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官场劫》：马德江湖
在讲述马德和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之前，应该首先考察一下马德所处的地理和文化环境，我们就会知道，马德之所以把官场当作他个人的江湖，实在跟当地的人文环境有关。
我们先说东北人。东北人讲义气，重感情，哥俩好了天大的事都可以拍胸脯。东北人好交往，坦坦荡荡，豪侠仗义，少数人甚至把这种豪爽任勇的性格发挥过头了，演变成“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在这种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东北官员，和其他地方的官员比，就有显著的东北特色。东北的官员非常勤奋，不怕困难，勇于进取，热情豪爽，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且创造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东北的官员对困难是非常藐视的，“蓝天当被地当床”、“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那种豪迈的气魄和宽大的胸襟，那种连命都不要的创业精神是很感人的。
但是，东北的官员是粗线条的，往往把义气和感情看得比做官本身更重要，这跟白山黑水的豪迈与粗犷是分不开的。
在马德当过县长的海林县、当过副市长的牡丹江，都是当年“江湖好汉”啸聚山林的地方，比如座山雕、比如许大马棒等等。著名的“林海雪原”，以及著名的威虎山、奶头山、夹皮沟，就在牡丹江境内。马德在海林县当县长时，有一条很重要的政绩就是为了振兴当地的旅游经济，曾经斥巨资对赫赫有名的威虎山进行过改造。
马德当然知道座山雕，知道许大马棒，但是，马德的性格却不像我们熟悉的座山雕，而更像许大马棒许旅长，毕竟，许旅长更像正规军，有着严格的军规。马德是很讲“规矩”的人，况且我们的马德书记也确实没有座山雕那么奸诈狡猾，即使恨马德的人也认为马德“义字当先”。
义气，很多江湖好汉都是在这杆大旗的号召下，聚集到一起打家劫舍、杀富济贫的。我们津津乐道的梁山好汉、百看不厌的金庸武侠，包括打入座山雕身边当了九爷的杨子荣，所作所为无不是义字当先。这是马德的做人准则，也是马德的官场规则。
马德做官，更像是做江湖。对于他的上司，他会像对“大哥”一样敬重，逢年过节都会准时拜望，同时送上或轻或重的礼物。对于上司的耳提面命，马德都会唯命是从坚决执行。而对于自己的手下，马德需要他们一切行动听指挥。“你给我好好干，我给你升官”，这是马德驭下的基本格言。而节日期间谁来不来看他，也被他看得很重，这时候马德就觉得自己是“大哥”，如果谁不来看他，他会觉得很没面子。甚至一位得罪了马德而被长时间搁置的某市负责人说：“马德特别重义气，注重感情投资，他很看重别人买不买他的账。”一个马德的对立面说：“我在马德的下面，过年过节也去看他，但是想自己也没有多少钱送给他，也就不去了，马德就会觉得是我有意跟他对着干。”
马德把这种节日期间的“孝敬”，当作了一种对他权威的“孝忠”。马德需要这样的孝敬，就像他受贿是为了孝敬更大的官一样，他认为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情，一种马德眼中的官场规则。
如果把马德当作一个绥化这块地盘上的江湖老大，我们也许就会理解马德，理解马德为什么如此大胆地卖官鬻爵，我们也就不会把马德看成一个被妖魔化的脸谱。毕竟，马德曾经是一个能力出众、口碑不错的领导干部，他的堕落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但更与他的官场沉浮、所处的官场环境密切相关。
马德的名字后面总是伴随着中国第一大卖官案、黑龙江官场腐败等这些名字出现的。马德案件的审判已经尘埃落定，但对于马德的讨论甚至声讨，似乎仍然经久不息。自从马德卖官案出现，黑龙江高层发生震荡，随着田凤山、韩桂枝等封疆大吏的落马，马德的名字在2005年几乎占据了各大媒体的主要版面，其曝光率甚至超过了他的上司田凤山和韩桂枝。
在黑龙江的官场中，马德其实只是官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只不过因为他是这个链条中腐烂得最严重的一环，因而腐败链条从他这里断裂，由此牵出了田凤山、韩桂枝，以及数百名大大小小的官员，并由此揭开了黑龙江官场的腐败盖子，让人们误认为黑龙江官场已经变成了一块烂掉的土豆一般。其实，马德以及那些落马的官员，不过是土豆上一块小小的冻伤而已，剜掉冻伤，土豆依然，不过，土豆上的伤疤会永远留在人们的视野中。
江湖需要马德，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需要马德这样的官员。
让我们看看这个官场江湖中的马德，以及他所营造的官场江湖。
在讲述马德江湖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马德的简历：马德，1949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克东县乾丰镇。1968年8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1970年12月入党，先后任黑龙江省革委工交办秘书，省经委秘书、副科长，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海林县副县长、县长、县委副书记、书记，牡丹江市副市长，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地委书记、市委书记。
生于乡野，不安贫贱
在黑龙江省的版图上，离牡丹江和绥化都不太远的黑龙江省中部，有一个克东县，它因位于克山县之东而得名。克东县地处小兴安岭与松嫩平原过渡带，地势起伏，自然资源丰富，是黑龙江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之一。尽管这样，克东县仍然是名不见经传、地不载方志的贫困县。直到马德的出现，克东县才在一夜之间，传遍了黑龙江省，传遍了全国。
克东县出名，是因为从克东县一个贫困的小山村里，走出了以新中国最大卖官案出名的马德。
马德1949年11月出生在克东县乾丰镇的一个贫农家庭，贫困的家庭并没有给予他温暖和幸福。马德兄妹8人，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实厚道、本本分分的农民，他的家境用4个字就完全概括——“饥寒交迫”。
因为家境贫寒，加上孩子们一天天地长大，马德家已到了家徒四壁的地步。贫寒家庭百事哀，马德10多岁时母亲去世。马德的父亲马殿阁30多岁就开始有病，一家9口人，吃了上顿就没有下顿，马殿阁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马德的哥哥们，下学之后总是帮父亲下地干活，忙活家务。可马德当时只有七八岁，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而且一下课总是抱着书本看，家务事也不做，难免遭到父亲的白眼，父亲有时不让吃饱饭，甚至把他撵到外面罚站，一站就是小半天。马德上学后，父亲告诉他，从今以后各种学杂费家里只拿出一半，剩余的全由马德自己负责。此时，马德才八九岁，他上哪儿去借？上哪儿去讨？
没办法，马德只好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捡破烂和废铜烂铁到收购站去卖，或者村前村后拣粪肥，以此换来微薄的学杂费。
马德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一边放猪，一边打猪草。有一次，猪跑了，马德提着镰刀奋力去追，他刚一迈步，手中的镰刀随即就掉了下来。借着惯力，他的脚踢到了镰刀的刀刃上了。只听他“哎呀”一声，鲜血立即从他的脚趾缝里流淌出来。他顾不得疼痛，急忙将破衣服撕下一个布条，快速地包好。然后才一瘸一拐回到家中。至今，马德的脚趾还留有畸形的残疾。
马德小时候最重要的记忆就是挨打，最厉害的一次是他被父亲打得离家出走。那一次，马德跑到他的一位亲戚家，在亲戚家足足住了一个月才被父母找回家。
从小饱经贫穷之苦的马德，和近年来落马的其他贪官，如成克杰、胡长清、马向东酷似，都是经历过艰苦环境的挣扎，在奋斗中崛起。与此同时，和贫穷与生俱来的节俭，甚至是吝啬，曾长期地伴随着马德。
马德跨入中学时代起，文革开始了。当时，马德正在克东县第三中学读书，全国正掀起“革命大串联”。马德便与同班几名要好的同学沟通到北京串联。第二天，他们就举着红旗，背着行李，唱着歌曲，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哈尔滨方向徒步行军，愣是步行到了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火车站登车，来到了祖国的心脏北京，接受了毛泽东主席的检阅。
从那以后，马德这一“英雄壮举”成了自己仕途上的“资本”。从北京返回克东县以后，马德进入克东县第一中学读书，并担任班长和学生会委员。这也许是马德从政的第一步，或者是从政前的热身时代。
马德的贫农出身，再加上他接受过毛主席检阅的“英雄壮举”，作为一名学生干部，他出席了克东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1968年，马德高中毕业了。根据个人的政治表现，马德被上级组织部门留在了克东县，分配到军管会工作。后来，因工作需要他又回到了家乡公社工作，负责公社的后勤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期间，马德与妻子田雅芝恋爱并结了婚。
马德结婚后，全国第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工作开始了。那时，凡是进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前面必须加上三个字，那就是“工农兵”。工农兵大学生的标准是出身贫穷、根正苗红，在所在的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由当地革委会推荐，政审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德当然也就当仁不让。
1970年，20岁的马德被当地党委和贫下中农们推荐为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当马德接到入学通知书时，他简直不相信，他即将入学的竟是千里之外的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
就这样，马德跨入了上海复旦大学的校园，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的班主任、上海复旦大学生中文系退休教师高天如说：“那时，马德这一届中文系学生共有73人。因为是文革中大学恢复招生的第一届学生，他们都是各地基层组织推荐选拔上来的，能上名牌大学，实乃不易。当时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学历要求是初中，可马德是高中生，他的知识基础是很不错的。”
年过古稀的高天如回忆，说道：“那时候的马德，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他的学习成绩不错，但也不拔尖，最多曾当过学习小组长罢了。”
在学校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德和同学们到全国各地学工、学农实习的时间占了一大半，真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间不过是一年。除了少数成绩出类拔萃的可以留校以外，这一届学生毕业之后都回到了原籍，由当地党委、革委会进行分配。
这一届的同学中，其中就有后来与马德齐名的著名贪官马向东。
当时像马德这样的工农兵大学生，国家每个月补贴19.5元。马德就是靠着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上完了大学。据坊间传闻，马德大学毕业的前夕，他将自己的惟一值钱的旧手表卖掉了，得到30多元钱。可这些钱还不够，复旦大学的老师们又为他凑了一些钱，马德才买了一张从上海到哈尔滨的火车硬座票，票价是39.4元。
马德回到黑龙江以后，他再也没和母校联系过。
政坛骄子，平步青云
马德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凡是工农兵大学生都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但是马德的运气很好，他被分配到了黑龙江省革委会工交办秘书处任秘书。对于一个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这份工作对于马德来说，显然是求之不得的。
对于本职工作，马德是尽职尽责的，不到半年时间，马德很快成为革委会工交办的笔杆子，马德为领导撰写的讲话、调查报告、工作经验，都令主管工交的领导赞不绝口。后来马德出事之后，很多媒体把马德描述成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确有偏颇之处。不用说在上世纪70年代初，即使是现在，把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当作没有什么文化的大老粗，也都是不恰当的，何况马德在黑龙江省革委这样的大机关从事了多年秘书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一个大老粗能够胜任的。如果说马德粗，应该单指马德性格直爽粗犷的一个方面。
1976年8月，马德升任为黑龙江省经委办公室秘书、副科长。1980年8月，他又调任黑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马德在工作不到8年时间里几经升迁，由一个大学生很快成为一名黑龙江省委的一名副处级干部。
1982年12月，是马德在官场上的重大转折。黑龙江省委决定派省委机关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第一线。经组织部门的反复研究，省委决定将马德派到牡丹江市海林县任副县长。
这是党组织对马德的重用，更是对马德的重大考验。32岁的马德到海林县走马上任，从此，马德从政道路一帆风顺。34岁时，他当上了海林县县长。35岁时，又当上了海林县县委书记。几乎在每一个岗位上，他都是当时整个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干部。
如果说马德没有什么政绩，那可就太不公正了。马德在海林县的4年里，凭着他的锐意进取，勤勤恳恳，敢打硬拼，不徇私情，把海林县建设成了一个全省的先进县。
那时侯，马德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自身修养上，在当地老百姓的心目中，都是有口皆碑的。据知情人讲，他曾拿自己的亲属“开刀”，赢得了老百姓的一片叫好声。那时侯，马德从不接受下级和同事的宴请，就连上级奖励他的钱，他都分别捐给灾区群众和失学的儿童们。
马德当上海林县县长后，经常下到海林县的各乡镇，深入到部分村屯访贫问苦，嘘寒问暖。有一天，他来到一所贫困的小学校，只见一群穿着破烂不堪的儿童们，得知孩子们买不起衣服，买不起书包和本子时，马德的眼睛湿润了，他摘下眼镜轻轻地用手帕擦去了泪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一穷根，必须由我马德把它拔掉啊！”
随即，马德找到了当地乡政府，研究了如何支持和帮助搞好当地教育的具体办法。然后，他便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1000元钱，捐给了这所小学校。以后，他回到海林县政府，就在机关里发起了“捐助教育”的募捐活动。到如今，尽管马德锒铛入狱，可这里的老百姓和当年受益的学生们，还是念念不忘那个和蔼可亲的“马县长”。
为了进一步发展北大荒农业生产，打破单一种植的格局，马德经常“微服私访”，甚至来到农村一扎就是两三天。有时，县里急需找他处理有关事情，都找不到他的“踪影”。
马德凭着自己多年在省里工作的关系，广交天下朋友，为海林县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在马德的主持下，全县又对宁古塔旧城遗址、双峰中国雪乡、莲花湖风景区、威虎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旅游景点，进行了投资改造，极大了发展了以林海雪原为主要特色的旅游事业。之后，他把目光盯在了海林县的食品工业生产体系和森林工业体系，他和有关部门一起，上项目、跑贷款、筹资金、改造旧设备，引进新技术。
由于马德政绩突出，1986年3月他晋升为海林县委书记。那时，马德没有居功自傲，更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廉洁自律勤政爱民。在海林县委、县政府机关里，上上下下都夸赞马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为人正直，作风踏实。
1986年的端午节，马德家来了一位下属。当马德迎接这位客人时，这才发现客人手拎着那时比较时兴的“四盒礼”。马德曾经把那个部下的爱人由农村调到城里工作，还为那位部下的儿子安排就业。他是专门来感谢马德的。
见客人带来礼物，马德非常认真地说：“我给你办事，那不是我个人行为，而是我代表一级组织和一级政府！你的心意，我马德全都领了！请你转告你的妻子、儿子，你们在各自不同的岗位干好工作，那就是对我马德的报答，那就是对党和政府的报答！”
客人在与马德相互推拉之际，竟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声音沙哑地说：“马书记，你如果今天不收下这份礼物，我就给你跪下了！”
说完，客人果然“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任马德如何搀扶劝说，就是不起来。客人声泪俱下地说：“马书记，我们家并不富裕，也没有钱。可你这样关心你的部下，你叫我于心何忍？如果你还是不收的话，那你就是瞧不起我，就是觉得这份礼物太轻太薄了！”
马德只好收下了那盒点心，但他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50元钱，迅速地将这一叠钱塞到了客人书包的夹层里。然后，马德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将书包还给了客人。事后，客人回到家里才发现了其中的秘密。从那以后，这位客人逢人就讲马德回赠的故事，逢事他就讲马德廉洁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地在海林县委、县政府机关里传开了。
凭着良好的政绩和名声，马德官运亨通，晋升的速度以两年一个台阶上升着。1988年12月，马德升任牡丹江市副市长，主管全市的工业和交通。
这时的马德踌躇满志，虚怀若谷，他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在仕途上大展宏图。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两年之后，马德的仕途生涯遭到了极为惨重的重挫。1990年马德参加竞选牡丹江市市长，却没有获得牡丹江市人大的通过。落选的马德，在尴尬中被调任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
这次落选，毫无疑问对马德是一次惨重的打击，当不了市长不打紧，连副市长的位置也保不住，只能到省里一个无关紧要的局里当个副局长。马德不能不感到委屈。
马德心里不断地问自己：难道我马德含辛茹苦地拼命工作，想要在前途上有一番造就，竟遭到这番打击么？我为了党而工作，为什么竟有如此下场？
但马德没有因此颓废，却在重压之下表现出少有的优雅风度。短暂的痛苦之后，他高高兴兴地于1991年5月，出现在黑龙江省电子工业局办公楼里。
至今没有确切的消息可以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德“起死回生”。当马德出任省电子工业局副局长还不到18个月，谁也没有想到，1992年11月，马德却“杀了个回马枪”，又回到了牡丹江市任主管经济的副市长。这时，牡丹江市委、市政府机关都在纷纷议论着马德的“二进宫”。
不管人们怎样猜测和议论，马德的“回马枪”，着实使牡丹江市政坛的一些人有些忐忑不安，甚至有人大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
当时，牡丹江市政界人士，一时都搞不清马德这一步到底有什么意义。从表面上看，都感觉马德这个人的能量特别大。因为马德败走麦城，却能再回来做副市长，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而马德的心灵深处，这个期间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他不但看清了官场上“明争暗斗”的残酷，更看透了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重返牡丹江的马德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原则”，而是开门迎客，与当地的政要和部下频频建立起除了工作之外的友谊。
但是，马德依然坚持着绝不收礼的老习惯。每逢节假日，马德家中的客人越来越多。一些人便用一些小恩小惠，开始向马德发起了“攻击”，他们利用逢年过节向马德请客送礼。可马德还真的不吃那一套，对串门的朋友笑脸相迎，对送礼者统统拒之门外。
很多人以为马德看不上他们的仨瓜俩枣，就开始发动了“金钱攻势”。尤其是节假日，马德的家几乎每天都有十几个人登门拜访。这些人几乎众口一词，只希望与马德交朋友，不是求他办事。每个人来到马德家，不是送礼品，就是送现金。
没有办法，马德每天晚上从外面回来都不敢开灯。只要是他家灯一亮，上门送礼的人就排上了队。后来，他和妻子田雅芝就采取了一个办法，每次回家干脆就不开灯。田雅芝想要看电视时，只能闭着灯看。有时，他们俩故意地躲出去，到很晚回家，刚一开门，还是有人将门铃弄响。此时，马德夫妻俩就是不开门。可是，早上五时左右，他们俩还没有起床呢，电话就响了起来。
有一天，马德家又来了一位客人。他与马德漫无边际地闲聊起来，当时，马德和田雅芝也不知客人来到家里的目的。几个小时过后，客人走了，他俩以为什么事情没有了。刚一把电视打开，电话就响了起来，是刚才的客人打来的。
客人说：“我给你们俩买了一双鞋。我把鞋已经放在你们家的门后面了！”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马德苦笑了一声，显得特别无奈：“你说，这大老远的，来了还买什么鞋呀？”马德一边说，一边向门后走去。他好像被电击了似的，突然，他大声地喊道：“不对！客人决不是送一双鞋！”
当马德将鞋盒子一打开，里面放着几迭人民币。马德瞧了瞧田雅芝，田雅芝又看了看马德，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摇了摇头。后来，马德把这笔钱硬退了回去。
对于马德的行事作风，后来知情人劝马德说：“你们家不食人间烟火么？送上门来的你再不要，那人家可就认为你不信任他了。你这是把送礼都推到了别的领导那里去了！你再看看其他的领导干部，每天又吃又喝的，你这样干下去，岂不成了光杆司令了么？那你以后的工作怎么干？你还能干长么？你必须吸取竞选市长的经验教训哪！”
一席话，真的使马德心灵上有了一定的震动。事后，他对妻子田雅芝说：“以后再来人送东西，或者送钱，你就先收下吧！”
案发后，马德妻子田雅芝在交代案情时，如此回忆说：“我们不收，就等于把人家推出去了。那么，马德的‘政权’就无法巩固了。”
马德的内心里不是不爱钱，而是更爱他的官，他不希望因为贪污受贿而影响了自己的仕途，所以担任副市长以前的马德一直保持着廉洁自律。但是，因为拒贿而孤立了自己，在官场上也是大忌讳，所以，马德开始慢慢接受了“礼尚往来”的“朋友之谊”，对于部下送来的烟酒糖茶，也就半推半就地收下了。
马德当然不会想到会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而且因受贿把自己整成了“名人”。
主政绥化，大权独揽
1996年6月18日，绥化行署一位副专员在去陕西省西安市参加全国小集镇建设会议的旅游途中，不幸遇难，以身殉职。这位副专员是绥化行署专员的后备干部，他的去世给组织部门的人事安排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后来，经过组织部门的推荐黑龙江省委常委批准，黑龙江省委任命牡丹江副市长马德继任绥化行署专员，一跃成为正厅级高官。这一消息，如同春雷一般，在马德的头顶上炸开了！
连马德都没有想到，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竟然是一块狗头金。
为了欢送马德赴任，牡丹江市委和市政府联合举办欢送马德宴会，在牡丹江市政府宾馆隆重举行，参加这个宴会的规格，在牡丹江来说是空前的。市委在家的常委们、副书记和市政府的市长、副市长，全都出席了这次晚宴。宴会开始前，由常务副市长代表市委、市政府讲话，讲话中对马德的政绩和功绩，象征性地又客套般地大加赞赏了一番。
第二天，马德离开牡丹江市，牡丹江市政府一位领导干部陪同马德上任。据坊间传闻说，在绥化地区宾馆设午宴招待过后，这位干部走到服务员面前，用奇怪的口吻问：“同志！你知道我今天给绥化地区送来了一个什么？”
宾馆服务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十分吃惊地说：“不知道啊！那你说，你给我们送来了什么？”
这位副秘书长狠狠地说：“记住！给你们送来了一个王八犊子！”
“什么？王八犊子？你说谁是王八犊子啊？！”
“那还用我明说么？马德他就是一个正装的王八犊子！”
当然，这个情节是马德出事后坊间流传的一个段子，至于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马德1996年来到绥化地区以后，就开始了他在绥化政坛6年的“马德时代”。那么，“马德时代”给绥化政坛都带了什么呢？
初来绥化的马德，他的政治野心和贪婪野心，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因为他没有忘记在牡丹江市竞选市长时的“灰色时光”，为此，他必须做好三个方面的准备：一是要和当时的绥化地委书记赵洪彦搞好关系；二是平衡和处理好上下、左右关系；三是必须要有自己的“内线”网络和“铁杆”亲信。就目前形势来看，马德既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等闲视之。
马德首先要与时任绥化地委书记的赵洪彦搞好关系，他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赵洪彦是他的顶头上司，二是他与赵洪彦又是老乡。赵洪彦出生在克山县，而马德出生克东县，说他俩是老乡也不为过。
在绥化这个地盘上，只有地委书记赵洪彦才是真正的老大，行署专员马德在老二的位置上，必须做出“孝忠”老大的姿态来。这是马德的官场哲学。
赵洪彦是马德江湖中不可不提到的一位大哥级的人物。1944年1月18日，赵洪彦出生于黑龙江省克山县西河乡和平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因此，赵也算出身于书香门第。身为家中的长子，赵洪彦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中专毕业后，赵洪彦就被分配到克山县人民银行工作，6年后被调到县财政局工作，两年后被调到县委组织部当了一名干事。此之后他的仕途一路绿灯，又过了两年之后，他成为地区组织部的干事、黑龙江省委组织部科长、副处长、副厅级部务委员。1992年，赵洪彦被委以绥化地委副书记重任，后来又当上了权倾一方的绥化地委书记。
马德除了工作上经常向赵洪彦请示汇报以外，他瞄准每个节日敲开赵洪彦家门。1997年春节刚过去还不到3天，马德就来到了赵洪彦家。
两个人除了礼节性的客套之外，马德便对赵洪彦套起了“近乎”：“赵书记，虽然说你是我的书记，我是你的部下，但咱俩更是老乡呢！我是真心实意地想得到你在工作上对我的帮助，可我毕竟是身单力薄啊！”
赵洪彦用手捋了捋他那花白的银发，说：“马专员，你这些话说得我特别的爱听！克山和克东两个县连着，咱们俩都是饮的是那一方水，吃的是那一方粮而长大的。在这一点上，你马专员尽管放心，我赵洪彦决不能袖手旁观，我一定竭尽全力支持你！”
马德试探着说：“赵书记，春节刚过，我马德没什么准备，特意备下了点小钱，算是我给赵书记拜个晚年吧！”
马德说完，就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随手递给了赵洪彦。这时，赵洪彦大为惊奇，他慌忙地将这一信封又推了回去。马德一看，这赵洪彦是真的不收，还是故意推辞呢。马德伸出手来，一下子将赵洪彦的胳膊挡了回去，说道：“赵书记，你就不要这样了！如果你连我马德的面子都不给，那你我今后的工作怎么合作啊？怎么配合啊？我看，你就别把你看成是我的书记了，你把你当作是我的老大哥吧！今天，全当作兄弟孝敬哥哥，这总算可以了吧？！”
你还别说，马德的一席话还真把赵洪彦说服了，这时的赵洪彦也不再推辞了，他轻轻地将书桌拉开把信封放进去，转过头来笑着对马德说：“谢谢你！真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
马德接过话茬儿，认真地说：“赵书记你放心，政府这一头我一定按照你的指示去办，决不会有半点差错！”
这次送礼，马德到底送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不过，从那时起，马德逢年过节都去赵洪彦家去探望。直到马德案发以后，人们才知道赵洪彦与马德的关系。2000年4月，赵洪彦回到了哈尔滨，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厅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2002年5月，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党委书记。
检察机关在审讯马德时，他很不服气，并大吵大闹嚷道：“绥化买官卖官又不是从我马德开始的，我才来绥化多长时间？我所知道的，从我的前任就开始了，我还送给赵洪彦15万元呢！”
结果，马德的一句牢骚话，又牵出了另一个贪官赵洪彦。2003年8月，经黑龙江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免去赵洪彦黑龙江省人事厅厅长职务，并接受审查。2004年7月12日，赵洪彦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厅厅长是主管全省干部人事工作的关键岗位，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都出了问题，那么也就不难理解黑龙江省为何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
自从马德给赵洪彦送完礼以后，他和赵洪彦的关系的确比刚来绥化时接近了许多。攻克了赵洪彦这一座“碉堡”以后，马德对自己周围的部、办、局领导，开始实施了“一边打压，一边团结”的手法。不到一年的时间，马德身旁就有了十几个“铁哥们儿”和“亲信”。
这些“铁哥们儿”和“亲信”都为马德干些什么呢？他们的任务是，密切注视着地委书记赵洪彦的动静，密切关注着来自省里的各种信息。不管是大道的，还是小道的，统统地汇聚到马德的办公桌上，任马德去挑选和选择。这些人真的发挥了作用，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刺探了两个消息：一个是赵洪彦可能要升调到省里的重要部门工作，另一个是绥化行政公署可能要撤地设市。
这两个消息，对于马德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事。明摆着，赵洪彦一调走，绥化这一地盘那就是马德的了。到那时，马德真正地成为绥化政坛的“老大”了，真正地成为“封疆大吏”了。到那时，马德要风有风，要雨有雨！
可是，马德一连等待了一年多时间，也没有发现赵洪彦调升的“迹象”，更没有绥化行署撤地设市的消息！
就在马德一心想要攀升绥化地委书记之际，却接到黑龙江省委通知，绥化行署专员马德到中央党校学习，时期为一年。
接到这个通知，不亚于在马德心灵上发生了八级地震。按说，领导干部能参加中央党校的学习，那是镀金，是一生政治生涯当中的幸事。但马德没有这么想，他把党组织安排的学习，当作是一次仕途上的十字路口，准确地说是当作是官场上的又一次失意。
的确，马德到中央党校学习的消息传出之后，绥化地委和行署大院里立时传出了各种版本的说法：“马德的学习，那是省委对他的不信任，看来他在绥化那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马德肯定降级使用，赵洪彦不信任他，他是当不上地委书记了！”
“马德要调到外省工作，如果和他靠近并向他投资的，那可是肉包子打狗，有来无回！”
一时间，各种谣言四起。紧接着，这种不同版本的谣言，不但传遍了整个绥化，也当然传到了马德的耳朵里。
几乎没有什么送行仪式，马德就是这样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北京，来到了中央党校，来到了地市级领导干部培训班。
一向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马德专员家门前，顿时“冷落鞍马稀”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位特殊的人物，悄悄地敲开了马德家的楼门。他叫申佰臣，绥化正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经理。
申佰臣的正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在绥化只是一个中型建筑安装企业，申佰臣想巴结马德，就通过马德的司机介绍，跟马德吃了一顿“便饭”，并给马德送了一笔钱。但其后马德并没有帮申佰臣办什么事情，他们的交情仅止于此。
但是，正是在马德认为自己仕途失意、大多数人惟恐避之不及的关键时期，申佰臣却悄悄地进入马德的家庭，全心全意地帮助田雅芝渡过了“难关”。
马德去中央党校学习，他们的儿子在北京大学读书，只有田雅芝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留在了绥化。这时候申佰臣不失时机地来到了马德家中，他对田雅芝说：“田姨，现在这世上是世态炎凉啊！这些势力眼的人们，一看马专员上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就传出了很多谣言。这些人就连你家看都不看，管都不管了。田姨你不要怕，你们家的大事小情，我申佰臣包了！你也用不着不好意思开口。你记着，你就把我当成你的亲儿子，好不好？”
听到申佰臣这滚烫滚烫的话语，田雅芝的心里热乎乎地暖。之后，看到申佰臣一次次地为马德家罐气、买米、购面，又一次次地为马家送些土特产品时，田雅芝就像是打碎了的五味瓶，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马德到北京上学之后，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申佰臣提前就把马德家需要的物品、食品，统统地购买齐全，并将这些东西搬到马德的家中。当然，每当马德在北京与家中通电话的时候，田雅芝发自内心地向马德介绍了申佰臣的一举一动。
落寞中的马德看清了，也看透了他属下这群人的嘴脸。他从心里暗暗地感激申佰臣的“诚实”，佩服申佰臣的“为人”。同时，马德也更加憎恨自己那些看人下菜碟的属下。
很快一年过去了，2000年马德从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风风光光地回到了绥化地区。此时，赵洪彦调任黑龙江省人事厅厅长，马德不但没有调走，反而升任绥化地委书记。与此同时，绥化地区还要撤地改市。这一改市，马德的权力可就大了。
为什么呢？因为地区行署是省里的派出机构，能够管辖的人、事、财权范围有限。一旦由地改市，则市一级可完全掌控当地的人、财、物。
一听到马德主政绥化的消息，马德属下们突然回过味来，就像苍蝇见血一样，又一次铺天盖地涌了进马德家门。这时马德的家，又恢复了过去的“热闹”。溜须拍马的，点头哈腰的，没事愣是能整出事的，来来往往地穿梭在马德的办公室或者家里，毫不疲倦地忙碌着。
可是，现在想与马德交朋友、套近乎，那可是不好使了！
马德回到绥化后，他没有忘记“门可罗雀”的日日夜夜，也没有忘记重情重义的申佰臣。
有一天，申佰臣一如既往地来到了马德家，恰巧马德也在家里。闲谈中，马德无限感慨地说：“小申啊！我现在从心眼里往外地感谢你啊！没有你的帮助和支持，还不知你田姨要遭多大罪呢？”
申佰臣拦过话语，说：“这算不得什么！这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还是我必须做的！”
马德略微地摇了摇头，说：“那可不见得呀！你也看到那些人了吧？我有用的时候，就想狗一样地摇尾乞怜。我没有用的时候，就想兔子一样地躲得远远的。我马德决不是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我要知恩图报。你放心好了，从今之后，只要我马德在绥化待上一天，我就让你幸福二十四小时！”
申佰臣一听，眼睛立时就亮了，情不自禁地说：“好！太好了！真好啊！马书记，我谢谢你，我真得好好地谢谢你呀！”
马德听完申佰臣的话，头一扭，用手指着申佰臣，说：“你刚才叫我什么？”
申佰臣不假思索地答道：“我叫你马书记呀！”
马德显示出非常不满的样子：“你小子叫错了！在家里，你不用叫我什么书记，一家人么！你如果不嫌弃的话，你就当我的干儿子吧！”
申佰臣一听，张着大嘴，惊讶得半天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马德一看申佰臣的样子，说道：“我和你田姨每天除了上班、下班，家里一个人影儿都没有。我们的儿子常年在北京读书，没个孩子在身边也很孤单，你对我们又是这么好，你就认做我们的干儿子吧！你看怎么样？”
申佰臣从惊愕中清醒过来，他“扑通”一声跪在了马德面前，一连磕了三个响头，喊了一声：“爸！”
紧接着，申佰臣将身体挪移，冲着田雅芝，又磕了三个响头，喊了一声：“妈！”
从这以后，申佰臣的正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如同吹气球一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跻身于绥化市几大建筑企业之中。可以不夸张地说，申佰在绥化地盘上几乎是呼风唤雨！
当申佰臣得知绥化地区要筹建绥化广播电视大厦工程时，还没等他去找他“干爸”时，马德已将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里，告诉他这个消息，并嘱咐他如何运作。
马德亲自打电话，让地区建委主任“重点考虑”申佰臣。马德开口要干工程，别人是抢不走的。绥化广播电视大厦的承建任务就选定了正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申佰臣如愿以偿，但是他不会忘恩，他拉上了田雅芝一起运作这个工程。2001年初，绥化广播电视大厦工程完毕以后，申佰臣分给了田雅芝200万人民币，这是马德受贿数目中最大的一笔款项。而申佰臣在这次工程项目中所获得的利润是多少，到目前仍是一个谜。
卖官鬻爵，变本加厉
客观地说，马德是一个有着3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在领导岗位上工作了20多年，为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过。可马德的变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一些官场痼疾的影响和世界观的改变。他本应正直的心，随着权势的增长在不断地扭曲和腐烂。
当马德的思想开始滑坡时，“苍蝇”也就叮上了他这个“有缝的鸡蛋”。也就因为“拿了人家的手短”，他便千方百计地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行贿者提供更多的方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德的买官卖官的始俑者，就是从与三个行贿者的交往中开始的。
除马德的干儿子申佰臣之外，马德的堕落是从10万元“红包”开始的。
随着马德对自身要求的放松，一些穿针引线的掮客出现了。在马德的起诉书中，牡丹江制药厂厂长苗胜国是最早向马德行贿的人。早在1992年11月至1996年11月，马德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期间，苗胜国就曾因牡丹江制药厂向银行贷款，以及向黑龙江省粮食局借生产原料等事项，得到了马德的特殊帮助，由此和马德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苗胜国渐渐地从一个行贿者转变成一个“中介人”。
1998年春节前，苗胜国从牡丹江赶到绥化，一是给马德全家拜年，二是送上了10万元答谢金，感谢马德在牡丹江期间对制药厂的帮助。但是，一个坚决不收，一个坚决要给，两个昔日的朋友僵持在马德家的客厅里。
马德左右为难时，他的妻子田雅芝从里屋走出来解了围：“我看，你老马收下吧！要不，苗老弟的面子往哪搁？”
说完，田雅芝从苗胜国手里接过这一大信封。随后，马德和苗胜国重新坐在沙发上，闲聊了一会儿，苗胜国就起身离开了马家。
送走了苗胜国，马德十分生气地说：“咱们不能收人家的钱！这样做，那是犯错误的！”
田雅芝手一挥，说：“你别一本正经啦！当官不打送礼的。人家不是行贿，他是答谢你的，不是行贿！”
田雅芝说完，就将信封里的人民币，一叠、一叠地码好，一数竟是10万元人民币！
10万元，对于当时的马德来说，确实是一个大数字。马德的头皮不时地一阵阵发麻，他嘴里不停地叨念着：“10万哪！”
这10万元让马德在惊悸中度过了很长时间里。马德明白，这10万元不是花花绿绿的纸片，而是一张张送自己下地狱的催命符！是一副冰凉铮亮的手铐！
田雅芝见丈夫心有余悸，给马德出了一个折中的主意：“这10万元你我先不动它，存到银行里去。观察几个月，或者半年。这期间，如果没有什么风吹草动，那就真正归到咱们手里。如果有什么风浪，干脆就物归原主。你看怎么样？”
马德一听是个好主意，他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足足提防了半年之多。当然，这半年多周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从这以后，他的胆子渐渐地大了起来。
时间到了1998年末，哈尔滨市某集团董事长肖某，准备在绥化地区筹办种羊场。肖某为了得到马德的关照，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了牡丹江市的苗胜国，苗胜国让肖某准备了30万元。之后，苗胜国和肖某来到绥化市找到了马德。很快，马德带着他们来到青冈县，找到了这个县的领导，肖某的草原羊场也就顺利地开张了。
种羊场开张之后，肖某又想将自己的企业申报成全省的“龙头企业”，其目的就是在贷款、税收等方面享受国家的优惠待遇。于是，肖某再次又找到了苗胜国，求其再为他帮忙。这一次他凑足了60万元，然后按照田雅芝提供的一个储蓄账号汇了过去。
从那以后，马德试探性地分别以不等的额度，收受了三次礼金，周围还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由此，马德的胆子由猫变成了老虎。
马德大彻大悟后，开始付诸于行动。其中最方便得手的就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开始批发“顶戴花翎”。马德的卖官可谓极具特色，那就是丈夫卖官，妻子收钱。
为了把握起见，马德先从小官小职上“小试牛刀”。获得成功后，马德开始批发“顶戴花翎”。之后，在绥化市的部、委、办、局里，在绥化市各县、区里，一些知情人渐渐地知道了一个公开的秘密：找马德批发“顶戴花翎”，必须送礼！
2000年绥化地区“撤地建市”。马德顺利升任首任绥化市市委书记，这样，整个绥化市人事权力就牢牢地掌控在马德手里。据当地政府人士称，在人事任免、推荐过程中，名义上需要通过市委常委会，但往往就是马德一锤定音。在绥化，任何重要位置的变动都要经过马德拍板同意，就在这些过程中，马德将权钱转化的效用发挥到了极限。据此前纪检部门的通报，马德受贿礼金物品折合人民币2385万元。有人统计，马德任市委书记期间，平均每个月受贿108万元，每天受贿3.56万元人民币。
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的中纪通[2003]2号《通报》中指出，马德的所作所为是典型的吏治腐败，带坏了班子，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损害了党的领导干部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加剧了当地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致使送礼行贿、买官之风愈演愈烈，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搞改革、干事业、求发展的积极性。
马德刚开始批发“顶戴花翎”时，与妻子采取的办法是，先设饵、再甩竿、后钓鱼。也就是说，对绥化市各部、办、委、局和绥化市各（市）县一、二把手空缺的位子，按兵不动。用那明晃晃的“宝座”，吸引了不少竞争者。按马德的说法，那就是“吊胃口”。
绥化市下属的明水县是全国的著名贫困县。该县的县委书记空缺，按正常的组织规程，明水县县长吕岱，应顺其自然地坐上“县委书记”的宝座。可谁知道，一直主持工作的吕岱，迟迟不提不任。
整整一年过去了，寝食不安、食不甘味吕岱突然大梦初醒，他紧锣密鼓地筹备了钱款，分三次交给马德14万元。之后，聪颖过人的吕岱又送给马德一套别墅，将娇嫩欲滴的两个美女放在别墅中，供马德享用。直到2000年11月，吕岱才正式当上了明水县的县委书记。
2000年年初，马德偕妻子田雅芝来到海伦市视察工作。整个接待、陪同的是时任该市副书记王某。如此近距离接触马德，王某很快就从田雅芝那儿，弄到了马德的有关信息。
随后，王某就将自己存在银行里的几十万元存款全都提出来。2000年7月，王某以汇报工作的名义，来到了马德的办公室，请马德考虑一下他的工作调动。随后，王某就把自己准备好了的存折，拿了出来。这是一张以田雅芝的名字登记的30万元的存折，密码是马德家的电话号码。
王某轻轻地将这存折放在马德的桌子上，说：“马书记，我就这个能力了。”
马德鄙视地看了看存折，用一种讥笑的口吻，说：“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拿走！”
王某听后大吃一惊：“什么？你不要？”
马德阴沉地说：“我不喜欢这个东西！”
王某理解错了，马德其实不喜欢用存折送钱，他喜欢的是现金。王某还在坚持，说：“马书记，就放在这里吧！”
说完，王某就要告退，马德随手将存折扔在了地上。王某的脸如同巴掌打了一样的红涨起来，他尴尬地弯下腰拾起存折，灰溜溜地走了。
事后，王某还是不死心，他试探地给田雅芝打去了电话，并且委屈地述说了自己的“碰壁”。田雅芝在电话里笑着说：“小王啊！你可真是太天真了，老马他不喜欢存折。”
王某一听，这才恍然大悟。两个月后，王某借马德在绥化市医院住院之机，他把存折里的钱款取出，又加了20万元钱。这一回，王某将这些钱放在了一个盒子里，来到了马德的病房里，这盒子里装了整整50万元！
2001年春，王某被提拔为某县县长。马德出事后，他成了第一批被“两规”的领导干部之一！
随着绥化市上上下下“顶戴花翎”一涨再涨。紧俏的“顶戴花翎”，已经涨价到令人闻所未闻、目瞪口呆的地步了。某县一个副县长想当县委副书记，先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30万元送给田雅芝。其后趁马德治病住院期间，送上了价值达10万元的两尊小金佛。这样，张某才登上了县委副书记的宝座。
张某当上县委副书记以后，心里总有一种“不平衡”之感。为了还上亲属、朋友的30万元“亏空”，张某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负责党群工作的便利，到处寻找资金的“增长点”。他效仿马德，在暗地里批发“顶戴花翎”。人们万万没有想到，就在2002年4月初，他继续批发“顶戴花翎”时，他的“官位”也就当到头了。
马德和妻子一起，毫无避忌地根据不同县市（区）、不同部委办局的一、二把手疯狂地批发“顶戴花翎”。以少则几十万元，多则上百万的不等价位，进行大肆敛财。据马德交代，“在当了市委书记后，收钱收礼达到了顶峰。经过反省回忆，我对我能收受这么多贿赂感到吃惊，收到了这个份上，头脑已被金钱冲昏。其结果是我被审查，害了家庭，葬送了自己的前途，走上了犯罪。”
马德将现有的、紧俏的“花翎”批发干净以后，对保职的“花翎”，又进行了煞费苦心的研究。除对保职的“花翎”加码批发以外，他更换了“打法”。那就是保职的“花翎”拖延批。
那些保职的“花翎”是前一届领导班子遗留下的，有的职务居高不下，有的职务不高而有实权。对这样“官员”们，那就拖延时间，拖得时间越长，这批发的“价码”就越高。这样，才能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
绥化市某局局长是一名女干部，她在其位已有三四年的光景了。近年来，女局长要钱有钱，要权有权，要房有房，要车有车。就在女局长“春光无限”的时候，她的“官位”却出现了“摇摇欲坠”的危险信号。她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听到市组织部门准备调整各市、县、局一、二把手，其中这位女局长也“在劫难逃”。
女局长煞费苦心，最终悟出了一个真理：要想保住官位，必须送礼！可又一想，根据她和马德的平日关系，她与马德全家私交甚好，难道还需要送大礼么？她琢磨来琢磨去，立时与田雅芝取得了联系，电话中以15万元的价码达成了“保官”协议。
高某是绥化市最年轻的处级干部之一，他的工作能力、理论水平、为人处事，在全市党政各级领导班子中是有口皆碑的。可是，高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最讨厌溜须拍马和结帮成伙的人。也就是说，在马德的眼目中，他不善于人际交往，又不送礼，属于“死脑瓜骨”。于是，在绥化市党政领导班子大调整中，被马德调到某县级市任市委副书记，这实属是降职使用。
可高某以为这是组织上对他的考验，非但没有怨言，反而还加倍地工作。有一次，高某在省里考核该市一位副市长时，由于他说了实话，就把马德的“铁哥们儿”得罪了。于是，马德的亲信千方百计地对高某进行了“点穴”：“你现在的位子，说不准哪天该挪挪窝了！一旦挪窝，那就不是副处级了，科级也都是它呀！”
这一“小阵雨”，真把高某说醒了，也浇透了。终于，这个榆木脑袋开窍了。高某不通则已，一通百通。如果真的没了“顶戴花翎”，地位、荣耀、家庭、价值，岂不“一江春水向东流”了么？没办法，高某便求其岳母为其张罗了29万人民币和2万美元，送给了马德。
高某时运不济，马德东窗事发铛锒入狱！高某非但没能如愿，反而还被“双规”了。那笔借来的巨款，也就随之打水漂了！
当办案人员问高某：“你给马德送那么多的钱，到后来起作用了么？”
高某回答说：“这个问题，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也许起作用了，要不然我的位子早被别人占上了。”
贾某原是一名军队干部，转业后到某县任副县长。可他却受到县委书记的极大反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和县委书记的矛盾越来越大，工作起来感到特别吃力。
贾某明白，自己的社会关系基础不牢、根子不深，在瞬息万变的官场上，随时随地都有被淘汰的可能，无时不刻地都有被清除的危险。他感到自己的官位摇摇欲坠，他觉得自己的顶戴花翎飘摆不定。
有一次，贾某在绥化市一次会议散场时，他对马德说：“马书记，快过春节了，过几天我去看你。”
马德一听，当时就告诉他说：“你来看我，那好！你没有30万就别来，知不知道？”
贾某当时差点没有晕过去，只好强作笑脸，硬挤出几个字出来：“那是！那是！”
就这样，贾某无奈之下前后共送给马德34万元。贾某为了自己的官位，也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马德一看贾某办事真讲究，不到一年的时间，贾某由副县长晋升为县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正当贾某为自己的升官沾沾自喜时，他被马德案件牵入其中，现已被判刑！
马德掌握着绥化市10个市、县、区和各部、委、局、办主要负责人的人事调动大权，他自始至终有一个固定的公式，那就是金钱等于职务。当官必须送钱，已成了绥化市一些领导干部固定的思维模式。当然，对于投桃报李的规矩，马德是非常讲究的。可以说，绥化市的买官者们，凡是送钱的基本上都如愿以偿了。
在马德的官场江湖规则中，没有永久的关系，只有永久利益，人和人靠利益维系，社会靠利益维系，而利益靠金钱、靠物质，没有金钱就没有利益。人与人之间包括上下级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朋友之间、同志之间，甚至亲友之间、亲情之间都得靠金钱维系。因此，这时候的马德把搂钱当作他人生的第一需要。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马德卖官卖到了疯狂的地步！
每年马德的“生日”是他大发横财的时候，每逢过年、过节是他最惬意的时候。不光是年节，马德身体舒不舒服，甚至稍微咳嗽一声，这都成为他敛财的切入点。马德一有病就住院，他的病房便成官位的“批发中心”。探视的、慰问的，车水马龙络绎不绝。从1995年到2001年4月，马德每年住院期间，光送礼的就有900多人次，收受礼金已达到千万元以上。
在近六年的时间里，马德凭着花样翻新的手段，不仅敛聚了巨额金钱，而且还收受了500多件高档西服，500多双高档皮鞋，20多台高档照像、摄像设备，10多件高档裘皮大衣，数台电脑、几十套高档手饰、古董字画等财物……十几名办案人员在他家清点赃物就用了7天。
办案人员还在马德家发现了几百个用来装钱的信封，信封上大多有送钱人的单位。有的信封里还剩下二、三百元钱没有拿干净，光这些信封里剩下的钱，合起来就有上万元！在马德家里，沙发底下、床单下面随手都能摸出钱来。他们家有一个大冰柜，里面的熊掌就有好几只。
到这时候，马德彻底地变了，由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干部，变成了什么饭都敢吃，什么钱都敢拿，什么话都敢说，什么乐都敢找，什么人都敢交的贪官了。马德不但把卖官当成是他敛财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还把正常的工作也当成敛财的手段。
在一个完全被扭曲的官场当中，钱不但是换取权力的筹码，也成为了一切行为的润滑剂。在绥化市的政坛上，不但一度私事需要私办，即使公事也需要遵循私下解决这一条路径。在对马德的起诉书中，有一个特别的受贿案例，1999年9月，马德在担任绥化地区行署专员期间，在绥化地区所属肇东市增拨拖欠养老金数额事项上提供帮助。为此，马德收受肇东市市长吴某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
解决拖欠养老金本是马德分内应该解决的公事，但在马德治下的绥化，公事却很难得以公办。据知情人讲述，吴某解释这次行贿的原因是，有一年国务院给各省一笔社会保险费，肇东市向上报数时报少了，为此那笔钱就拨得少了。当时，绥化地区还有1000万元的机动数，这笔钱掌握在马德的手里。吴某和市政府的几位相关负责人商议之后就找到了马德，马德最终同意给肇东市追加了300万元。为了感谢马德，吴某等人研究后就筹了5万元送到马德家里。
马德的贪欲，是物质和精神的混合体。如果表现在精神上，那就是野心。如果表现在物质上，那就是金钱。这时的马德，已经被金钱、美女、崇拜、奉承，团团地包围了。
上行下效的“小马德”李刚
马德在任职期间大肆卖官，将绥化政坛变成一个庞大复杂的官场江湖，变成了一个以官位为商品的市场。
在马德的官场江湖中，向上连接着黑龙江政坛的韩桂芝等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王慎义、赵洪彦等数位地厅级官员；向下联接着李刚、吕岱等数十位县处级小“马德”，他们大都已在狱中服刑，或被采取了法律强制措施或受到行政处分。
马德的官场江湖中，几乎每一个有头面的人物都毁灭了一个家庭，甚至牵涉出家属的犯罪嫌疑，如马德之妻田雅芝，李刚之妻焦红霞。
马德江湖在人数上呈一座金字塔形状，官位越大贿金数目越大。韩桂芝之于马德，马德之于李刚，其上行下效之恶果，不仅在于将贪贿之风层层下递，更在于由个案而成惯例，而成规则，清者欲独善其身而不可得，使当地的政治风气被摧毁性地破坏。
50岁的马德开始担任绥化市委书记时，属下绥棱县县长李刚只有41岁。李刚在绥化官场属于凤毛麟角的人物，相貌堂堂，口才文笔俱佳，被称为绥化市“第一后备干部”。因此李刚一直自视甚高，甚至到被判处无期徒刑之后，还曾在法庭外对妻子焦红霞说：“要是不出这个事，我李刚一定做到封疆大吏。”
李刚在2000年至2002年春节，总计送给马德人民币32万元、美元1万元，由此当上了绥棱县县委书记。此前，李刚在1998年春节前，送给原绥化地区地委书记赵洪彦人民币10万元，因此被提拔为绥棱县县长。李刚还因卖官受贿119起，总计折合人民币210余万元。另有308万余元不能说明合法来源。李刚案牵涉绥棱县官员上百人，致使绥棱县党委政府机关几乎崩溃。
在265名向马德行贿的官员中，李刚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有“小马德”之称。在一些方面，李刚的做法和语言，和马德几乎如出一辙。
马德脾气很大，好喝酒，作风粗暴。属下陪他，如果不喝酒他开口就骂。一向和他比较亲密的一个县委书记曾被马骂道：“你这种县委书记，我十分钟就拿下一个。”李刚也在绥棱说一不二，他曾对一位部下说过：“你的立场不对，我用你也行，不用你也行。”李刚甚至对刚刚提拔一个局长说：“你这是碰着我这一代明君了，大胆启用年轻干部，要不你也不一定能当局长。”
出人意料的是，李刚在“双规”前的民主测验中，他的满意率达到80%。客观地说，李刚在任时，为老百姓干了不少实事，政绩比较突出，所以群众拥护，满意率高，而他在背地里干些什么却鲜为人知。对此，绥棱县委一名干部说，老百姓最关心能不能吃饱饭，李刚买官“没有祸害老百姓”，所以，群众对他“并不反感”。
李刚顺利的仕途是由能力和金钱铺就的。1995年，年仅36岁的李刚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绥化地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兼部长助理。作为一名年轻的后备干部，李刚可谓是春风得意，前途一片光明！凭着他的工作能力和政绩，周围的同事和领导，对他都是赞不绝口。1996年3月，他就走上了黑龙江省庆安县委副书记的岗位。
按理说，如果李刚在这个位置上努力工作干出业绩出来，自然会继续得到组织的信任和提拔。可是李刚却担心自己“窝”在了副书记的位置上，这是李刚所不甘心的。
1996年7月，李刚利用谈工作的名义，试探性地送给赵洪彦5000元钱。接受了“红包”的赵洪彦，对李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全地区处级领导干部会议上公开表扬了李刚。于是，1998年的春节期间李刚向赵洪彦送去了10万元人民币。同年7月李刚被任命为绥棱县县长兼县委副书记。此后不久，绥棱县委书记调到别处工作。一时，竞争其位的不乏有20多人。而李刚与刚刚上任不久的马德并没有什么“私人交情”，李刚以为这次自己没戏了。
可是，李刚出乎意料地当上了绥棱县的“一把手”。在当时，41岁的李刚是黑龙江省最年轻的县委书记。
在绥化官场，投桃报李的规矩，李刚是明白的。
由于时间紧迫，一时筹集不到那么多钱，李刚顾不得影响，直接从县财政局拨款30万元送给马德，“感谢马德书记在任用时给予的关照”。
李刚当上绥棱县委书记以后，在与马德的交往中得到了一个启示，那就是利用职权，把搂钱当作他人生的第一需要。为了还上县财政30万元的“亏空”，李刚痛下决心，效仿马德大肆批发县以下的“顶戴花翎”，大张旗鼓地收受贿赂和礼金，其贪婪的程度令人震惊。每年重要节假日和家人的生日，他和妻子焦红霞一起，就在家中坐收上门的“买官钱”和“人情费”。2001年开始，李刚就任绥棱县委书记以来，就迎来了受贿的“高峰期”。
李刚实施了他的“一把手工程”。所谓的“一把手工程”，就是指各部门“一把手”的使用、升迁、调动，只能由李刚确定。从李刚在绥棱县县长到县委书记期间，这个县光向李刚行贿谋利或“感情投资”者就达131人，其中多数是科、处级干部，并分布在县机关各部门、企业以及基层乡镇机关等100多个单位之中。从当上县委书记到案发后，李刚的总财产高达579.9万元。
一位纪委官员说：“李刚送了30万元，两年内就受益500多万元，收益率高达1500%。天下哪里有这么高利润的行当！”
李刚每收一笔贿赂，全都交给妻子焦红霞保管记账。在绥棱县的各部、办、委、局及乡、镇干部中，很多行贿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如果直接把贿金送到李刚那里“不方便”，就直接送到焦红霞那里。
与此同时，6年来李刚在批发“顶戴花翎”过程中，划分了八大类：一类是副职晋升正职的干部；二类是提拔副科级的干部；三类是平级调动到重点部门的干部；四类是保官不动的干部；五类是推荐副处级以上的干部；六类是受表彰奖励干部人员的确定；七类是从乡镇调回县城任职的干部；八是发生在贺婚、探病、祝寿、拜年、吊唁等，谁送的礼金多来确定的干部。
李刚利用本人有病、亲友的婚丧嫁娶之机，大肆收受他人礼金及下属和企业奉送的各种没有明文规定的奖励，受贿的数额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李刚的钱财来源还有所谓的“感谢”、“支持”、“关照”等，比如为了子女的工作，为了解决“干部遗留问题”，为了能在有劳保单位退休，为了生活困难而恳求补助，为了“文明单位”等称号评比等等。据侦破李刚案件的办案人员介绍，李刚大肆收礼受贿，涉及范围之广、人员之多，实属罕见，是一起极其典型的马德卖官案大翻版。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2002年6月，马德因涉嫌受贿被中共黑龙江省纪委立案审查。李刚夫妻如同惊弓之鸟，两人人急忙将多年积攒下来的20余张存折、名贵手表、数码相机等装进一个保险箱里，送到了李刚的侄女家。李刚的侄女心有余悸，又将这个保险箱隐藏到一个开馒头店的亲属那里。
2002年8月，李刚夫妇被黑龙江省纪检委审查，同年9月检察机关受理了此案。经检察机关侦察发现，自1996年至2002年6月，李刚利用职务便利共收受贿赂款已达228万元，非法所得20余万元。为了彻底查清李刚的家产，检察官们调取了他们夫妇俩从1982年以来的20年工资，其中有252万余元明显地超过了合法收入，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2003年11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刚夫妇受贿案，鉴于李刚有主动交代部分犯罪事实，有自首情节，遂以受贿罪、行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李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行贿罪、转移赃物罪，判处焦红霞有期徒刑15年。
书记卖官，市长卖工程
尤为精彩又意味深长的是，马德被“双规”之后，第一个就把他曾经的搭档、前绥化市市长王慎义“毫不吝惜地供了出去”。这也从旁印证了绥化官场一度盛传的马德与王慎义“明显地对立不配合”的传言。而恰是在“马德定的事情王慎义不执行，王慎义提的意见马德不支持”的对立中，绥化市却依然形成了“书记卖官，市长卖工程”的默契局面。两人甚至在一项市政工程中达成“君子协定”，划地为界、分肥而食。也就是说，尽管马德江湖中关系错综复杂，却还是在共同的利益下形成了一个既争斗又勾结的利益集团。在这样的恶劣氛围下，绥化官场腐败自不待言，而绥化百姓也必然成了各级腐败官员搜刮的对象。
王慎义1947年10月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1971年入党，1969年10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哈尔滨师范大学（函授）中文专业，先后任公社教师、行署教育科长、行署卫生局副局长、省委政研室处级研究员、五常县委副书记、巴彦县县长、延寿县委书记、省体改委副主任、双鸭山市委副书记、绥化市市长等职务。
王慎义调任绥化市市长后，工作还不到半年时间，他似乎感觉到有一种无形的大山在他前面横亘着，这座大山就是市委书记马德。马德在平日里不善于言表，反而是王慎义，无论大会小会，无论是人多人少，按照马德对他的评价来说，都要“瞎咧咧出个名堂来”。正是王慎义爱出风头的性格，把马德惹“急”了。
有一次，黑龙江省委一位主管党风建设的领导来到绥化市进行调研。当时，马德和王慎义随同前往，经过两天的走访，同志们坐下来进行座谈，然后由马德做了总结性发言。马德按照秘书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照本宣科地来了一个讲话。
当讲到各级党委的党风建设时，王慎义不知是故意还是无意地来了一段插话。可他这一插话不要紧，一下子就刹不住车了。他从村党小组讲到村党支部，从村党支部又讲到了乡镇党委，而且还列举了大量的先进事迹。正在王慎义滔滔不绝地而大讲特讲时，马德生气了，但是他碍于省里客人的面子又不好发作，便使劲地咳嗽了几声提示王慎义。马德一连好几次的咳嗽，王慎义就像没有听到似的，或者说根本没有理会马德的“提示”，王慎义还是振振有词地讲着，还是“引经据典”地唾沫飞溅着。
马德发怒了，这时他也不管省里的“客人”，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了，腾地站起来说道：“王市长，你累了吧！喝口水吧！”
马德这么一说，王慎义这才从极度的亢奋中镇静下来，马上点着头，不好意思地说：“哎呀！对不起了，马书记你接着讲！”
马德干咳了几声，扶了扶自己的眼镜，用一种愤怒的目光瞟了王慎义几眼，又开始了他的“演讲”。
当省里的客人走后，马德转过身来，用手拍了拍王慎义的肩膀，轻蔑地说：“王市长，你表现得不错啊！从今以后，我一定要安排充足的时间，让你尽情讲吧！”
说完，马德扭头就走了。留下的，却是王慎义的一脸茫然。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任何会议上，只要王慎义参加，马德干脆就不给王慎义发言的机会，气得王慎义干瞪眼睛。
虽然这则故事来自于绥化市当地的传说，并有些演绎和杜撰之嫌，但从马德和王慎义的明争暗斗过程中，这个故事确实有某种代表意味。
王慎义与马德关系紧张，这已成为绥化市委、市政府机关中的公开秘密。在王慎义主管的市政府里，要想进行人事调整也必须得到马德的同意，王慎义这个市长是有其名无其实的一个空架子。为此，王慎义就在多种场合竭尽自己的“能量”，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可王慎义越是这样，越是引起马德的不满。
王慎义没有人事权力，无法卖官。他既想要在绥化市立足，又要干出立竿见影的政绩来，只有从市政建设入手。因此，王慎义在担任绥化市市长期间，基本专注于市政工程。
可王慎义根本就没有想到，马德的手伸得太长了。有一次，绥化市准备兴建一家宾馆，根据城建部门的要求，有一建筑安装公司在王慎义的主持下竞选中标。一切安排妥当，就要进驻工地准备开工了。
马德得知这个消息后，便找到王慎义，马德毫不客气地说：“王市长，你的宾馆开工，为什么不与我打个招呼啊？”
王慎义一听，马德的阵势来头不小，忙说：“这个市政建设，是我完全负责，还有必要向你招呼么？”
“什么？”马德本来睁不大的眼睛，此时两只眼睛瞪得就像玻璃球似的，他怒吼道：“你知道我是谁么？我是绥化市委书记马德！你建这么大的宾馆，难道我就不应该过问么？王市长，你太无组织无纪律了吧？！”
马德的一阵指问，立时使王慎义无地自容，他不知说什么好了：“那你说，这个宾馆还盖不盖了？”
马德黑着脸，不满地说：“谁说不让你不盖了？这个宾馆必须盖，而且还要盖出一定的水平来！不过，这个建筑公司必须给我撤下，不用他们！”
王慎义一看，建筑公司已经确定，如果临阵换将，他这个市长的面子往哪里搁？事态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他感到特别地棘手，王慎义无奈地问：“合同都已经履行完毕了！不用他们还用谁啊？！”
马德转过身来，说：“那好办！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就是正达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申佰臣他们！”
王慎义一看，如果顶下去，双方都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王慎义便来了个“缓兵之计”说：“马书记，咱们都从双方的利益出发。我看这个宾馆暂时先放一放，你我坐下来认真研究一下好不好？”
就在王慎义和马德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两个人开始了“实质性”的“谈判”。为了使王慎义这个市长的面子能在施工单位面前过得去，为了使马德这个书记的权力能在他干儿子面前得以展现，双方最后达成了协议。那就是王慎义必须忍痛割爱，将整个绥化市街道两旁的彩砖铺设工程分割给马德一半，以绥化市的中直路为界，东城归马德的人马承建，西城归王慎义的人马承建，并以行政手段向下摊派，承建人员铺完砖后按标准统一收费，并美其名曰“政府统一规划城建”。
王慎义为了防止马德抓住他的“小辫子”，他表面上做出服从和屈从的样子，对马德来了个不软不硬的“攻势”，那就是投其所好，搞点“小恩小惠”。王慎义这一招，跟马德担任专员后对付赵洪彦的招数如出一辙。
2001年春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每年市财政局都在春节前准备一笔钱，馈赠给为绥化市做出贡献的上级领导和对绥化市有过支持的有关部门。这一大笔钱，完全掌控在王慎义手里，但又由马德安排决定。王慎义借此机会从中留出了2万元钱，并以“沟通感情”为名，送到了马德手里。2万元钱对于马德来说，那只是个“毛毛雨”了，不过，这一举动完全表现出了王慎义对马德的屈从和恐惧。
2002年春节前，王慎义从财政款项中又留出了5万元钱交到马德手里，马德乐着说：“王市长，外界传说你我有很大的矛盾。其实这里有什么呢？也不过就是顺心与不顺心罢了。不过你放心，只要我们俩团结起来，那苍蝇是飞不进来的！你说呢？”
王慎义笑了笑，说：“你说的对呀！只要你我一条心，我看绥化的兴旺发达指日可待！”
马德是最不愿意听王慎义的大话套话了，他厌烦地挥了挥手：“好了！我还是那一句话，谢谢你没有忘了我！”王慎义自讨没趣，转身就走了。
后来，王慎义在出国考察回来以后，他来到马德的办公室，送给马德一块欧米茄手表和一瓶法国香水。
当马德东窗事发以后，王慎义感到自己解放了。为了遮盖自己的罪行，就在中纪委和省纪委决定召开绥化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通报马德罪行大会时，已经调离到黑龙江省环境保护局的王慎义，几次请求返回绥化市参加这一“举足轻重”的会议，以示自己的清白，以示自己与马德不是一路货色，以澄清在绥化市内传出的各种流言蜚语。
王慎义如愿以偿了，他和中纪委、省纪委的同志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堂而皇之地“扬眉吐气”了。不过，伪装的就是伪装的，不到半年时间，王慎义就被“双规”了。
被移送到司法机关后，王慎义在监狱中写给律师15封信自述其心路历程，其中大骂马德“政治流氓”。在审判前，王慎义拒绝了律师对其作罪轻辩护的建议，坚持要求无罪辩护。王慎义认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有自己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客观原因。马德作为市委书记，党委班子的班长，又是自己的顶头上司，马德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的情况，难免影响自己。这就是王慎义自己认为无罪的理由。
但是，王慎义为多项市政工程减免税费，以收取他人送来的钱物共计188.9万余元，那是铁证如山的。
夫唱妇随“贪内助”
在马德买官卖官受贿大案中，马德的妻子田雅芝是一个重要角色。刚开始，田雅芝因为马德在外面包养情妇，出于报复马德的心理开始受贿，后来她的动机就发生了深刻变化。田雅芝不但参与了多起受贿，最终她本人被认定受贿374.6万元。就在2002年3月，田雅芝和马德被“双规”之前，她一直是马德行贿的代言人和财产保管人。田雅芝是在法院系统工作，被“双规”之前的职务为黑龙江省林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熟悉田雅芝的人，都这样形容她：她的官太太气特别重，一般人都不在她眼下，文化素质属于一般水平。
外界传言，田雅芝和马德感情始终不和，经常因马德有外遇而争吵不休，但在受贿上，她却为马德的犯罪推波助澜。田雅芝在多种场合经常说的话就是“马德花销大”、“儿子在北京准备买房”之类的话语。据知情人士讲，有一位县委书记光听田雅芝所说这类的话，不下有8次之多。确实，她的话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马德得到的贿赂一般都交给她。至于她单独收到的贿赂，则向马德说一声，之后自己就将钱款存了起来。
德国作家布莱亚特曾经说过：“贪欲的开始就预示着要在牢狱里而告终。”
2005年5月14日，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早餐前后》节目组记者在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对被判处无期徒刑、正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的马德妻子田雅芝进行了采访。
记者在监狱看到的田雅芝，身材清瘦，皮肤白皙，五官清秀。采访时，她的神态还有几分倨傲。可是，一说到她的儿子时，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不住地顺脸而流。从她的言谈中可以看到，她有强烈倾诉自己的欲望。但从她的言语中，说得更多的，还是马德好。马德在被抓以后，也曾经说过：“我对田雅芝是爱，对其他女人是需要。”采访中，田雅芝多次说到她和马德收来的钱都放着没动，是不得已收下的。其实，那时马德和田雅芝在收贿索贿时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有人问过马德：“那么多人送钱，你能记住吗？”
马德回答说：“谁送了不一定都记住，但没送的肯定都记住了。”
当记者问到田雅芝在买官卖官大肆受贿过程中，有没有动摇过时，她哭诉道：“到了顶峰时期，就是想离开绥化这个地方。如果不出事，2002年10月就回省了。马德就当上副省长，中组部考察完毕，就等省人大换届了。这些钱我们一分都没有动，奋斗大半辈子了，全部家当都进去了，而且把孩子还坑了……”
深深的罪恶感，夹杂着痛悔和对儿子的悲伤，袭上了她的心头。一说起儿子，田雅芝无限悲伤地说：“出事以后，儿子关在黑龙江进行隔离已有两年。儿子曾是全省十佳中学生，北京大学毕业，1999年留校。如果不出事，儿子的前途不可估量。在学校时团中央就看中他了，北大这些年从来没留过本科生，那一年北京留下了16个博士，几个研究生，就他自己是一个本科生。那年，他才24岁，后来很快提升为副处级干部。没有一个人不说，这孩子太可惜了。”
说着说着，田雅芝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讲起了儿子的成长过程：“我儿子在童年时，从来不和外人玩耍，他除了看书就看书，一分钱我都不让他错花。有时，他渴了向我要冰棍吃，我都不给他买。因为家庭条件挺好，我就怕他学坏了。儿子上学跑运动会时，我都不给他钱，却给他带饭。老师曾抱怨我说，全校没有一个孩子带饭，就你们家带饭。为什么这样要求他？因为我和他爸都是农村孩子，都是地垄沟爬出来的。所以，就这么严格要求他。可到现在，把孩子耽误了……”
田雅芝在狱中，已经收到了儿子的十几封信。有的信件已经破了，管教人员用不干胶帮助她粘上了。田雅芝解释说，是儿子的这些信给了她希望，她经常拿出来看看。所以，这些信件都看破了。随后，她就像看到了光明一样，对记者说，我给你们念念我儿子的信吧！“事情发生这么久了，我早已学会了坚强地面对一切，因为我知道未来的一切都要靠自己去奋斗拼搏了。我会珍惜自己，我相信自己的能力一定能为爸妈创造幸福的生活，我也乞盼妈妈保重自己的身体，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妈妈你自己要吃好睡好，记住把希望放在未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我，相信你的儿子。从小到大，我们吃了不少苦，这些也能度过去的。”
田雅芝一边阅读儿子的信，一边对记者说，这些信件是我的支柱，有了这些我才能活下来。儿子在信中说：“人在物质和外在环境条件匮乏的情况下，精神境界会极速提高的，这种经历我曾深深体会，切记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人遭遇不幸，流离失所。只有真正靠感情结交的朋友才会在你危急时不离不弃。当时因为利益和你交往的，也会因为利益没有了，他也失去了……”
记者问道：回过头来看，你觉得其他的官员应在马德身上吸取什么教训？
田雅芝擦了擦眼泪，说：“一把手管钱管物的权力太大。”
记者又问：你现在不恨马德吗？
田雅芝似乎内心泛起了一阵阵怜惜之情，说：“不恨！我走到这一步不是他的错。”
记者又提问：想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
田雅芝摇了摇头：“我没有想过，因为这些钱我一直想全部退回去。人活着，有粮万担，吃一顿还是一碗饭。有多少别墅，你睡觉时也是这么大个地方，你死了能背去呀？我过去在农村啥也没有，生活得也挺好。我要的是精神支柱，不是物质。我的衣服老多了，好东西太多了，我穿吗？”
记者问：是因为不送不行，才想办法弄钱吧？
田雅芝辩解地说：“我没有这个想法，我不想他再升了，他越升我觉得越孤独。我说嫁给你有啥好处，这个家里里外外什么都我管理。后来，为什么马德上哪里都带着我？他觉得我太孤独了。”
记者问：你想没想过你们夫妻俩可能这辈子不一定能见面了？
田雅芝点了点头：“想过。那就听天由命吧！”
“心甘情愿”的红颜知己们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的中纪通[2003]2号《通报》中指出，马德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是从放松对自己思想上的要求，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开始的。他不仅在经济上疯狂敛财，生活上也极度奢侈糜乱。自1996年以来，他先后与多名女人保持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热衷于灯红酒绿，沉湎于声色犬马。
贪官有个把情人不会让人惊诧。可是马德和他的情妇们的交往与交情却令人不解，马德与情妇们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差太远。马德从70年代在上海复旦大学毕业，可以说是“高级知识分子”。1982年以来，他一直在国家干部的阵列里拼搏，最后成为权倾一方的绥化市委书记，在黑龙江也是高级干部。但马德的情妇们却个个都是不折不扣的“丑小鸭”。有的是餐厅服务员，有的是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有的是小商小贩。
马德的“艳遇”，是从一名餐厅服务员小姐开始的。
1998年11月，马德被任命为绥化行署专员后，行署召开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员参加在某公司餐厅举办的大型宴会。宴会期间，负责马德专员的餐桌服务员是一名风情万种、风姿绰约的年轻女人。酒后，马德指定这个女人陪伴自己跳舞，离开舞厅后，马德拉着女人来到宾馆的房间里。
后来，马德和这个女人由在宾馆里巫山云雨，改为在女人家里颠鸾倒凤。当然，马德一来，这个女人的丈夫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干脆借故走开，大开方便之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德和这个女人的关系已达到如胶似漆的地步了。
一次，俩人“狂风暴雨”过后，马德问：“你我相亲相爱这么长时间了！我呢，也没给你什么。你有什么要求没有？你不能在餐厅当服务员了！”
这个女人欲擒故纵，她沉吟了一会儿，说：“我和你不图索取，只图相爱！”
马德摆了摆手，说：“那可不行！你说，你看好什么工作。你吱一声，我马上给你办！”
这个女人捋了捋凌乱的头发，说：“马哥，那你就把我调到检察院去吧！”
马德二话没说，用手扶了扶眼镜：“好！一言为定！”
马德说到做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个女人威风凛凛地穿上了检察官制服。后来，马德经过这个女人的介绍，认识了她的姐姐。姐姐不同于妹妹，她的目的就是有求于马德，换一下自己工作的环境。姐姐献出了贞操，马德当然也就满足了姐姐的要求。姐姐如愿已偿地来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威风八面地出现在绥化市某机关里。
同几乎所有的贪官一样，马德没有逃脱“贪官加情人”的腐败定律。随着马德一边职务的不断升高，在官场里平步青云，另一边是“外面彩旗飘飘，家里红旗不倒”的妻妾成群的惬意生活。可他哪里知道，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和女人们的这种“忘年交”，完全是建立在权色基础上的性交易。
马德参加省级一个大型洽谈会期间，他遇见了一名在哈尔滨某宾馆当客房经理的赵某。赵某身材高挑、举手投足有一种成熟妩媚的少妇之美，使得马德对她一见倾心。
马德不失时机地主动与赵某接近，有事无事与她说话，赵某早已心知肚明。不过，赵某并不着急委身于他，而是慢慢地吊着马德的胃口。赵某越是这样，越把马德拨弄得整日魂不守舍。马德除了参加会议以外，剩下的事情就是给赵某打电话，每次都十分诚恳地邀请赵某出来“赴宴”。
就在洽谈会即将结束的前一天，赵某突然将电话打到了马德的手机里，她主动约马德去喝茶，马德欣然驱车前往。喝茶的时候，赵某告诉马德说，第二天是她28岁的生日。
一听说明天是赵某的生日，马德说：“明天的宴会，你就不必破费了！由我为你组织，我们要选一处哈尔滨市最豪华的大饭店！”
赵某略微抬起了头，说道：“让你破费，我于心不忍！”
早已对赵某垂涎三尺的马德，正愁找不到机会大献殷勤。第二天，他在哈尔滨市一家豪华的大酒店里预订了赵某的生日晚宴。
席终人散，赵某倒在马德怀里，说自己醉了，要马德送她回家。看着朝思暮想的美人依偎在自己身旁，马德心潮澎湃。他搀扶着赵某，来到这个大酒店的豪华套房里，将她抱到床上……虽然马德是个厅局级高官，但他毕竟是农民出身，又在地级市待了许多年，很少接触过大都市里的女性。此后，马德离不开赵某了，为了讨取情人的欢心，他不仅送票子、送金子，而且将其打扮得珠光宝气，极尽巴结之能事。但是，这些小恩小惠赵某哪能看得起？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她决定向马德索取更多的回报！
不久之后，赵某突然将电话打到了马德的手机里，告诉他：她的母亲病重，在哈市住院治疗。为了表达对赵某的一片真心，马德和赵某特意驱车来到医院，拿出5万元人民币交给赵某的父母。一见马德如此“慷慨大方”，赵某感动了！
事隔一周之后，赵某在酒桌上笑容可掬地把两个姐妹介绍给了马德。马德的眼光，不时地在三姐妹身上瞄来瞄去，嘴里不停地说：“我好福气啊！在这里见到姐妹三人，我很高兴！你们都干什么工作呀？”
赵某为难地说：“我说出来怕马哥笑话，我这位姐姐是个体卖鞋的，小妹是个体卖服装的！”
马德为了讨好姐妹三人，说道：“这好办！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就让你们三姐妹当干部！”
赵某知道马德的用意，她单刀直入地说：“你放心！你需要什么，我们姐妹三人就给你什么！”
之后，马德把三姐妹分别安排到某宾馆的房间里，与三姐妹在不同的房间里发生了性关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马德的安排下，三姐妹就在绥化市和哈尔滨市不同单位里上班了，而且还当上了有权有钱的官儿！
马德以为他这样做，既满足了姐妹三人的要求，又达到了他销魂的目的。可他想错了，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她们要索取更大的回报。
姐妹三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想牢牢地把马德控制住，单凭美色是不够的，最好的利器就是抓住他的“软肋”。于是，姐妹三人在与马德一次次做爱后，偷偷地保存了一些证据，作为日后可以威胁马德的把柄。有一次，姐妹三人公开当着马德的面说没钱了，马德立即答应分别送去1万元人民币。又过了一个月，姐妹三人吵嚷着要开办“公司”。马德不敢怠慢，从手里拿出10万元，毫不吝啬地交到她们手中。再过了半年，姐妹三人说要到外地“旅游”，马德就像哄小孩似的，又拿出了5万元，做为“路费”以示真诚。如此下来，马德似乎感觉到自己有些支撑不住了。他越来越感觉到：这姐妹三人是魔鬼，是恶狼，是凶神，是猛虎！
真让马德猜中了！这姐妹三人在新年到来之际，分别与马德“颠鸾倒凤”以后，直截了当地向马德摊牌了：为了长期做马德的“情妇”，为了减少每次要钱索钱的麻烦，干脆每年的年初，一次性给每人15万元。这样，马德你免去了不必要的烦恼，我们姐妹也比较痛快！
马德一听，浑身顿时冒出了冷汗，这哪是什么“爱情”？这是敲诈！这是陷阱！这是圈套！马德觉得自己已骑虎难下。他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定暗地里悄悄地抽身情海。从那时起，他就开始冷淡这姐妹三人。可上船容易下船难，姐妹三人岂能放过他？
一天，马德与姐妹三人相聚。就在房间里，一姐姐拿出一盘录音带，一妹妹拿出几张马德的亲笔信，威胁地说：“马哥，你可不要忘恩负义啊！我们姐妹可是有情有意的人，也是敢爱敢恨的人！我们知道纪检委的大门往哪儿开！这些证据也就足够了！”
马德不知道是真是假，吓得他大汗淋漓，急忙将口气缓了下来，求得三姐妹对他宽容，并把包养费降低一些。可三姐妹横竖不干，坚决不吃马德那一套。经过两个小时的讨价还价，三姐妹这才将15万元降到10万元，才算罢休。
马德找情人，原本是想从情人身上找回自己的“青春”。谁知道，他却栽在了情人身上。情人成了他丧魂落魄的导火索，更成了他不堪回首的“滑铁卢”。三姐妹的贪得无厌，如同悬在马德头顶上的一把利剑！
马德东窗事发后，曾与他经常发生男女关系的一个女人不知羞耻地说：“马德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可我们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只有懂得充分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
好像是一个规律，近年蹦出的贪官，小到科处级干部，大到省部级高官，似乎有一个共同“特色”便是养情人、包二奶或与多个女人保持暧昧关系，甚至公款嫖娼。他们落马之后的“悔恨”，也无不“反省”到这一点。
男人权大了，就要玩女人，这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定律。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从县令到宰相那些贪官，所玩女人之数，既呈逐级增加之势。而最大的官也就是皇帝的权势最大，玩的女人便最多，所谓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千佳丽是也。
贪官们有了权力，也就有情妇、二奶。有情妇、二奶的官员，多为贪官。因为他们有贪的必要性，而女人需要有钱开销。
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
2000年4月5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公安分局的公安人员到东海龙宫洗浴广场执行公务时，遭到了对方工作人员的袭警。在检察院立案侦查此案时，却意外揪出了黑龙江省农行副行长丁某和为贷款向其行贿的苗胜国。由此，又牵出了时任绥化市委书记马德。
在检方密切监视下，2001年黑龙江省农业银行主管信贷工作的副行长丁某企图以出国考察为名躲避风头，但丁某还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就被“采取措施”了。随即，一场牵涉面广、影响巨大的反腐风暴，就在黑龙江这片土地上拉开了帷幕。
丁某和苗胜国被采取措施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马德那里。听后他为之一惊，脑袋胀得如同面盆一般大。之后，马德夫妇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转移赃款。田雅芝给儿子打电话，让儿子在银行里开一个账户。
从那以后，马德和田雅芝不定期地往儿子的账户上汇款。有时，马德和田雅芝赴京时，将现金带到北京存到儿子的账户里。也有的时候，马德在北京，有的官员追来送钱时，他就转手交给了儿子，存到银行账户里。
2002年春，马德买官卖官案东窗事发后，办案人员从马德儿子的账户里发现人民币1763万元，美元31.9万元，港币12.78万元。
事发前，田雅芝用儿子的照片办了一个名为“宋伟”的假身份证，让儿子用假身份证另开了一个户头，欲将所有的钱款转存。可马德儿子来到银行准备转移钱款时，银行业务人员告诉他：因为这是定期存款转存，每一笔最高数额只能转存9万元。
马德儿子只好一笔一笔地向外转移着钱款，共花了100多次手续，才把这笔巨款转存完毕。当检察官立案侦查马德案时，账户中每9万元一笔的转存记录，密密麻麻打印下来，整整用了5个存折才打印完毕。
在马德案发以后，中纪委办案人员同时将他的儿子实行了“双规”。“双规”期间，办案人员反复向他交代了党的政策，并苦口婆心地劝慰他要与父母划清界限。
可是，马德的儿子干脆一声不吭，一句话也不说。一个星期过去了，办案人员与马德儿子见面时，发现他两眼红红的，一脸憔悴的样子，忙问：“怎么？你没有睡好觉？那就这样吧，今天你好好地再休息一下，明天再谈！”
还没等办案人员走出隔离室时，马德的儿子两眼流着泪水说：“我交代！我全都交代！你们能宽大处理我么？”
办案人员点了点头，说：“党的政策一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只要是你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彻底坦白交代，我们一定能宽大处理你的！”
马德儿子一听这些话，他手掐着纸巾，不停地擦拭着泪水，他痛哭起来：“爸啊！妈啊！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呀！”
说完，马德的儿子趴在桌子上又是一阵地号啕大哭。哭了一会儿，他站起来，将手里的纸巾狠狠地摔在了桌子上，哭喊道：“哪里是几百万，是两千多万元呐！我这么一说，这不是要了我父母的命啊！”
田雅芝被“双规”后，她企图顽抗到底，拒不交代与马德买官卖官的犯罪事实。当办案人员将她儿子已全部交代的事实和盘托出时，田雅芝顿时浑身就软了下来。她哀求办案人员：“我求求你们，放过我的儿子吧！所有的行贿、受贿，与我儿子无关，都是我和马德干的！我求求你们，一定要放过我的儿子，一定要保住我儿子的命啊！我求求你们了！”
2002年4月1日，是马德在绥化市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天，就在绥化市直机关会堂举行了会议，选举绥化市出席黑龙江省第九次党代会代表，56名当选的代表按姓名笔画排序，马德位列第二。然后由马德做了重要讲话，会上，马德还在强调：“要把讲政治放在第一位，严守政治纪律。”
当天下午4时30分，马德宣布会议闭幕。走出会场后，马德即在绥化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当天下午，他按照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马上驱车前往齐齐哈尔市参加省委召开的重大会议。
地算不如人算，人算不如天算。马德英雄途穷，末路苍苍……当马德的轿车行驶到某公路收费站时，迎面站着两排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
一位中纪委工作人员手持着一张盖有“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印的文件，大声地宣读了对马德“双规”的决定。至此，马德的政治生命从此也就结束了！
马德在狱中痛苦万分，悔恨地在交代中写道：“如果我能对自己的问题想的多一点，经常自律、自省、自警，就不会有今天呐！”
此时此刻的马德，早已是泪流满面。面对着法律的审判，他表情郑重地说道：“腐败之路，是死亡之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