一策略的时候，审时度势，善于把握分寸，恰到好处。天下最难的事情，莫过于分寸。天下事情是太多不好，太少也不好，最关键的就在于是否有分寸。
不吃得太多，是一种把握；不运动过量，是一种自知；不得意忘形，是一种稳重；不执迷不悟，是一种理性。
何为待人处事的“分寸”？善把握、有自知、能稳重、持理性，该就是这样的分寸了。孔子说过：“随心所欲不逾矩”，其寓意就是恪守分寸，这种境界无疑也属于“文明在线”。
分寸是一种力量。生活中对分寸操持得很好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首先是一个征服并升华了自己的人，是一个悟性高而且定力好的人，这并不容易。能够练好这种“自发功”的人，最有力量的。十之八九，他们都能战胜自己的贪婪、浅薄、盲动或狂妄。
分寸是一种智慧。人，要在世界上立得起、行得远，不能没有一定的哲学思想、文化底蕴、科学知识和历史经验的熏陶，并以此来促使自己“分寸着”。这些都是智慧，智慧是藏不住的。除非你道德品质不好，否则，这种守分寸的智慧总会表现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凡事都比较有“度”的深层次原因。
高拱巧治土司
明朝穆宗隆庆年间，贵州土司安国亨、安智各自领兵仇杀，贵州巡抚以叛逆罪把他们上奏给朝廷。朝廷派兵征剿，不但没有成功，眼看要激成更大的动乱。新任贵州巡抚阮文中在赴任以前，就去拜见宰相高拱。
高拱对他说：“安国亨本来是受坏人挑拨，激起仇恨，杀了安信，致使安信的母亲疏穷、兄长安智起兵报复。他们彼此结怨，互相攻击，都是出于双方仇恨的心理，是非难凭一面之辞而定。原来的抚台偏信安智，因此安国亨心存疑惧，而不服从官军捉拿，于是抚台就上奏朝廷说安国亨要反叛。要论叛逆，应当是指反对朝廷。现在是夷族人自相仇杀，与朝廷有何相干？纵使拘拿他，他不出面，也仅仅是违拗了巡抚而已，而巡抚就马上奏向朝廷，轻易发兵捕杀，夷兵能束手就死吗？虽说官军、夷兵各有伤残，但还没有听说安国亨有领兵拒抗的迹象，如果一定以叛逆论处，实在太过分了。这是官员中有人变着法子欺骗蒙蔽朝廷。地方上有事，隐瞒不报，这是一帮无事生非、邀功取宠的人干的；还有的人以小报大，以虚报实。一开始就虚张声势，作为请功的资本；后来小纠纷激成大乱子，用以证明自己以前的说法，这哪里是忠心为国呢？你这次去调查到真实情况后，应虚心静气地处理，除去安国亨反叛的罪名，只判他仇杀和违拗抚台的罪名，那样他们必定会出廷，听候审理。这样，才能体现出国法的严正、天理的公平。如今一些当官的人，只喜欢在前任官员遗留的事务上多增加些花样，以此来出出风头，显示他们的风采。这是没出息的男子干的事情，不是君子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