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美国成功奥秘(6)

4.国际政治背景：国际格局深刻变动给美国带来新挑战1969年，尼克松主政下的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国际格局最为深刻的变动为背景的，这一深刻变动即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指出的“两极世界的解体”：一方面，美国和苏联依然是国际事务的支配性力量，美苏两国的防务开支当时均维持在1000亿美元左右，是中国的3？4倍、欧洲主要国家的8？10倍；然而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西欧和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两极格局已经逐渐转变为“两极多元”格局，中国、欧共体、日本等权力中心开始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积极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国际格局深刻变动的结果是尼克松于1969年7月25日开始访问亚洲之际，在关岛发表了著名的“关岛讲话”，公开承认美国已不再是世界头号经济和军事强国，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说”，即美国、苏联、欧共体、日本和中国为当时世界上的五大力量中心，它们共同支配着世界政治。“关岛讲话”被认为构成了后来“尼克松主义”（NixonDoctrine）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面临的外部挑战更加尖锐而且复杂化了：首先，美国所面临的来自苏联的安全挑战形势更加严峻。这一挑战主要是前文提到的苏联在洲际导弹方面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苏联借美国深陷越战之际向第三世界进行广泛渗透、扩张。其次，美国在此时开始不得不面对来自西欧和日本日益激烈的经济竞争，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不曾面对过的新挑战。此外，西方阵营内部以法国总统戴高乐为代表的“独立运动”也削弱了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地位。

2009年，奥巴马主政下的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是正在经历现代国际体系形成以来最为深刻的国际格局变动。概括地说，这一深刻变动即西方中心地位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冷战”结束二十余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力量结构、国际权威和全球影响上都遭到明显削弱。在力量结构上，步入新世纪以后的西方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乏力期，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了其经济困境；尽管西方仍然保持着显著的军事优势，但它们通过武力手段来实现其意志的能力明显下降，美国入侵伊拉克和反恐战争久拖不决即是明证。在国际权威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逻辑遭到非西方世界的强烈反抗；西方在对外事务中的两面做法和双重标准凸显其虚伪本质，导致其软力量受损；西方一意孤行和不切实际对外输出民主造成了诸多“后发国家”的内部治理困境和人道主义灾难，致使西方的国际权威大不如前。在全球影响上，虽然西方在国际秩序及规则上具有垄断地位，但无论是处理传统的大国关系和国际安全，还是处理功能性的非传统议题，西方的国际动员能力都受到极大牵制。与西方中心地位出现衰落形成显著对比的是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迅速崛起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版图。例如，以“金砖国家”（BRICS，即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2008年度为例，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四国对全球经济增幅的贡献率超过45%。由此可见，新兴国家已经并将继续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构成越来越大的经济挑战，这是美国当前面临的最主要外部经济挑战，而且这一挑战是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五百年来不曾面对过的。除了新兴国家造成的外部经济挑战，美国还面临恐怖主义带来的外部安全威胁。“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美国国内共识，随后美国接连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然而，恐怖主义相比于冷战时期苏联那样的传统大国所带来的安全威胁，更具不确定性、不可控性、灵活性和多发性，这一新的外部安全威胁同样成为美国未曾面对过的新挑战。

二、越南战争后美国的战略调整及其影响尼克松1969年就任总统之时，面对美国所遭遇的上述“内外交困”局面，开始了一系列战略调整。美国的这次战略调整既是渐进的，又是全面的、深刻的，它历经从尼克松到里根的数届政府，使美国社会得以脱胎换骨，重新焕发出巨大活力。这一渐进式改革的最终结果是美国成为“冷战”赢家。正如基辛格指出的，“美国经过内省检讨之后，恢复了自信；苏联，尽管表面上俨如磐石，却因道德、政治和经济上过分伸张而付出死亡的代价。”具体来讲，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战略调整可以分为对内和对外两大方面。

1.越南战争后美国的社会、经济改革及其影响美国对于越南战争的反思是从社会领域开始的，而且是一股全社会自发形成的强大思潮。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时代出生的青年为主体的形形色色的反战抗议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时已经与先前的反种族歧视运动和许多其他群体（包括妇女、墨西哥裔人、同性恋者、嬉皮士等）的反抗运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被通称为“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这场运动在反越战抗争中达到高潮，成为一场声势浩大并且持续不断的反抗政治权威（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反政府”）的强大社会运动，其中不乏较为“激进”的新左派。然而，它没有对美国社会的凝聚力造成巨大破坏，反而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在这场以青年学生和大学校园为主体的社会运动中，兴起了许多名目繁多的组织，影响较大的有“学生争取民主社会”（SDS）和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CAS）等。这些运动的参加者认为，他们反对政府，却并不反对美国及其民主制度。

对政府的不信任、对越南战争的愤恨，从来没有导致他们爱国主义情感的消亡。一位反越战运动的参加者在采访中说：“虽然我们是被溺爱的一代，但对美国的热爱使我们变得坚强。我们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动荡，但我觉得自己从未消沉过。”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从未动摇过我对祖国和民主制度的热爱。这是因为我们的祖先跋山涉水，来到这块陌生的土地，为的是建立一个以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为基石的理想社会。这是美国的国家认同，是‘合众为一’的基础，也是我们的理想之所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我笃信《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这是美国的精神。我们的社会之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政府滥用了权力。这不是我们祖先的理想。所以我们要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来拯救美国。”总之，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这场深刻运动重塑了美国社会，以一种“激进”的方式使美国社会得以向前发展、增进团结，最终化解了当时严重的社会危机。

越南战争以后至“冷战”结束，美国的国内经济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渐进发展，即1970-1981年的抗击“滞胀”阶段和1982-1991年的复苏和缓慢增长阶段。在第一阶段中，从尼克松到卡特的历届美国政府在向保守主义靠拢的同时，都还带有改良主义残余，它们的反“滞胀”政策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即美国同时出现了通货膨胀和生产停滞这两种凯恩斯经济学认为不可能并存的局面；此外，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对美国经济造成了十分严峻的外部紧张局势。里根执政后，美国的经济改革全面走向保守，以极端信奉市场为特征的“里根经济学”成为第二阶段美国经济调整的主要内容。这一改革使美国经济重新焕发出活力，出现了“高增长、低膨胀”的局面，摆脱了长期以来的“滞胀”困境。这一改革结果极大地增强了美国的自信，为80年代后期美国对苏战略“反攻”奠定了相当程度的经济及心理基础。尽管里根时期的经济政策造成了美国经济一定程度的畸形发展，如“三高”（高赤字、高利率和高汇率）现象的出现等为后来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但是“里根革命”毫无疑问对美国在与苏联的较量中最终成为赢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2.越南战争后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及其影响“就尼克松而言，美国撤出越南的痛苦过程，归根结底就是如何维持美国的世界地位之问题。”尼克松作为杰出的外交家、战略家，既看到了美国当时在外交上面临的一系列困境，也敏锐地把握住了其中蕴含的新机遇。正如基辛格所说：“赫鲁晓夫1956年揭露斯大林统治的残暴不仁，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都挫弱了共产主义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吸引力。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国和苏联的分裂更破坏了莫斯科是统一的共产主义运动首领之假象。所有这些发展都显示，美国有相当的空间可供外交弹性运作。”在这种认识之下，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一对搭档将现实主义的地缘政治观念同威尔逊式的美国理想主义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坚定地认同威尔逊的国际主义；另一方面又诉诸国家利益以利其战术做法。在尼克松主政之下，美国采取了战略收缩、对苏缓和的“以退为进”战略，为美国创造了最为有利的国际战略环境，帮助美国走出了外交困境。在实施这一战略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也是迫使苏联趋于缓和的最大诱因，即美国戏剧性地同中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基辛格曾用“棋战”来形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意义：“棋赛里，抢夺越多地盘的人，选择就越大，而对方就会变得限制重重。同理，在外交上，一方有较多的选择，另一方的选择就相对较少……的确，在这种局势下，可能就会产生诱因让对手放弃其对抗角色。”总之，尼克松的“三角外交”极大地改善了美国的战略处境，为里根时期的战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地缘政治基础。按照美国著名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JohnGaddis）的说法：“在尼克松行政当局的头四年里，美国从自毁式地陷于一场无休止的战争，转而浮现为大多数情况下塑造当时世界事务进程的三角均势中的枢纽。很少有国家实行过比这更引人注目或更迅速的从失败到支配的转变。”此外，尼克松－福特政府时期与苏联东欧国家经过一系列讨价还价而最终得以召开的1975年赫尔辛基欧安会议，签署了著名的《赫尔辛基协定》，规定了有关人权的“第三类条款”，这一条款为后来卡特政府实施“人权外交”、为促使东欧国家改革派人士利用该条款摆脱苏联控制奠定了重要基础。

1977年成为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JamesCarter）在尼克松对外战略调整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权外交”战略，对尼克松时期对外战略当中依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修正，从而进一步改善了美国的战略处境，为里根战略“反攻”的成功实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具体来讲，“人权外交”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大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它使美国在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开始占据明显上风。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收缩战略和对苏缓和战略虽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苏联趁美国力量收缩之际极力扩展势力范围的做法使美国感到自己正面临来自苏联越来越严重的挑战。“人权外交”的一大出发点就是以美国之“强”击苏联之“弱”，在国际上赢得道义支持，从而在美苏竞争中获得主动，并对苏联造成“真正的道德上的打击”。第二“，人权外交”改善了美国的道德形象，使美国再次成为倡导民主和人权的一面旗帜。从冷战初期直至尼克松任内，美国为与苏联进行对抗，在第三世界支持了一大批右翼独裁政权，并为此不惜借武力推翻民选的左翼领袖，其中典型的案例包括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军事政变推翻危地马拉民选政府，而代之以右翼军人的军事独裁统治，以及1973年尼克松政府帮助智利的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社会主义党创始人阿连德。这一系列举动不仅给被干预国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道德形象大受损失。为扭转这一局面，卡特政府利用外交、经济等多种手段对侵犯人权的右翼独裁政权，如阿根廷、玻利维亚、萨尔多瓦、危地马拉、尼加拉瓜等施加压力，如削减对外援助、进行外交对话等，从而为这些独裁国家的反对派提供了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并最终成功地重塑了美国的道德形象。

到了里根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进入到对苏全面战略进攻阶段，并最终使美国成为了“冷战”赢家。一方面，里根从美国的实力地位出发，重整军备、振兴经济，对苏联采取强硬的新“遏制”政策，加强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和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同时与苏联在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实行“低烈度战争”；另一方面，里根进一步强化了对苏意识形态攻势：他一上台就公开宣称苏联为“邪恶帝国”，提出美国要在全世界推广西方民主，并制定一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的向自由和民主迈进的长远规划。这两个方面的对外战略调整使里根成为“战后第一位同时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两方面（对苏联）采取攻势的美国总统”。这位对外交政策细节不感兴趣、学术背景也最为浅薄的总统却发展出前后特别一致、切中主题的外交政策，得益于其“美利坚原教旨主义”般地对美国力量、美国价值、美国制度的极力推崇与极度自信，以及对“美国例外论”的深信不疑。凡此种种，加上自尼克松以来美国一系列战略调整所带来的信心，极大地激发并且坚定了美国对赢得冷战的信念。无怪乎里根去世之时，美国民众在纪念活动中一致认为是他领导美国取得了“冷战”的最终胜利。

三、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战略调整奥巴马2009年打着“变革”的旗号入主白宫，这一竞选口号一经提出，就在美国赢得了相当数量选民的支持。同样，这是由美国“内外交困”的形势决定的。奥巴马新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谓“临危受命”，提出了诸多对内改革、对外调整的战略措施，希望能够将困境变成机遇，通过“变革”纠正前任政府的错误以重振国威，恢复美国的地位和信誉。执政近四年来，奥巴马政府的“新政”同样可以分为国内经济、社会改革和对外战略调整两大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