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邓肯自传（5）

如今全家又住在纽约。我们找到一间有浴室的工作室，由于我不要任何家具，以便能腾出空间作为练舞之地，所以我们买了5张弹簧垫。在工作室的四面墙上全挂上窗帘，白天就把床垫立起来，晚上就睡在床垫上，只盖一床被子。伊丽莎白在工作室里办起学校，就像我们在旧金山时一样。奥古斯丁参加了一个戏班，很少在家，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地巡演。雷蒙则投身新闻界。为了让收支平衡，我们将工作室以小时计费租给教演讲、音乐、唱歌等的教师们。可是因为只有一个房间，全家人不得不外出散步。我还记得下雪时，我们在中央公园用跑步来取暖，然后我们回家站在门边听着。那时有个演讲教师总是教同一首诗，并总用一种带着感伤哀婉的声调重复念着“梅布尔，小梅布尔，脸庞靠着窗扉”，学生们则用毫无感情的声音跟着念，然后这位老师会呵斥道：

“难道你们感受不到诗里面的伤感吗？你们真的一点儿也感受不到吗？”

此时奥古斯丁·达利计划推出《艺妓》一剧，他安排我在剧中担任四重唱之一。可是我这辈子连个音符都没办法唱好！其他三个人说我总让他们跑调，所以我往往只是甜美地张着嘴巴站在他们旁边，不出一声！母亲常说我真是了不得，当别人龇牙咧嘴地唱着歌时，我依然保持着可爱的表情。

《艺妓》这出戏愚蠢至极，造成我跟奥古斯丁·达利的决裂。记得有一天当他穿过黑漆漆的剧场时，发现我正伏在包厢的地板上哭泣。他弯下腰来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告诉他自己再也受不了他在剧场里表现的那些极其愚蠢的东西了。他告诉我其实他自己也不喜欢《艺妓》，只不过他必须要考虑财务问题。达利用手拍拍我的背想安慰我，但这个举动却惹恼了我。

“你何必留我在这里？我才华横溢，”我说，“你却没让我好好发挥！”

达利只是惊讶地看了我一下，然后“哼”了一声就走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奥古斯丁·达利，因为几天后我鼓足勇气递上辞呈。不过这次经验让我厌恶透了剧场：夜复一夜不断地重复同样的字眼、同样的动作，还有同样冗长无意义的废话，他们的任性和生活方式实在令我憎恶到了极点。

我离开达利，回到位于卡内基音乐厅里的工作室，身上的钱只剩下一点点，但我却再次穿上自己的束腰小衣跳舞，母亲则为我伴奏。由于白天我们几乎无法使用工作室，可怜的母亲只得整个晚上为我伴奏。

此时我迷上了内文[内文（1862—1901），美国现代古典乐作曲家。]的音乐，我用他的《纳希苏斯》[纳希苏斯，希腊神话中因迷恋自己水中的影子，溺死后化成水仙的美少年。]《奥菲莉娅》[奥菲莉娅，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女主人公。]《水仙》等曲子编舞。有一天我正在工作室练舞，门突然开了，接着冲进一个双眼冒火、怒发冲冠的年轻人。虽然他年纪很轻，但似乎已深受日后导致他死亡的重病所扰。他冲向我，大喊着：

“我听说你用我的音乐编舞！我不准，我不准！我的音乐不是跳舞用的音乐！谁都不能用它来跳舞！”我拉着他的手，带他到一张椅子旁。“坐好，”我说，“看我用你的音乐跳舞。假如你不喜欢的话，我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用。”

我开始用他的《纳希苏斯》跳舞。我在这美妙的旋律中，想象着纳希苏斯站在溪边，迷上水中自己的形象，最后日见消瘦，终于化作水仙。我就这样舞着，最后一个音符还没完，他就从椅子上跳起来，冲向我，用双手抱住我。他望着我，热泪盈眶。“你真是个天使，”他说，“你是奇才！你方才跳的舞蹈正是我当初创作这乐曲时脑海中所见到的景象。”

接着我为他跳了《奥菲莉娅》，然后是《水仙》。他愈来愈入神，最后，他干脆自己坐到钢琴前，为我即兴创作了一首他称为“春”的美妙曲子——我一直很遗憾他从没将这首为我演奏许多次的曲子写下来。内文兴奋不已，当下就提议我俩携手在卡内基音乐厅的小音乐室中举办几场音乐会，他要亲自为我演奏。

内文一手包办音乐会的筹备，从预定音乐室到制作节目单等，并且每天晚上都与我一起排练。我一直认为艾斯伯特·内文具有成为一位伟大作曲家的所有条件，他本可以成为美国的肖邦。可惜，终生挥之不去的病魔让他身心备受煎熬，最后竟导致他英年早逝。

第一场音乐会非常成功，之后的几场在纽约轰动一时。假如我们当时讲求实际，去找个演出经纪人的话，当时我就可能开始成功的舞蹈生涯了。不过那时候我们却无知得可笑。

许多上流社会的女士也在观众席中，她们让我出入众多的纽约交谊场所。此时我已根据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1809—1883），英国作家，以翻译《鲁拜集》而闻名。]所翻译的《鲁拜集》全诗创作了一支舞，有时由奥古斯丁为我大声朗诵，有时则由我姐姐伊丽莎白朗诵。

夏日渐近了。阿斯特太太邀请母亲、伊丽莎白和我到她在新港的别墅。当时的新港是最时髦的度假胜地。阿斯特太太在美国的地位，就好像女王在英国一样。见到她的人均心怀敬畏并且战战兢兢，甚至比面见皇室还惶恐。她安排我在草坪上表演，新港所有的名媛绅士们都在看我跳舞。我有张这次表演的照片，拍的就是可敬的阿斯特太太坐在哈利·莱尔旁边，周围有范德比尔特、贝尔蒙特、菲什等家族的人[范德比尔特（1794—1877），美国企业家，经营航运和铁路。贝尔蒙特家族是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银行界、艺术界和政界显赫的家族。菲什（1851—1923），美国银行家，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公司总裁。]围绕着她。此后我又到新港的其他别墅跳舞，不过由于这些女士们对金钱实在太吝啬，以至于我们几乎无法赚到支付旅费和膳宿的钱。虽然她们很推崇我的舞蹈，觉得它非常迷人可爱，但是她们一点也不了解我的舞蹈。大体说来，我们的新港之旅徒然留下失望的印象。这些人似乎太囿于个人优越的地位以及富有的虚荣，以至于没有一点艺术感。

那个时代的人们总认为艺术家是次等公民，是高等仆役。这样的观念已经大有改变了，尤其是在帕德列夫斯基[帕德列夫斯基（1860—1941），波兰钢琴家、作曲家及政治家。1919年曾任波兰总理。二战时流亡美国。]成为波兰共和国总理之后。

就像加州在各方面都让我很不满意一样，纽约也让我相当失望，我强烈希望能找到一个比纽约更适合我的地方。当时我梦寐以求的是伦敦以及可能会在那里遇见的作家和画家——梅瑞狄斯[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诗人。他广泛应用的内心独白是乔伊斯等人意识流技巧的先导。]、詹姆斯[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1915年入英国籍。他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使其成为20世纪意识流运动的先驱。]、瓦茨[瓦茨（1817—1904），英国画家和雕塑家。作品主题大多具有严肃的道德意识。]、斯温伯恩[斯温伯恩（1837—1909），英国诗人、批评家，因在音韵方面的创新而著称，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反叛诗人的象征。]、伯恩·琼斯[伯恩·琼斯（1833—1898），英国19世纪后期画家和工艺设计家，其绘画仿中世纪浪漫主义作品，明显地体现了前拉斐尔派的后期风格。]、惠斯勒[惠斯勒（1834—1903），美国画家及版画家。]等，这些都是富有魅力的名字，而且说实在话，我在纽约实在找不到理解或支持我观念的人。

与此同时伊丽莎白的学校越办越好，因此我们从卡内基音乐厅搬到温莎旅馆一楼的两间超大房间，这两个房间的租金是一星期90美元。不久我们就了解到，光靠舞蹈课的学费收入，是不够支付房租和其他支出的。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很成功，但事实上我们的银行账户已出现了赤字。温莎旅馆气氛阴郁，再加上我们还得想办法支付这些巨额开销，因此住在那里怎么也快活不起来。有天晚上姐姐和我坐在火炉旁，盘算着如何筹钱还债。我突然大叫：“能救我们脱离苦海的唯一出路就是旅馆失火烧光！”当时三楼住了个家里摆满古董的有钱老太太，她习惯每天早上8点整到餐厅吃早餐。我们计划第二天早上碰见她时由我向她借贷。不过那天老太太脾气坏得很，她拒绝借给我们钱，而且还抱怨旅馆的咖啡难喝：

“我在这家旅馆住了好多年，”她说，“可是他们若再不给我煮好一点的咖啡，我就要搬走了。”

当天下午她果真离开了，因为旅馆突然失火，她也被烧成灰炭！伊丽莎白英勇镇定地救出她的学生们，她让她们手拉手排成一路纵队逃出旅馆大楼。可是我们却来不及救出任何家当，失去了所有物品，包括几幅很珍贵的全家照片。我们暂时栖身在位于同一条街上的白金汉旅馆，几天后我们再度同初到纽约时一样——身无分文。“这是命运，”我说，“我们必须到伦敦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