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菊与刀(5)
在俘虏营中，美国战俘必须遵从的规章制度，看守哨兵们也必须严格遵守。紧急行军，或者乘坐拥挤不堪的船突然转移，对于哨兵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哨兵还会严厉地警告战俘要隐瞒他们的违章行为，因为明目张胆的违抗就是最大的罪行。比如，按规定战俘白天外出修路或者上工厂做工时，严禁从外边带食物回俘虏营。但是这个规定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因为只要把水果或蔬菜偷偷地藏起来，不被哨兵发现就行了。但是如果一旦被发现，就意味着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因为这是在公开挑战日本哨兵的权威。任何一种藐视权威的行为，哪怕只是一句“顶嘴”的话，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是严禁顶嘴的，在军队里对顶嘴行为更是严惩不贷。在战俘营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暴行和虐待。现在，我们把作为文化习惯结果的行为和暴虐行为加以区分，并不是为这种暴力行为辩护。
战争初期，日本士兵之所以以投降为耻，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一旦投降，就会被敌人残酷虐待，甚至被杀死。当时，有一个关于美军残暴的谣言传遍日军上下，说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美军碾死了所有的日军俘虏。事实上，确实有一些日本官兵主动投降，但美军怀疑他们诈降，为安全起见，就把他们杀了。这种怀疑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一个除了死亡以外别无选择余地的日本军人，会以与敌人同归于尽而自豪，就算当了战俘也会这么干。就像有一个日本战俘所说“既然已经决定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神坛，如果不是壮烈牺牲就是奇耻大辱。”这种思想使得美军备加警惕，因而也减少了日本人投降的数目。
投降是可耻的，这种想法深深地烙在了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行为与我们根本不同，而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看来，也同样是不可理喻的。当美军战俘强烈地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知给本国政府以便使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日本人大吃一惊，并投以蔑视的眼光。美军在巴丹半岛向他们投降，这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的。他们认为美军会来一场殊死搏斗然后大胜而归。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美军不像日军那样顽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什么美国人丝毫不以被俘为耻？
日本军人与西方军人之间最具戏剧性的差别，莫过于日本军人被俘后竟然会与敌人合作。他们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头脑中没有适应这方面能力的准则。一旦投降，他们已经名誉扫地，也就丧失了作为日本人生命的根本。直到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才会有极少数的日本俘虏想回国。有些人则要求处死自己，并表示：如果你们不习惯这么做，就成全我做一个模范战俘吧。事实上，他们做得比模范战俘要好。一些老兵和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给我们指出日军弹药库的位置，并详细地说明了日军兵力的分布，还为美军作宣传，与美军飞行员一起同乘轰炸机迎战，协助飞行员分辨军事目标。好像他们开始掀开了新的人生篇章，虽然与过去的完全不同，但却是同样的忠诚。
当然，不是所有的日本战俘都会这样，也有少数人冥顽不化。无论如何，美军都必须先给日本战俘一些好处，他们才会半信半疑，逐渐转变自己原先的固执观念，出现上述行为。有些美军指挥官警觉性很高，从不接受日本人主动提出来的帮助，这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有些战俘营，美军根本就不会对日军战俘抱有任何指望。而一旦接受了日军战俘提供的帮助，美军最初的怀疑就会慢慢消除，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对日军战俘的信任。
美国人并没有料想到日本战俘们会作出180度的大转弯。日本人的行为再一次告诉我们，他们的信条与我们是如此的不同，他们相信：择定了一条道路，就要全力以赴地前进，如果失败，自然会换成另外一条路线。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在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考虑利用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发呢？或者这只是个别战俘的特殊行为，不能代表日本全体民众？就像日本人在战争中出现的其他特殊行为一样，日本战俘的这种转变与日本人民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有关吗？这种转变与他们的各种制度，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之间有什么样的关联呢……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各安其分 各得其所
想了解日本人，首先必须弄清楚“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涵义。日本人对等级、秩序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平等的重视犹如南北两极相互对立。在我们看来，把等级赋予正当性使其登堂入室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让它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细胞。而日本人对任何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国家的关系都建立在对等级制的信赖之上。所以，要“搞懂”日本人，先要搞清楚等级制度。只有先搞清楚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家庭、国家、经济生活和信仰等等一系列特性，才能理解日本人生活中的诸多观念。
和对国内诸多问题的看法一样，日本人对国际方面的问题也是从等级制的角度来看待的。在过去的10年中，日本人一直以为自己已经高踞于国际等级制金字塔的顶端，尽管这一地位日前已被西方列强取代，但他们对于现状的接收仍然是建立在等级制度之上的。
日本的外交文件也一再表述了他们对等级制的重视。在1940年日本签订的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的前言中这样写道：“大日本帝国政府、德国政府和意大利政府确信，世界各国各安其分、各得其所是世界和平的前提条件。”
条约签订时，天皇还颁布诏书，再次重申：“弘扬大义于天下，促进世界之大同，实乃皇祖皇宗之大训，亦为朕日夜所忧思。今世局动乱，生灵涂炭，不知何时休止！令朕寝食难安。为早日平定祸乱，光复和平，兹三国政府订立条约，朕心甚悦。使万邦各守本分，兆民乐安其业，此乃旷古大业，前途尚遥。”
就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当天，日本特派员向美国国务卿赫尔递交了一份声明，非常明确的表述了这样的观点：使万邦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乃帝国矢志坚守之国策。今现状与上述之帝国各得其所之基本国策背道而驰，帝国政府断然不能容忍。
这份声明是对不久前赫尔的备忘录的答复。赫尔在备忘录中强调说，美国将坚守本国的基本原则，就如日本重视等级制一样。他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互不干涉内政；信赖国际合作以及和解；各国遵守平等原则。这些原则都是美国平等精神和不可侵犯权利的信仰。我们认为不仅仅是在国际关系中，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应该遵循这些原则。
平等，对美国人来说，是追求未来更美好的世界的基础，是最崇高、最道德的原则。对我们来讲，平等，不但意味着拥有不被专职压迫，不受干涉，不受强制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都有改善自己生活条件的权利。平等是当今世界公认的对正在实现的基本人权的奠基石。即使有时我们也会破坏这一原则，但我们仍然会始终坚持平等与正义，并且以极大的义愤向等级制宣战。
这是自建国以来，美国始终坚持的观点。杰斐逊更是将其写进了《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一个新生的国家，能够将这些原则记载于公开的文件里，主要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居住在这个国家的民众的生活方式，一种与欧洲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个名叫阿列克斯·托克维尔的法国青年于1830年初第一次访美后，撰写了一些关于平等问题的书，这些书现在已被当作一份重要的国际报道文献予以保存。托克维尔是在法国贵族社会中长大的。这个社交频繁且颇具影响力的法国贵族社会受到过法国大革命的巨大冲击，也感受过紧随其后的《拿破仑法典》带来的强大震撼。
年轻的托克维尔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敏锐的观察家，当他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时，就发现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与他的祖国截然不同。当然，他是从法国贵族的角度来观察的。他的书给旧世界报道了即将到来的新事物。他在书中评价美国的新生活、新秩序的时候是持宽容态度的。他坚信，美国是人类发展的前哨，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也将会在欧洲发生，尽管会有差异。
他详细地向人们描述了这个崭新而陌生的国度。他认为，只有在这里，人们才认为彼此是平等的，这里的人们建立了一种新颖而和谐的社会秩序。在这里，人们从不拘泥于等级、礼节等一些细枝末节上，他们既不要求别人有这样的礼节，也不对别人施以这样的礼节。他们无拘无束，不喜欢受到任何没有来由的施恩和馈赠。那里没有古老的贵族式或罗马式的家族，在旧世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等级制在那里找不到任何痕迹。在那里，人们只信奉平等，对生命抱有热忱，除此之外，再无他信。甚至连自由，有时候他们都会无意间忽视。
托克维尔的书通过一个外国人的眼睛描述了一个世纪前的美国。许多美国人读了之后深受鼓舞。世事变迁，尽管美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其最基本的轮廓依然如初。掩卷沉思，我们认为，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跟今天我们所认识的美国已经相差无几。无论何时，我们的国家总是会有杰斐逊时代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那样的人物，偏爱贵族化的社会秩序。即使汉密尔顿之流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国度中，我们的生活方式绝非贵族式。
因此，在珍珠港事件突发前夜，我们向日本宣布我们坚守并信赖的原则，就是以美国太平洋政策为基石的原则。我们坚信，沿着我们的方向前进的每一步都将促进这个还不完善的世界更加完美。而日本人信奉的“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的态度也来源于自身社会经验所形成的生活准则。
几个世纪以来，不平等已经成为日本大和民族有组织的生活准则。承认等级制对他们而言就像呼吸空气一样天经地义，很容易被接受。这还不是我们西方人眼中简单的霸权主义。不管是形式统治者的行为，还是被统治者的行为，都是按照我们完全不同的传统来行事。而如今日本人居然承认了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鉴于他们追求不平等的特性，我们就更有必要去作一番深刻的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他们将要采取什么行动。
尽管近年来日本有越来越欧化的趋势，但它依然是一个等级制森严的国家。人们在每一次寒暄、每一次交流的时候都会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彼此之间的社会地位和差别。当一个日本人对另一个日本人说“请吃饭”“请坐”时，必须考虑到自己与对方的关系亲疏程度和对方的辈分大小，进而决定使用什么词语。比如，“你”的说法就有好几种，不同的场合必须使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多种不同的词根和表达方式。
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人和太平洋上的其他民族一样，也使用“敬语”，在使用的时候还配合适当的鞠躬和跪拜，同时还要懂得鞠躬的程度，不同的人鞠不同的躬。一个对某人来讲是非常合适的鞠躬，如果错用在另一位身份地位不同的人身上，则会被认为是无礼的表现。每一个动作都有特定的礼仪细节。鞠躬的方式有很多，从跪在地上跪拜行礼，到双手伏地行礼，到额触手背地跪拜，或者只是简单地点头行礼。一个日本人从小时候起就必须学习在什么样的场合行什么样的礼。
当两个不同等级的人在交流时，必须使用适当的礼仪，诸如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以及过去的交情等都要考虑在内。就算两人等级相同，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尊敬程度也不一样。比如，一个平民对他的密友一般来讲不用鞠躬行礼，但是如果对方换上了军装，身穿便服的朋友就必须向他鞠躬。遵守登记制度在日本已经成为一门艺术，它要求人必须综合考虑每个因素，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不用考虑等级的差异，而在有些情况下反而必须严格遵循。当然，有时候人们相互之间也不必拘泥于礼节。
在美国，家是人们最放松的地方，当我们回到家中，就会把形式上的一切礼仪统统抛掉。而在日本截然相反，日本人认为家是观察礼仪、学习礼仪的最佳场所。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开始用手按下婴儿的头教他鞠躬，教他懂得礼节。婴儿在摇摇晃晃学走路时，就要懂得尊敬父亲和兄弟。建立在辈分、长幼尊卑和性别基础之上的等级制是日本家庭生活的核心。按长幼尊卑秩序，无论年龄大小，子女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妻子要给丈夫鞠躬，而女孩子则要给哥哥和弟弟都鞠躬。
鞠躬并不是徒有形式，它还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如果一个人向另一个人鞠躬，就表示对方有权对自己正在处理的事情进行干预；另一方如受礼，则表示自己会担负起与其地位相应的责任。
毋庸置疑，孝道是中国和日本共同认为凌驾于其他道德之上的准则。远在六七世纪，中国的孝道就伴随着佛教、儒教伦理学以及其世俗文化传入日本。但是，日本与中国大相径庭的家庭结构使孝道发生了多种变化。
现在的中国人，虽然从骨子里来说，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大宗族，所谓“几百年前是一家”，每一个大家族可能有成千上万个成员，但其宗族成员仍然要忠于自己的祖宗。不过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情况还不完全一样。在绝大多数农村，一个村庄的居民都属于同一个宗族，城里人与乡下人也可能是一脉相传的。尽管中国有四亿五千万人口，但姓氏却只有470个，同姓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同一个祖宗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