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2)

朝廷准许李鸿章请假一个月，但在他出发探母之前，李母的死讯就传来了。李鸿章上书请求暂时免除官职回家守孝三年，但朝廷回应以国家大事为重，只能给他一百天时间。但这并不能消除他不能在母亲去世前见到她的悲痛，于是他递上了另一份很长的奏折，上面写道：悔恨将永远萦绕在臣心，于私，这伤痛将让臣心不得片刻轻松；于公，臣将不能继续为国效力……纵然已没了见到母亲的希望，从此生死相隔，恳请准许让臣在母亲墓前守孝三年，这也不能缓解臣没能尽子女孝道的难以言表的痛切懊悔。我们发现，多年之后，当李鸿章忙于公务之时，他也曾写过自母亲去世后十四年已经过去了，他回绝了所有来访者。“我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情，不管是困顿悲痛，还是得意荣耀，在我的生命中，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逝去的母亲，以及她曾经和现在给我的爱。”

李鸿章与朝廷之间这次特殊的函件往来，展现出了中华民族受人尊敬的特性——孝顺父母，这已经被神圣化为宗教崇拜，也对中国古代的政治关系起到了很明显的影响——皇帝是整个国家的父母官。如果那些基督教国家能像这个东方古国遵守儒家哲学的中心教义一样遵守摩西十诫中的第五条诫条，那么西方世界的社会秩序就能得到很大提升。

从别的一些事情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李鸿章仁慈的一面。战争中，李鸿章站在美国人华尔将军的床边，当李鸿章想到这个战士为中国而死，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他从此与朋友和亲人阴阳相隔了。”他以总督身份巡视直隶和周边省份期间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他悲天悯人的特质再一次展现了出来。他是阻止这次巨大灾难的最突出的官员，他的精力、工作能力、慷慨的慈爱都在救援措施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除了他拿出的公共慈善资金，日记显示他还每天在自己家为一到两千个灾民提供食物，同时还自己掏钱给附近村子的将近五千个灾民提供食物。“我的母亲每天都会鼓励我，她还说不管是神仙还是老百姓都不会忘记我曾经救济穷苦人。”

李鸿章的日记最大的用途是它展示出了他对外国人和基督教传教士看法的发展变化，以及他的想法是怎样随着阅历的增长而完全改变的。在为官的早期，李鸿章的见闻仅限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在上海和外国人的简短交流，他和大家一样强烈地仇恨和歧视外国人。这个时期，他写道：“我恨所有的外国人。”但十五年之后，当他更加了解折磨着清朝的困难之后，就在他开始在天津履行职责将反外国的暴乱镇压下去之时，他写道：“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厌恶，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清朝的最大利益的话，我们就应该不再反对外国人的到来，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到来，无论是骑着马扛着刺刀，还是坐在军舰的大炮上。”他还对朝廷选择他去天津完成任务感到非常高兴。关于这次机会，他记录说他正在拟定一个限定所有居住在清朝的外国人的文书，他打算把这个文书上呈给朝廷，并印刷出来在各个省发放。在他来到天津之后，各省的外国人都在他的管理下被完全保护了起来。他不是看不见他们的入侵和自大，而是他看出了他们对清朝的有用性，于是他们有了受保护的权利。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的时候，李鸿章身在广州，他上报朝廷说一部分总督已经接到命令，准备派遣所有的他称之为“懦弱兵团”的义和团和外国人去作战。“这些发起人十分懂得不能把如此不道德的公文送到我这里。”

李鸿章对于基督教和传教士的看法也经历了几乎一样的体验。刚成年时，他跟当时清朝的其他人一样对传教士充满了偏见和憎恶，还称他们是“外国来的魔鬼”，对他们的教义也充满了鄙视。但渐渐地，当他个人对他们的工作了解加深之后，他改变了对他们的看法。就在他赴天津上任之后不久，他记录了一次自己和曾国藩的谈话，这位当时的杰出政治家说道：“拿我自己来说，在过去的五六年里，我对基督教的看法改变非常之大，不再憎恨基督教徒。”十五年后，他甚至把基督和孔子放在了同样崇高的位置上，并声称如果自己身在英国或美国的话，他会想称自己为一个基督教徒。他把基督教义当作是哲学思想或道德规范，并能领会其中的精神特质。可见他对基督教的偏见已经消失，他还说当人民不费尽心思去追随孔子的时候，对耶稣的了解也许能造福千百万的中国人民。

然而，基督国家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逃过李鸿章的眼睛。他记录了他们之间是怎样斗争的，以及是如何彼此深怀仇恨的。“法国人厌恶德国人，俄国人屠杀犹太人，但他们来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基督教徒。”李鸿章还把英国向中国人民倾销鸦片的行为称作是基督教发展中的一大阻碍，在最后他评论道：“一个伟大的国家，更重要的是一个基督国家，把这个可怕的毒瘤强加给了清朝。我们的人民会怎么想呢？”

李鸿章七十三岁那一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次外国之行。这在他的生命中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俄国沙皇的加冕礼。这个典礼把从未在地球上集合的各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到了圣彼得堡。并且，完全可以说在那群威严的人中，最著名的那位是清朝皇帝的代表。不管是从从政的时间长短，还是职务的性质和重要性，以及职务所代表的无数人民的利益，还是他的学识造诣、独特的特点、威严的性格来看，这位清政府代表是年轻沙皇加冕礼最耀眼的见证人。

除了他卓越的政务和高高在上的官衔之外，他是一个非常适合安排在威严的使团最前面，代表他的国家的人选。他是纯正的汉族血统，没有掺杂一丝满族血统。虽然已经七十三岁高龄，但李鸿章的健康和精力状况都还不错，体格也还强健，身高六英尺，仪表十分威严，眼神锐利，一张脸深刻地塑造并展现出了个人的力量，而这能在任何外国人交际圈中引起人们的注意力。穿着他的杂色丝质官服，戴着用三眼孔雀花翎装饰的官帽，他不可能吸引不了别人的注意。李鸿章完成了俄国之行，接着他继续访问欧洲的其他国家和美国来进行他的全球环游。在此期间，他见到了那些国家的皇宫贵族和主要政治家，在各个国家都得到了官员和民众极其热烈的欢迎，并亲自参加了对西方军队的检阅，还看见了西方文明惊人的工业和社会发展。他带着从未有过的深刻印象回到了祖国——清朝需要那些使西方国家如此强大和繁荣的东西。如果在为官的早期就懂得了这个道理，那他就能给国家贡献更有价值的服务，在对清朝以外的强大世界全然无知的情况下他把国家事务处理得如此好，他应该得到更高的荣誉。

李鸿章的日记还让我们对他和皇帝，特别是他和皇太后慈禧这个统治了清政府半个世纪之久的著名女人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私人谈话有所了解。在他官场生涯中的四个不同时期，他被剥夺了黄马褂和所有的荣誉，那个性情暴躁的女人使他在国民的眼中遭受耻辱，然而，他仍旧忠心于朝廷，他相信慈禧知道他工作的价值，她会把荣誉和高官再一次授予他。他在日记中记录道：“不管什么时候出现麻烦，我总是那个当值的医生，但是，我总是因自己的辛苦和本领受到处罚，而不是得到报酬。”

一些时候，尤其是当国家的命运正处在危险之中时，即使是在皇太后发怒的阴影之下，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拜见她。当主战派已经取得了优势，即将对日本宣战之时，李鸿章向慈禧强烈地抗议这一计划，他因此丢掉了自己的官职。后来，当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虽然他已经远离京城，在得知皇太后在叛乱的影响下正慢慢崩溃后，他写道：“我今晚就出发去北京，一定要面见慈禧，用最简洁的方式向她介绍现在的情况。”后来就发生了一次漫长的谈话，但最后以皇太后“充满愤怒的语言”而结束，李鸿章被送出了皇宫，再也没有出现在她的面前。慈禧很明显已经对义和团运动进行全力支持，他因此无力避免即将到来的灾难。

尽管日记显示慈禧是一个傲慢、残忍、刚愎自用的女人，皇帝又十分软弱，在所有的变迁兴衰之中，李鸿章对清朝一直都是忠心耿耿。在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之后，在外交圈子和新闻界都提出罢免现在的当政家庭，寻找一位新皇帝登基时，他公开指责这是胡说八道，他在日记中记道，他已经让那些外交使节团知道，在清朝没有一个家庭像现在的清政府那样能在人民敬重的情况下安定有秩序地治理国家。

尽管带李鸿章走向死亡的疾病很快地破坏了他的身体，他还是启程长途跋涉地赶回北京。回京的路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害怕面前的任务对我的身体来说难以承受，但在我在尘世的战斗完结之前我还要去做一件事情。我要让那些外国人再一次相信我们，让他们不要使清朝毁灭。”他的工作很成功，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国谈判者对他的高度关心。让美国人十分满足的是，在李鸿章的日记中，他表达了对美国政府的深深谢意，感谢美国的帮助，使他的国家免于解体。

《辛丑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为清朝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几个星期后，他离开了人世，享年七十九岁。作为东方最伟大的政治家、全世界最卓越的勤务员之一，这个结局对他颠沛的一生而言也许是一种安慰和解脱。

约翰·W.福斯特

19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