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村17号主人

1941年6月的一个晚上，中共中央社会部接到从重庆发来的一份绝密情报。情报上说：德国将在6月22日对苏联发动进攻。随后莫斯科接到情报，立刻做出部署，免得遭灭顶之灾。然而这份如此重要的情报却是由中共一位高级情报人员在重庆所得。

异常的酒会

1940年初夏，重庆。夜幕降临，德国驻华大使馆内热闹非凡。这里正举办一个欢迎德国军官的酒会。今天的酒会气氛不同以往，宾主把盏碰杯之间，脸上都带着一副无法掩饰的喜悦之情。

此时，酒会渐入佳境，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之中——一副欧美绅士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当时重庆上层社交圈都盛传这个人身上好像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非常有魅力。众人纷纷过来跟这位中年人打招呼。他就是阎宝航，少帅张学良将军的终生挚友，蒋介石、宋美龄身边的红人，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委员。

阎宝航轻松地与重庆上层的达官贵人应酬着。但今天的情形有点儿怪，重庆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还有那些德国人，来得也莫名其妙。这时，于右任走了过来，两人寒暄了几句，阎宝航就好奇地问：“为什么大家这么高兴？”于右任凑到他耳边，说：“德国马上就要进攻苏联了，大概在6月20日前后。”

阎宝航点了点头，不动声色地走近孙科。孙科给出了他肯定的回复，并捎带说了句：“是委员长亲自告诉我的。”后来阎宝航因为身体不舒服，提前离开了酒会。

当晚，整个欧洲战场的最高机密，就这样在战争爆发前夕传到了延安。

重庆17号

阎宝航离开后不久，延安就得到了情报，这已经说明了一切。没错，这位重庆高层无比信任的阎宝航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中共秘密党员。他于1937年9月由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只与周恩来单线联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1940年，共产国际需要在中国设立情报站。受中共中央指派，阎宝航在重庆秘密组建了情报小组，任务的重点就是搜集国际情报。这个情报小组的秘密联络地点选在了重庆村17号阎家老店。

重庆村不是一个普通的村落，这里聚集了国民党当时众多上层人物和重要机关。这里共有17栋楼房，阎宝航一家所居住的17号是最靠边上的一栋三层楼房。阎宝航之所以选择这里，主要是考虑到它的安全性。

1941年年底，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因病从延安回到重庆，其实她重要的目的是协助阎宝航搜集情报。同时，阎宝航又在重庆郊外的北碚设立了一座工作电台和一座备用电台，从而与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直接联络。

在这个不足十个人的严密组织中，其妻高素桐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她一边操持阎家老店的日常经营，一边不动声色地掩护着家中所进行的所有秘密活动。

1942年夏，一个与阎宝航接触频繁的地下党员突然被捕，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非常糟糕的消息。因为被捕的这个人恰恰知道重庆村17号主人的真实身份。

营救徐仲航

1942年秋的一个晚上，重庆某个路口。一个中年男人在夜色中匆匆走来，目的地就是前面一百米左右的重庆村17号。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还没有到达的时候他突然被人逮捕了，他就是徐仲航——掩护身份是国民党官方出版社正中书局的管理处处长。在接下来的两三天内，孙复启和李羽军也先后被捕。

徐仲航等人被捕后，被关进了渣滓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们遭到了严刑拷打，各种残酷的刑具轮番落在了他们身上。在酷刑之下，孙复启很快就自首了。但好在他知道得并不多。而有着坚定信念的李羽军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他始终没有出卖任何人和任何情报。

特务们非常懊恼，于是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到了徐仲航身上，一定要从他嘴里挖出些什么。

作为东总地下党党组成员之一，徐仲航知道很多秘密，尤其是重庆村17号。所以他一旦叛变，阎宝航的情报小组就会被立即摧毁。

阎宝航得知消息后，陷入了巨大的矛盾和焦虑之中。按常理说，他们应该立即撤离重庆。但这样一来，情报小组就不复存在了。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阎宝航决定坚持到底——对徐仲航保持信心，设法把他营救出来。

但营救的第一步是要确认徐仲航是否已经叛变。阎宝航找到了老熟人——原张学良将军秘书王化一。王化一当时任军统少将，是军统东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阎宝航告诉王化一，他和徐仲航是多年朋友，不相信他会是那边的人，所以托王化一帮忙打听一下徐仲航在监狱里的情况，好通知他的家人前去探监。并不知道阎宝航真实身份的王化一很爽快地答应了。

时间一天天过去，酷刑几乎用尽，但负责审讯徐仲航的特务仍然一无所获。正当他们气急败坏、准备把他拉出去枪毙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戴笠的命令：放人。

原来是经王化一打听，阎宝航知道了徐仲航没有叛变，在狱中表现得坚贞不屈。于是他找到了在国民党内部有极高影响力的李济深，极力请求他把自己多年的好友救出来。李济深同意后就拨通了军统局局长戴笠的电话。最终，徐仲航被保释出来。

上了国民党特务名单

阎宝航的活动尽管进行得很严密，还是引起了军统的警觉，因而对他一步步地监视起来。

随后的日子里，在重庆村17号住宅附近，经常有便衣特务游荡。

有一回，阎宝航正在家里和几位同志开会，突然有3名穿警察制服的人闯了进来，声称是来抓赌的。阎宝航不动声色，很镇静地从身上拿出一张名片交给他们。来人接过一看，是他们戴老板的名片，于是只好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

国民党虽然手里没有确凿的证据，却从未就此罢手，甚至想通过暗杀置阎宝航于死地。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都已经制订了暗杀阎宝航的计划，计划也送到戴笠的办公桌上，只等他最后批准。

在这个紧要关头的时候，宋美龄得知情况后立即发话：“阎宝航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怎么会是坏人呢？你们不能动他。”戴笠最终没有批准暗杀阎宝航的计划，但也没有就此放松对他的怀疑与监视。

有一天，阎宝航很意外地接到了重庆卫戍司令部的电话——刘峙约他到司令部见面。一下车，阎宝航就感到势头不对，门口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等到了刘峙的办公室，身后还站了两个虎视眈眈的卫兵。

一见面，刘峙更是咄咄逼人。原来，他是想拿阎宝航在延安的子女做些文章。听到这里，阎宝航倒是放心了，从容地回答了他——人各有志，做父母的也管不住他们。刘峙本想以此逼阎宝航就范，但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据，最后只好把他放了。

阎宝航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随时都有暴露并被逮捕危险的环境里。但他就是这样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一次又一次将重要情报送到了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