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

我告诉玛丽亚她父亲给我钱了。

“你认为我是个妓女吗？”她说。

“当然不是了。”

“那就别拿老顽固的钱！”她说。

今天下午我们去听奥克塔维奥·帕斯的演讲了。在地铁里，玛丽亚对我一句话都不说。安格丽卡跟我们一起去了，我们在演讲场地阿尔弗西纳图书馆遇到了埃内斯托。演讲结束后我们又去了帕尔曼大街上的一家饭店，那儿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老人。饭店叫做“生命的棕榈树”。我忽然有种落入陷阱的感觉。服务员看起来像是随时都会死去；玛丽亚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好像已经受够我了；埃皮法尼奥面带意味深长、冷嘲热讽的微笑；连安格丽卡也这样，她总是这样——这一切看起来好像完全是场陷阱，好像是对我自身存在的一个幽默注脚。

最要命的是，他们说我根本就没有听懂帕斯的演讲，也许他们说得对。我看到的只是这位诗人的双手，他读诗的时候双手打着节拍来衬托词语的韵律，这也许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就养成的一种痉挛性反应。

“这孩子整个一个无知，”玛丽亚说，“典型的法学院产物。”

我不想反驳。（尽管我已经想好了几种反驳的话。）我当时究竟在想什么呢？想我那件被弄脏了的衬衫，想基姆·芬特给的钱，想劳拉·达米安，如此年纪轻轻就死了。想帕斯的右手，他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拇指和小指，那根小指在图书馆的空气中划舞着，好像我们的生活全仰仗它。我还想到了家和床。

过了会儿进来两个留长发穿皮裤的家伙。他们的装扮像是搞音乐的，其实是舞蹈学校的学生。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好像不存在了似的。

“你干吗讨厌我呢，玛丽亚？我怎么你了？”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

她盯着我，好像从另外一个星球上来的人在跟她说话。别这么荒唐了，她说。

埃皮法尼奥听到她的回答后讨厌地冲着我微笑。其实，谁都听到她的话了，人人都冲我微笑，好像我疯了似的！我想我闭上了眼睛。我试图插进去说几句话。我想聊聊本能现实主义。那两个伪音乐家笑了。有一刻玛丽亚吻了其中一位，埃皮法尼奥拍拍我的肩膀。我记得我在空中抓住他的手或者手肘，然后盯着他的眼睛说别烦人了，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我想起玛丽亚和安格丽卡决定跟那两个跳舞的离开。我记得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候我大叫了一声：

“我赚了你父亲的钱！”

可我想不起玛丽亚是否在旁边听着，搞不清那里是否只有我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