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谋划

黄来福带着江大忠和杨小驴回到五寨堡时，天已经黑了，此时家人正等着黄来福吃饭。

此时黄来福仍是满心兴奋的心情，他向黄思豪和杨氏招呼了一声，便回到自己房内，他的外衣宽大，电脑包缠在腰间，竟是谁也不看出。进了自己房后，他将电脑包放到炕边的木箱内，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这才到大堂去吃饭。

草草吃过一些，黄来福便回自己房内了，杨氏在后面说了声：“这孩子，怎么晚上没胃口？”

黄来福关好门，点上油灯，靠在炕上翻阅着电脑。他虽有黄来福以前的记忆，但对五寨堡在后世的具体位置还是不清楚。

此时他打开全国的卫星地图资料，及五寨堡在明朝时的历史资料地图时。这才发现原来五寨堡就是后世山西省忻州市的五寨县，地理位置是在山西省的西北部地区，东接神池县，西连岢岚县，南临宁武县，西北与偏关县、河曲县接壤。总面积约在1391.3平方公里。

后世五寨县有人口10万左右，此时的五寨堡连正军加各军户家属，也不过几千人。此时的五寨堡和偏头关，河曲，神池，宁武诸堡还均末建县。

这就是自己的发展基地了，一个小县，地不过1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千。自己该如何做呢？

黄来福查看着后世五寨县的情况，试图为自己的发展找到一些灵感。他在一个五寨县地图旁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介绍资料：

五寨县全县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中部由南向北是“丁”字平川，面积约164平方公里。

全县土地总面积208.7万亩，其中可耕地面积60万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28.7％；宜林地面积74.7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36％；宜牧地面积50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24％。县内石灰石、花岗岩、粘土分布广，储量大，开发前景广阔。

主要河流有朱家川河、县川河、岚漪河、清涟河、鹿角河，是晋西北的富水县之一。

五寨县是一个农业和养殖大县，主要粮食作物有马铃薯、莜麦、玉米、糜谷、豆类等小杂粮；特别是马铃薯，每年全县的种植面积均稳定在20万亩以上，占到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看到马铃薯，黄来福遗憾地摇了摇头，依他知道的和查到的资料，马铃薯，这个小名叫土豆的东西，和番薯，小名叫红薯，地瓜的东西，约是在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后，才从吕宋传入广东福建二地，首次携来者，有陈复龙、林怀兰、陈经纶等人，要传到山西并广为推广，要到明亡后。

如果早几十年土豆、红薯、玉米之类的高产农作物传入山西、陕西，当地人有饭吃，或许就不会有闯贼李自成之类的暴民大作乱了。

土豆和红薯虽其貌不扬，这两样可是好东西啊。在明朝，当时的农作物就算风调雨顺的话，一年一亩粮食产量不过三四百斤，这还是良田了，遇到灾年，更是动不动就颗粒无收。

而土豆和红薯收成可是按吨算的，动不动就亩产几千斤。就是玉米，产量也比什么谷物，小麦之类的农作物高多了，而且三者还都不占良田，都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旱地中耕种。甚至可改良土地的土壤，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

虽说这些杂粮口味上是差一点，但在大灾时要饿死人的时候，谁还在意吃的东西口味是好还是差？总比什么树皮、草根、观音土的味道好多了。况且以营养来说，土豆和红薯都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不比谷类和小麦差。

遗憾归遗憾，叹息归叹息，土豆、红薯、玉米之类的高产农作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就算现在去广东，福建等地寻找这些农作物，谁知道它们是在哪个地方？

人海茫茫，地域广袤，要找一些农作物是如大海捞针。找到了不知是哪年的事了，这年头，从山西走到广东，再走回来，再如大海捞针般寻找一些连当地人都不常见的农作物，需要多少年，是二年，三年，还是五年？

不过不管怎么说，黄来福都决定会尽早派出得力手下，早往广东，福建等地寻找这些高产农作物，在广东，福建找不到，最远就到吕宋等地去寻找。早一天找到，就早一天是自己的福份，更是大明百姓的福份。

前景是美好和光明的，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眼下最重要是先解决五寨堡军户们的吃饭问题。

对于北方的老百姓和九边重镇的将士们来说，这些年的天气有点怪，不是大寒，就是大旱，这老天爷好象从不停歇似的。

今年是万历17年，还好，只不过是气候有点反常罢了，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还是比较平淡的。

但在去年，也就是万历16年，可不得了，陕西，山西发生特大旱灾。年春，豆麦反青灌浆季节，久旱无雨，加之狂风史刮，青干无收，有收的亦才二、三成。六月至八月又亢旱无雨，所种秋苗，日晒风吹，俱各枯焦，秋粮绝收。

灾区遍及西安、延安、庆阳三府及凤翔、巩昌二府的部分州县。各地农民惊恐万状，扶老携幼，逃到各地乞讨度日。

而对这样的严重灾荒，万历帝不得不尽心赈灾，一直忙到年底，才松了一口气。

老实说，这种忧虑的日子，万历帝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从万历初年开始，这老天就明显越来越有问题，不是南方水灾，就是北方旱灾。

各种频繁灾害的结果是，不但北方民众衣食堪忧，九边军民问题也非常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而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常年频繁发生大旱，导致屯田收成锐减，甚至有些年景还颗粒无收。

屯田不能自给，就需要明政府发给军饷粮饷，加上长期的内外多事，致使军费开支猛增。英宗时，每年支边军饷银只数万两，到万历初期时，军费已是高达８百多万两。万历二十年时，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军费支出达１４６０万两。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七年，前后１０年间对后金用兵，军费达６０００多万两。

由于灾情年年加重，加上战争不断，到万历三十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万历三十六年，给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视库藏，发现者库存银只有８万两，外库荡然无存，而同时拖欠的军饷已达１００余万两。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拖欠各边镇军饷银达九百六十多万两。

边镇粮饷对国家财政的耗竭到了极大的地步。到了万历末期，尤其是辽东危急之后，国家财政基本上已是无力回天，导致了对后金战事的失败。

对于上面这些大局势，五寨堡的军户们是不懂的，他们只知道，因为天灾原因，五寨堡所属的屯田已经好几年没什么收成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只能靠上面每年发下来的一点可怜的月粮度日罢了，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黄来福所见的五寨堡的军户生活只是当时九边军镇军户们生活的一个缩影罢了。

恶劣反复的气候让大明朝的北方军民们不知所措，这老天爷是怎么了？黄来福却知道，这样的悲惨的日子，将来还要过下去，并且是连绵几十年，越到后面就越严重。

这就是史上有名的“小冰河时期”，在中国历史上共有两次，一次是在五胡乱华时期，一次就是在这明末时期。尤其是明朝末期1580年——1644年，气温骤然下降到了千年以来的最低点。

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1600年前后开始骤然加剧，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整个气温的回暖一直到明朝灭亡以后的1650年左右才恢复。

极度的酷寒使降雨区域普遍南移，这导致了明朝全国各地几乎连年遭灾。先秦晋，后河洛，继之齐、鲁、吴越、荆楚、三辅，并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同时鼠疫也开始蔓延，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终于在山西爆发，明朝末年蔓延到了京畿地区，这直接导致了北京城的轻易被攻占。

长时间和高密度的灾害对于一个人口庞大的帝国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明末河南商丘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一书中，对崇祯时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

“……崇祯3年旱。4年旱。5年大旱。6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7年夏旱蝗。8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9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10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11年大旱蝗，赤地千里。12年大旱蝗，沁水竭。13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14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15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豫变纪略》还抄录了吕维祺给朝廷奏折的全文。吕氏曾任兵部尚书，退休在家，目击河南灾情严重、不吐不快。奏疏写于崇祯七年，字字沥血，不忍卒读。

黄来福的目光停留在了电脑上，历史上，创造了灿烂文明，但又饱经苦难摧残的大明朝并没有挨过1644年，虽然几年后灾难便逐步缓解并最终恢复正常，土豆和红薯等高产农作物也很快得到推广。自己的到来能改变大明朝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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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硕果飘香。10月29日，记者从五寨县有关部门获悉，五寨县秋收工作即将告捷，实现粮食生产连续4年大丰收，预计今年粮食总产可达2.2亿斤，较上年新增粮食5100万斤，同比增长30.4％，创历史最高水平……”

黄来福目光停在后世五寨县的一则报道中，慢慢的，他有了决定，就是在五寨堡优先发展农业，反正后世的五寨县也是农业大县。

虽说黄来福电脑中近现代工商科技资料很多，但联系到目前自己的实力情况和当时所处环境，黄来福还是决定先发展农业，这是自己目前条件所可以做的，五寨堡本来就以屯田为主。工商业当然也要发展，不过等到五寨堡军将们丰衣足食有了钱粮后再说。

优先以农为主，这是黄来福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

未来的大明朝几十年内都将陷于小冰河时期，灾害频繁，粮食产量严重不足，经营农业可以说在未来几十年都非常有光明的前景，不愁没有市场。自己到时如果能解决五寨堡军户们吃饭问题的话，再以点带面，解决或是减缓大明朝粮食不足的问题，将是名利双收的结果。

况且，黄来福认为，在农业不稳定的时候，大力发展商业，并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这方面，大明朝已经得到了深刻的教训。

大明朝末期，商业极度发达，特别是万历、天启、崇祯三朝时，海外贸易庞大，致使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不完全统计，明朝末期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高达五亿两以上。

只是如此多的白银大量涌入，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通货膨胀，各种商品的价格飞涨，粮价更是随之飞涨，贫富二极越发严重，造成了许多问题。

农业不稳定，粮食产量不足时，商业贸易的繁华，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比如大明的产粮中心，江南一带的民众看到商业的好处，觉得种粮不划算，便将大片的田亩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使粮食产量更是进一步下降，这就是所谓稻桑之类的争议。

本来大明朝北方几十年都陷于小冰河时期，粮食已经严重不足了，加上南方的粮食产量又年年下降，导致大明朝的粮食更为匮乏，粮价更是节节攀升，粮价飞涨又带动所有物品上涨，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加剧了社会矛盾。

这就是典型的无农不稳。

农业不稳，百姓没有粮食，再繁华的商业也是无根的浮萍，风一吹就倒。所以说，在古代那极低的粮食生产力面前，加上灾害频繁，落后的交通。中国几千年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是没有道理的。

大明朝后期商业再发达，也拯救不了因农业崩溃而带来的社会崩溃，反火上浇油似的增加了不少不稳定的因素。

况且，还有一点，明末的商业发达，白银的大量流入，并没有给国家财政带来什么好处。国家的财政，依然拮据。因为这其中的贸易红利，基本上都给那些大商贾和文人官员们瓜分了。小民和政府，反是通货膨胀的受害者。

一方面，大明的立国本是以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在财政收入上，向来以一个简朴的小农社会为参照物。这种从小农社会出发而制定的各种制度，包括财政制度，很难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官员们普遍没有应付各种环境变化的能力。

这些文人官员对于民间经济的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两眼一摸黑，无从下手。更不要说面对商业社会那各种复杂的变化了。自然，国家的税收和预算也就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了。大明朝很多官员根本意识不到社会商业财富的变化，根本没有在商业方面增税加税的概念，只会惯性地盯在可怜的农民身上。

另一方面，在大明朝后期，整个国家经济重心已经向工商业转移，而此时，文官集团已经和商贾们相互勾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文官集团就是商贾的代言人，他们瓜分了大量的商业贸易红利，如果朝廷和皇帝想起来要从商业方面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就会受到文官集团们的疯狂阻挠。

挺住他们阻挠的，比如说万历帝，就因三饷加派，开矿榷税，开增商业税。被文官集团、大商贾们，加后来别有用心的鞑靼人御用奴才合伙痛骂。

说实在，三饷加派，黄来福是不赞成，这是加重农民的负担，本来他们负担就重了。但开矿榷税，开增商业税，黄来福却是赞成的。

商人和文人当时占.有了国家90%的财富，纳点税又怎么啦？都是国家公民，你商人和官员就没有纳税的义务，一定要将负担全压在农民头上？虽说开矿榷税时造成了一些商人的伤害，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让商人哭，总好过让农民哭。商人哭闹，国家只是小乱，农民哭闹造反，国家则有亡国之祸。

这点在崇祯皇帝身上表现得很明显，崇祯皇帝就是因为受到文官集团们的忽悠，大力减免商业税，将国家税收负担大部分转嫁到小民身上，使富者越富，穷者没有活命的机会。虽得到了某些文人明君的称号，不过也更加大了社会矛盾，加速了亡国的步伐。

最后崇祯皇帝国灭身死，而那些为了私利而忘大义的文官们和大商贾们，也没得到什么好结果。不是死在李自成等流寇的刀下，就是死在胡虏的刀下，再不就是搞个金钱鼠尾猪尾巴，做个奴才顺民。他们辛苦积攒的财富，少则数万两，多则数十万两，百万两白银，也尽成了他人的财富，或是化成了尘土。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在农业不稳，粮食不足，国家财政制度又不合理之前，商业越繁华，或许带来的负面效果就更大。

而反过来说，如果农业发展了，粮食富足，人民的需求丰富多样了，工商业贸易也就自然发展。此时商业的发达，就是想抑止也抑止不了。而且此时的商业将会和农业良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

放眼世界，也皆是如此。典型的如当时17世纪，18世纪时的英国。

一般认为英国的农业革命导致了工业革命。在当时，英国与欧洲人口的增长对粮食的巨大需求，导致了英国私人和国家的圈地运动，大租地农场的经营方式在英国农村占据了绝对优势。这种大租地农场的经营方式，极大地促进了英国农业的发展，英国的农业黄金时代到来。

而英国的农业革命又为工业革命的开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它不仅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必需的粮食和原料，还造就了一支自由劳动力大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而且也为工业革命积累了雄厚的资本。

最后，英国农业的发达，加快了英国商业的繁华发展，二者相互融合与促进，当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力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时，自然就要改进相关技术，于是以机器为主的工业革命就开始了。

近代英国的发展史，是比较成功的一段历史，黄来福希望从他人国家的成功发展史中，吸取对自己和国家有用的东西。当晚，他一直在查看相关的资料，直到电脑电力不足，这才依依不舍地去睡觉。

而当晚，他也盘算好了未来的发展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