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百货公司的争鸣(2)

1900年8月，台风来袭，先施二、三楼铺面尽毁，损失惨重，被迫迁至永安街，另觅经营场所。遭此一劫，一些观念保守、理念不合的股东拆股撤出，先施火上浇油，马应彪辛苦坚持才不致破产结业。先施在永安街开业的同时，原址重建工作也提上日程，但由于当时香港建筑条例落后，重建审批程序繁琐冗长，加上先施资金短缺，直到4年后才完成重建【参见冯邦彦著《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p45，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7月第一版】。

1904年，先施在原址重新开业。这4年，先施多灾多难，似乎佐证了香港华商界对百货公司的一贯看空，这期间香港并无一家百货商店开业。但先施重新开业后否极泰来，当年便派发一期红利，还剩9万港元盈余，此后连年有余，引发香港商界瞩目，一时间，华商纷纷效仿之。

蔚为大观的百货公司创建大潮中，有一家名叫永安的后起之秀，对先施构成不小威胁。

郭氏兄弟紧追不舍

1907年8月28日，距离先施百货几步之遥的皇后大道中167号，永安百货开张营业。

马应彪并不感到讶异。几个月前，28岁的同乡郭泉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就料到迟早有这么一天。但郭泉速度如此之快，多少令马应彪有些吃惊，他忧心的是，永安别把先施拖入恶性竞争。

马应彪很快发现自己多虑了。永安开业当天，他作为同乡与同业应邀出席。看到永安货架上的商品与先施有所差异，但是同一款商品标价相同，除了门口的迎宾小姐长得漂亮一些外，并没什么特别之处。马应彪如释重负，后生可畏，看来还是低估了郭泉的商业格局。

郭家祖籍广东省香山县竹秀园村，世代务农，家有薄田20余亩，郭泉是六个儿子中的老三。郭泉15岁远渡檀香山，打过杂工，做过生意，等到五个兄弟在澳洲立足，他才姗姗来迟，5年后到斐济主持生安泰公司，经营果蔬百货，几乎无所不做，为创办永安公司攒下不少经验。

马应彪年长郭泉近20岁，几乎相差了一代人，与他并不相熟，对其二哥郭乐还算有些了解。这了解多半来自生意。马应彪的永生公司养活大批华人摊贩，其中一个就是郭乐。

永生公司有个名叫郭标的合伙人，是郭乐堂兄，郭乐初到悉尼时，由他引荐到永生做伙计。

郭乐精明干练，富有奋斗精神，将马应彪视为榜样，有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开办一家永生公司那样的果蔬批发行。1897年8月1日这天，这个梦想终于成真了。悉尼当地一家华商开办的“永安栈”果栏寻求出售，郭乐与好友梁创、马祖星、彭容坤等筹集1400英镑盘下，更名为永安果栏，此后郭家兄弟相继赶赴澳洲悉尼谋生，协助郭乐将永安果栏做大【参见郭泉在1948年8月28日香港永安公司成立41周年之际写下的自述文章《四十一年来营商之经过》。该文刊登于《档案与史学》杂志2003年第3期P14-P18】。

郭乐、郭泉是六兄弟中最出色的两个，他们将郭家发扬光大并非偶然，有两件事很能说明这点。

郭乐初到澳洲时投靠大哥郭炳辉，两人在墨尔本一家农场做苦力，每天凌晨3点起床劳作直至天黑。这样的日子郭炳辉已经过了整整7年，天天如此，简直牲口不如，他却对此感到满足，并不打算做任何改变。两年后，郭乐离开了郭炳辉，到悉尼冒险，临行前留下这样一句话：“为别人赚钱，不如为自己赚钱，若还想有大出息，就该请别人为自己赚钱。”【参见祝春亭《香港商战风云录(上)——激荡的百年史》，第十四章：先施永安窝里斗难分难解。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P93】

永安果栏在1879年开业，郭乐任司理（经理），主要经营水果批发业务，兼营百货批发和零售，主要是中国土特产。由于经营得当，永安果栏发展十分迅速，在悉尼总共开设了四家店面，职工近百人，郭乐便把郭泉等一干兄弟召唤过来，分担一些管理做工。到1990年，在郭氏兄弟的合力经营下，永安果栏终于超越马应彪的永生公司，成为悉尼最大果蔬批发商。当然，应该看到，马应彪将经营重心和产业资本转向香港先施公司，是永安超过永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随着规模扩张，永安需要增大采购力度，其中香蕉供应尤其紧迫。

澳洲对香蕉的需求非常巨大，本地种植园无法满足巨量需求，水果经销商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盛产香蕉的斐济成为热门之选。悉尼到斐济近千公里，乘坐帆船，单程至少要一个月，并且风高浪大，风险极大，也因此，利润增加不少。以往每到香蕉成熟前一个月，郭乐便亲自去斐济采购，但在风浪里谋利润，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如果能够建立稳定的供应体系，便可坐收渔利了。

1990年，郭泉向郭乐提议：“兄弟最好不要老窝在一起发财，应多辟几条财路。”

郭乐深以为然道，“我正是这样想的，兄弟间，应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不管怎样，兄弟到老总是兄弟。”

于是，郭乐拿出1000英镑给郭泉做本钱。用这笔钱，郭泉在斐济重起炉灶，事业发展壮大后，郭泉又把钱还给郭乐——创业之初，他就对郭乐说过：“这笔钱算我借的”。【同上】

值得一提的是，华商之间虽然存在潜在的竞争关系，但又常常一处抱团打天下，特别是开拓有风险的新事业时更为如此。郭泉在斐济创建的公司并非他们兄弟独资，而是由澳洲香山籍华侨集体投资，三家公司合办，其中包括马应彪的永生公司，以及大新百货创始人之一蔡昌创办的泰生果栏，因此在命名时从永生、永安、泰生三家各取一字，即为生安泰果栏。

郭氏兄弟创办永安百货

由于郭氏兄弟率先在斐济打开局面，加上永安出资最多，所以永安在生安泰占有控制权和管理权。反过来，生安泰的成功也令其获利不菲、实力大增。据《上海永安公司史料》记载，生安泰在斐济以每条2先令收购大条香蕉，运到悉尼后批发价高达5先令，每条至少可获利3先令。后来，生安泰在斐济开辟种植园，招募华工种植香蕉，实现自产自销，利润大幅提升。

生安泰于1903年开业，1919年因三家公司转向香港、上海百货业而停业。期间，因为权力分配、分销比例等基本利益问题，三家公司表面上一团和气，背地里却免不了一番勾心斗角，“挖墙脚”、“抢户头”等情况时有发生。不过，永安因为掌握主动权，所以常常占据上风。这种“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在他们涉足百货业后有增无减，成为一大特色。

郭泉可以说是生安泰奠基人，他主持生安泰期间，在斐济建立了20多个收购站，每个站点有两三名采购员，除收购香蕉外，还经营百货推销，主要从当地居民手中收购椰子干、贝壳、海参等土特产，椰子干转卖给英国人用来制造肥皂，贝壳卖给纽扣生产商，海参则向中国出口。

当时斐济有60多家同类公司，大多数是资本雄厚的外商，生安泰资金有限，无力与之竞争。而永安果栏在悉尼也发展到一定规模，积累下可观的资本，当时除经营水果外还兼营百货批发与零售，兜售花生、瓷器、丝绸、大米、白酒等近百种产品，粗具综合商店形态。

在制定未来发展计划时，郭乐萌生创办百货公司的想法，但他自感势单力薄，考虑到经济政策、消费习惯、工资水平等种种因素（比如，澳洲对华人征收高额的盈利所得税和遗产税，打压华人商业活动，华人经商可谓困难重重），认为在澳洲很难立足，于是便将目光投向大陆。

郭乐在《回忆录》中记下这时心迹：“我国工业固未萌芽，则商业一途也只小贩方式，墨守陈法、孜孜然博蝇利而自足，既无规模组织，更茫然于商战之形势。余思我国欲于外国人经济侵略之危机中而谋自救，非将外国商业艺术介绍于祖国，以提高国人对商业之认识，急气质追不可……”【引自《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一期P42-P61摘录的王有枚、缪林生所著《上海永安公司史料》一书】

马应彪在香港创办先施百货的消息传开后，郭氏兄弟静观其变了一段时间，认定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买卖，也动了去香港开百货公司的念头。这个任务最终落到年轻的郭泉肩上。

1907年8月28日，郭泉步马应彪后尘，以16万港币创办香港永安有限公司，涉足百货零售业。相比先施，创业之初的永安颇为简陋，仅一间铺面、20余名员工，除百货外兼营金山庄的各种业务，如办理出国手续、投递信件、汇兑外币等等，主要面向来往大陆、澳洲的华人。

郭泉在香港戮力经营，背后更有郭乐等人在澳洲鼎力支持，很快便激起一场旷日持久的“百货大王”之争。这一次，郭氏兄弟能否延续果蔬生意的辉煌，上演后来居上的超越？

香港德辅道：先施斗永安

俗语说“同行是冤家”。先施与永安，中国最早的两家百货公司，在发轫之初，保持着一种奇怪的均衡：看似和平相处，井水不犯河水，其实暗流汹涌，个中利害，几件小事便可管窥而知。

为顺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马应彪在1909年2月27日到香港当局立案注册，将先施从商号改组为有限公司，设立董事局，使之初具现代公司的形态。与此同时，马应彪为扩大经营添招新股，由于先施盈利前景得到广泛认可，认股者众多，不仅有马应彪兄弟马焕彪、马永灿，还有澳洲华侨陈少霞、夏从周、许敬枢等人，扩股之后，先施股本扩大到20万港元。

马应彪随即展开大手笔扩张，一并租下德辅道中215号至221号相连5个商铺，新建四层百货商场，规模上为香港当日第一大百货公司，一楼出售百货、烟酒、五金、糖果等小商品；二楼出售服装布匹；三楼出售珠宝、钟表、乐器等贵重物品；四楼出售地毯、家具等大件商品【参见《上海企业家》杂志2007年6期P33,《旧中国最早的百货公司——记解放前上海先施百货公司创办人马应彪肖经营之路》一文，作者周庆才】。

这种布局方式模仿欧美百货公司，充分考虑客流、购物与商品陈列的关系，对商品销售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经过马应彪的探索而成为先施一大经营特色，并被其他百货公司效仿。

当日香港商业中心集中在皇后大道一带，德辅道周边是新开发地区，交通不便、人流稀少、店铺疏落、消费冷清，因此，马应彪的这次扩张起初并不被看好，选址时好友、股东多有劝阻。

马应彪却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此地目前虽荒凉萧条，但随着城市规模扩张，日后必可成为繁华街区，此时正应趁地价便宜抢占先机，于是力排众议，将先施迁往德辅道中。

事实果如马应彪所料。一年之后，电车开通，德辅道人流如织，店铺林立，迅速热闹起来。先施占尽地利之便，再加上马应彪经营得法，推广有术，比如率先从美国引入霓虹灯招牌装点门面，吸引客流，生意自然十分兴隆，不仅日进斗金，还将人气不足的德辅道带动为新兴的商业街，反之也促进了自身营业额的提升。几年间，先施在德辅道盈利剧增数倍。

先施百货的兴盛引起永安的注意。1909年，郭乐把澳洲生意交予几个兄弟打理，亲赴香港主持大局。1912年，永安由私人合伙制改为股份有限公司，但并未对外招股，郭乐任总监督、郭泉任司理，并提出“统办环球货品”的口号，主营洋货，只有绸缎、火腿、皮蛋三种国货。

与此同时，永安迁到德辅道中紧邻先施，租赁4间铺面，建造5层高总部大楼，装潢、设施、面积、气势均压先施一筹，先施股东看不过去，指责永安跟风，郭泉还击道：“凭什么你来得，我就来不得？”马应彪则大度地说：“店多旺市，永安不来别家也会来”。【参见祝春亭《香港商战风云录(上)》，第十四章：“先施永安窝里斗难分难解”，广州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P96】

第二年，马应彪即在德辅道中173号至179号大肆购置地皮，仿照美国纽约百货大厦的样式建造6层高的总部大厦。

正当先施大楼紧张施工之际，郭泉将目光投向仓储建设。1916年，永安公司在德辅道西修建5层钢筋混凝仓库，即香港有名的“永安货仓”。永安公司的一位主管曾夸口称：“永安货仓”存储的罐头，足够全香港人口数月食用【参见陈谦著《香港旧事见闻录》，中原出版社1987年版，第80页】。这一年，永安改组为“公共有限公司”，公开向外招股，将股本扩大到200万港元，使以上扩张成为可能。

马应彪也不落其后。1917年，先施突破重重障碍，在香港股票交易所公开上市，成为香港首家进入资本市场的百货公司，为其日后的迅猛扩张打开了资本通道。这一步，又走在永安前面。

1917年1月8日，先施成立17周年之际，开工3年的总部大楼如期竣工。这座建筑共有三座大门，分别面向三条街道，结构恢弘，气派非凡，率先使用升降机载客，两部升降机直通6楼，楼顶开辟游乐场，附设咖啡厅、酒吧、餐馆，夜间还有歌舞杂耍表演，将风头又抢了过去。

抢占上海南京路

先施、永安不仅在香港你追我赶，明争暗斗，还将战火引致千里之外的上海南京路。

1917年10月，先施在香港德辅道6层大楼竣工的时候，上海先施百货建成开业。郭氏兄弟也不甘寂寞，紧随其后，将永安百货开到上海南京路，与之咫尺之遥。这对冤家在十里洋场再次碰头。

上海最繁华的地段第一当属外滩，第二就是南京路。1910年代，这条黄浦江畔东西向的乡间小道早已发展为车水马龙的商业街，当日有一句民谣“北京的篷尘伦敦的雾，南京路上红木铺马路”专道南京路之金贵昌盛。这条街上银行、洋行、店铺、公司林立，几无立锥之地。

经过反复考察、勘测，马应彪选中南京路中段北侧紧邻日升楼的一块地皮，即今天上海南京路步行街与浙江中路、湖北路交汇的五岔路口一带。令人百思不解的是，当时，这里几乎是整个南京路最糟糕的路段，仅零星散布着一些茶楼、食铺和小商店，生意清冷寡淡。

自古商家开店都讲究热闹繁华，先施却反其道而行。问题是，把百货商店开在这样的地段能行吗？

马应彪似乎具有一种发现“价值洼地”的独到眼光，不与时俗同流合污，每每反其道而行，往往收获奇效，当初选址香港德辅道便是活生生的例子，这一次也是基于同样的理由——此地位处五岔路口，向北有电车直通上海火车站，大量行人旅客从此经过，消费需求巨大，南面则是上海富人区，存在大量潜在优质客户，因此大有发展为繁荣商业中心的资质。

当时，这块土地属于英国雷士德洋行的产业，马应彪以年租金3万两白银的价格，一次性租下648-700号20多间联排门面共计20余亩土地30年的使用权，投资兴建先施百货大楼【参见2007年第6期《上海企业家》杂志p31，《旧中国最早的百货公司》一文，作者周庆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