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9日

我像一片水藻般漂来漂去。今天我擅自去了卡塔丽娜家。还挺凑巧，她正好在家。她刚回来，眼睛红红的，那是一个不会有错的标志，说明她刚哭过。她一下子没有认出我。我问她为什么哭。男人的问题，她说。我硬是咬住舌头没有说出如果她需要什么人的话，有我在这里，随时准备好应招。我们喝了点威士忌——我需要它，卡塔丽娜说——然后我们又到幼儿园去接她儿子。卡塔丽娜把车开得像个疯子，我都感到恶心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和她儿子在后座上玩的时候，她问我想不想看看她的画。我说好吧。最后我们喝掉了半瓶威士忌，卡塔丽娜把儿子搁到床上后又开始哭泣。别招惹她，我心里警告自己说，她已是人母。后来我又想到坟墓，想像在一个坟墓上做爱，想像睡在坟墓里。挺幸运，没过几分钟，跟她住同一个楼共用画室的那个画家来了，我们三个开始一起做晚饭。卡塔丽娜的这位朋友也离婚了，但显然她应对得更高明些。我们吃饭时她讲了几个笑话。画家的笑话。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女人能讲这么好的笑话（不幸的是我一个都记不得了）。后来，不知为什么，她们开始说起乌里塞斯·利马和阿图罗·贝拉诺。卡塔丽娜的朋友说，有个诗人有六英尺半高，体重超过二百磅，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一个负责人的侄儿，一直想着要揍他们。知道他想找麻烦后，他们就消失了。卡塔丽娜不以为然，她说，我们的朋友去找塞萨雷亚·蒂纳赫罗丢失的文稿了，躲在档案馆里，经常逛墨西哥城的旧书店。我在午夜时分离开，出来后忽然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给玛丽亚打了个电话，准备把罗萨里奥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她（既然要说，就干脆把储藏室里跟布里吉达的失败经历也说出来算了），请她原谅，可是电话一个劲地响就是没人接。芬特全家都不在。于是我又向南走去，向乌里塞斯·利马住的楼顶小屋方向走去。到那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我只好又进城，向布卡雷利大街走去。我一到那条街上，还没有走进英克鲁西亚达酒吧，就先望了望阿马利罗咖啡店（基多咖啡店已经打烊了）的窗户。我看到潘乔坐在一张桌边。只有他一个人，面前放着一只喝了一半的咖啡杯。他把一本书搁在桌上，另一只手压住书页让书翻开，他的脸因为极度痛苦的表情而被扭曲了。他时不时皱着眉头，透过窗户看进去挺恐怖的。要么那本正在读的书对他产生了极其痛苦的效果，要么他的牙在疼。刹那间，他抬起脑袋，环顾一下四周，好像感觉到有人正在看他。我赶紧躲开。再次朝窗户里面张望时，潘乔还在读书，脸上痛苦的表情已经消失。那天晚上，罗萨里奥和布里吉达在酒吧值班。先是布里吉达凑到我跟前。我从她的脸上感觉到了苦楚和悔恨，同时有种被拒绝了的痛苦。说真的，我对她深感歉疚！人人都很痛苦！我给她买了杯龙舌兰，然后毫不顾忌地听着她给我讲的一切。后来罗萨里奥又过来了，说不喜欢看着我站在吧台边写东西，像个孤儿似的。没有空桌了，我说，然后继续写我的东西。我那首诗的名字叫《人人都很痛苦》。我才不在乎是否有人盯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