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生命的歌者（代序）(2)

第一阶段可以他的《故事诗》为代表。在这里面，诗人从古代一些宗教比如佛教和印度教的传说中，从古代丰富的故事宝库中，选取了一些故事，写成了诗。对这些故事的理解当然是诗人自己的，与原来的含义可能完全不同。这一些诗的情节都是在某一方面动人心魄的，诗的技巧也是十分高超的。约略言之，诗人在这些诗里歌颂了民族英雄，特别是锡克族的英雄，宣扬了爱国主义，提倡了印度民族的大团结。比如《被俘的英雄》是歌颂反对莫卧儿的锡克族英雄农民般达的。《戈宾德·辛格》是歌颂锡克教祖师戈宾德·辛格的。泰戈尔也歌颂了人道主义，比如《轻微的损害》，这首诗讲到皇后把穷人的茅屋点着，国王惩罚了她，让她去做乞丐讨饭。《比丘尼》、《丈夫的重获》（杜尔西达斯救了一个想自焚殉夫的女子）等也都充满了人道主义的色彩。同情别人好像成了泰戈尔的天性。黛维夫人（《炉火边的泰戈尔》第151页）说，只要泰戈尔听说别人有病，即便是不认识的人，他也坐立不安，拚命查医书，找药方，直到病人好了为止。他这种人道主义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最后的一课》虽然主题不是宣扬爱国主义，但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但是，祖国啊，它现在风雨飘摇，软弱无力，它任人宰割，破碎支离。

泰戈尔还同情锄着枯地的农民和凿着石头的筑路工人。他对穷人表现出一些同情心。在《无上布施》中他宣称穷人高于国王，宣扬穷人比富人要好。这种同情穷苦劳动人民的思想，在其他国家文学史上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着作中也可以找到。比如中国的古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锄禾日当午”等都是。泰戈尔同中国这样的诗人一样，当然只是从远处观察，而不是亲身感受，只是同情也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但是难道能说有点同情心比没有同情心更有毒害吗？有人在这方面提出一些过于苛刻的形而上学的要求，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第二阶段的诗歌创作，是同他的退避生活相适应的。像第一阶段中的那些政治性强的诗歌不见了。他在这期间写了一些带有神秘意味的诗歌。有时候内容模糊，令人难以猜度。从这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西方一些文学流派的影响，比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纯诗、为艺术而艺术等。在这些诗歌中最着名的当然是1912年出版的使他誉满欧洲从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吉檀迦利》。在这一部号称难懂的诗集里，他着重宣扬了爱，一种抽象的、没有阶级性的爱。他也颂扬了儿童的天真无邪。1913年出版的《新月集》着重歌颂了儿童。有这个主题思想的诗歌占这部集子的绝大部分。泰戈尔毕生热爱儿童，替儿童们说话。他曾慨叹过：“他们（儿童们）什么都说不出，他们没有反抗的声音。”（《炉火边的泰戈尔》第68页）。其中包含多少对儿童们的同情啊！1916年出版的《飞鸟集》，风格依旧，但是主题思想好像有了点改变。里面一些诗简直像是格言，比如第五十七首：“当我们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近于伟大的时候。”

他退出政治运动，受到人们的误解与批评。他精神苦闷，对现实感到失望，甚至想在宗教中去寻求安慰。他考虑到人类的前途，想让世界成为一家。这些又都是难以实现的。在这十几年中，他的诗歌几乎都是歌颂爱情，歌颂儿童的。这些诗歌好像都是脱离了现实世界，不食人间烟火。很多诗只给人一种朦朦胧胧的美，至于究竟是什么意思，恐怕连诗人自己也有点说不清楚。我们把这第二阶段的诗歌归纳起来看一看，如果想找出一个特点的话，我们可以借用一句现成的话：菩萨慈眉。

到了第三阶段，随着泰戈尔重新生气勃勃地参加政治活动，诗歌的创作，不管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有了一些改变。这个时期的诗歌，政治内容多了起来，他热情歌颂“刚强的女性”。他不同意爱所有的人（《问》），他热情歌颂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山达尔女人》），再一次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他歌唱了多少年来受压迫受剥削的非洲：啊，你是隐藏在一块黑纱下面使你的人类的庄严模糊成耻辱的黧黑的幻象。

他对非洲怀着深切的同情心，他用愤怒的声音去痛斥那些侵入非洲的殖民主义者。1937年泰戈尔看到法西斯匪徒的罪恶活动，诗人发出了烈火般的咒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中国，残杀无辜的人民，诗人忍不住怒火中烧，用辛辣的诗句来讽刺这一帮匪徒整队到佛陀座前去祈祷胜利（《敬礼佛陀的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分赃的慕尼黑条约，诗人也加以申斥（《忏悔》）。1939年，将近八十高龄的诗人欢呼新时代觉醒的黎明。1941年逝世前，诗人做了自我批评，批评自己没有走进田间农民、纺织工人、撒网的渔夫等劳动者的院子：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进入他们的生活，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多么诚恳的自我反省啊！生活了80年写作了60多年的诗人，临终的诗给自己的一生竖了一块光辉的碑。诗人晚年的诗对人类前途充满了信心，对东方充满了信心，对生活充满了热爱，对邪恶发出了诅咒。诗人整个第三阶段的诗歌，内容充满斗志，调子激昂慷慨，同以前的诗人判若两人。如果也用一句现成的话来标明它的特点的话，那就是：金刚怒目。

我上面已经讲到，泰戈尔的一些诗，特别是在第二阶段的诗，是非常难懂的。诗都写得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应该怎样看这个问题呢？诗比散文要难懂得多，这是古今中外的通例。中国古人说：“诗无达诂”，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诗主要靠形象思维，逻辑性在这里不像在科学论文中那样重要。中国古代有一些诗只有名词，没有动词。名词之间的关系只有靠读者的想象去填充。因此就产生了难读的问题。此外，诗人对诗的看法，也是很不相同的。泰戈尔认为：“真理是，诗的作用就是让人高兴。”他又说：“了解诗的主要途径是去欣赏它。”（《炉火边的泰戈尔》第99页）他的意思似乎是诗歌不一定有什么教育意义，写得朦朦胧胧，模模糊糊，只要能给人以美感享受，也是可以的，这样做诗的目的也算达到了。实际上，不管诗人承认不承认，诗总是要有所宣传的，表达诗人的思想和观点的，不承认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泰戈尔当然也不例外。他要宣传的东西，我上面已经做了些分析。足证诗不只是完全供人欣赏的，他也同别的诗人一样，执着于要宣传一些什么，反对一些什么。第一阶段的诗可以看到这个情况，第三阶段的诗更特别突出。那些像火焰一般炽燃。像利刃一般锋利的诗句难道仅仅是供欣赏的吗？难道仅仅是取悦于人的吗？

我上面也已经谈到，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其中也包括诗歌，受到西方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纯诗等流派的影响。我在这里再谈一谈印度古代梵文诗歌和印度民歌对他的影响。泰戈尔精通梵文文学，谈话时常引用一些梵文的诗句。他对于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对于迦梨陀娑的作品都非常熟悉。因此，他受一些梵文文学的影响，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是很自然的。但是泰戈尔决不是迷信古代。他对梵文文学的缺点明确地指了出来。他曾经说过：“整个梵文文学是装模作样的、文体复杂的、惨淡经营的诗——《沙恭达罗》是例外，在梵文文学中寻找真正好的作品是很难的。”（《炉火边的泰戈尔》第98页）。我认为，泰戈尔提出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见地的。但是这种说法比较笼统，不具体，没有说明哪一个时代的梵文文学是这样，也没有说明哪一个类型的梵文文学是这样。容易产生误会。至于民歌对泰戈尔的影响，那是很显着的。他作诗就喜欢用人民大众的语言。

总起来，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说：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泰戈尔都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东西两方面的影响，他都受到了，但是归根结蒂，他还是独立的。思想和形式的基调都是印度的。在形式方面，他有意运用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所以他的诗很为老百姓所喜爱。他自己又是音乐家，他的许多诗都铿锵可诵，富于音乐感。他的诗之所以流行于印度，特别是孟加拉，其原因就在这里。

最后我还想谈一谈泰戈尔的诗歌对中国的影响。我们都知道，泰戈尔一生同情中国，热爱中国。他曾两次访问过中国。第一次访问时，虽然有一批中国“玄学鬼”和其他的人想利用他为自己的主张张目，但是他还是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他访问以后，他的作品大量译成了汉文。当时译的绝大多数都是诗歌，有少数剧本。因此泰戈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是诗歌。从20年代中期起，中国文坛上出现了不少体裁像《园丁集》、《新月集》、《飞鸟集》一类的小诗，可见泰戈尔诗歌对中国萌芽时期的新文学创作是有影响的。此外，他在诗中表达的一些思想感情也影响了中国。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对儿童的关心和爱护。在中国封建时代，孩子是没有地位的，除了《幼学琼林》、《神童诗》一类的书以外，几乎没有给儿童读的书。五四运动前后，进步的文学家，比如鲁迅等，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泰戈尔的诗介绍到中国以后，他那热爱儿童的感情对中国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有一些中国作家开始关心儿童文艺，写了一些给儿童看的文学作品。《寄小读者》一类的书也陆续出现了。这可以说是中国新时代儿童文艺的开始。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泰戈尔虽然久已作古，但是他的影响在印度人民中还是存在的，他促进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功绩是永不磨灭的。为了加强同外国人民、其中包括印度人民的友谊，为了提高我们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平，为了批判继承世界各国的文学遗产，在今天，当我们全国人民斗志昂扬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开始的时候，读一读泰戈尔的诗歌，也还是很有意义的。因此我就为泰戈尔诗歌汉译本做了如上的介绍和评价。

197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