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集权下的蛋
解体前的苏联
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一个苏联人在火车上相遇，不知怎么的，他们突然就聊到了最幸福的事情。法国人说，最幸福的莫过于夏日午后，在阳光灿烂的海边沙滩邂逅一个金发美女，然后好合好散。英国人大不以为然说，NO！最幸福的事还是在下雪的冬日，一家人围坐在壁炉前静静地读莎士比亚，读到会心处还可以放声高歌。听完他们的说法，苏联人“扑哧”一笑，说这些算什么，最幸福的事应该是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群自称克格勃的陌生人突然闯进你的家门对你说“伊万，你被捕了！”，而你在仔细检查来人的证件后轻轻地告诉他，“对不起，同志！伊万住在隔壁。”
虽然这只是一则被人精心加工过的笑料，但反映的却是整个苏联近百年的历史现实——中央高度集权外加无处不在的特工。
苏联特工即大名鼎鼎的克格勃。克格勃是俄语音译，它的实际中文意思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于1954年，前身是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局，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特务机构，它的触觉所至，可谓面面俱到，大到国家经济的宏观布局，小到隔壁邻居的柴米油盐，没有不在他们掌控范围之内的。以致于在现代很多人心目中，克格勃本身就意味着特工和间谍。
克格勃是一个经费充足且少有约束的机构，它名义上隶属于苏联部长会议，但实际上只对中央政治局负责，它汇报工作的对象是党的最高领导人。他们的重大行动都是经政治局批准，然后付诸实际，其他部门很难干涉。一方面这种区别于现有规范的第三条道路确实能够完成很多桌面上完不成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以国家为名片进行的黑暗游戏也很容易击溃大众的心理防线，让人们心生怀疑。因为他们可以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带走任何他们认为有必要老实交代问题的人，而不管你信仰什么，政治观点是什么！
有一则流传甚广的笑话，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其中两个年轻人，一个中年人。三个人无聊，彼此间谈起坐牢的原因。 第一个年轻人首先开口，他说：“我来这里的原因是因为我反对党委书记彼得罗夫。” 第二个年轻人很惊诧，说：“我跟你恰恰相反，我是因为支持彼得罗夫才被抓的。” 轮到中年人，他看着这两个一脸茫然的年轻人很淡然地说了句：“小伙子，我叫彼得罗夫”。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很难让人对现状满意。生活在一种无处不在的监视中，缺乏安全感，有时看着邻居被带走，有时因为一句莫名其妙的玩笑话就会被勒令做出深刻检查。难怪有人说，莫斯科一居民丢了只鹦鹉，因为害怕鹦鹉落到克格勃手里，捅出什么篓子，于是在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声明“本人丢失鹦鹉一只，另外，本人不同意它的政治观点。”
如果一个政权令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谈虎色变，人人自危，那么这个政权实际上已经离倒台不远了。
1989年苏联解体前夕《西伯利亚报》曾进行过一次“你认为苏共代表谁？”的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后来在《莫斯科新闻》上公布：被调查者中，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党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高达85%！舆论一片哗然。
十多年后，当中国学者翻看到历史这一页时仍久久不能释怀。理性分析之后，他们对这次调查结果，给出了自己的解读：绝大多数苏联人民并不认为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这个党和国家是发展还是灭亡，都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关系。人们并不关心它们的存在，因为已经不对它们抱有任何希望。苏共在很多老百姓的心中早已死了，那些达官贵人们什么时候抛掉这一躯壳和外衣，不过是早晚的事，而且谁上台，对老百姓来说都一样。
高度集权原本并不会酿出这样的苦果，苦果的直接导火线乃是集权政治的一个极端化表现——特务政治。前苏联如此，中国的明朝如此。
孤独的崇祯和他的最后挣扎
中国的封建王朝走到朱元璋时代已经达到了集权的巅峰，除臣相而改内阁；废大都督府，转设五军都督府。此外，明朝几代皇帝还陆续设置了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组织。这些特务组织的存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巩固了现有政权，但同时也逐步瓦解着现政权的基石，以致最后没人再会去关心现政权的死活，因为所有人都出奇一致地相信，政权的倒台或许对他们更有利。
1644年阴历三月十九，李自成大军进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满朝文武跟着他一道前往煤山的只有一个太监王朝恩。而他手下的那些曾经一口一个万岁的大臣们早就跑的跑，降的降，都自顾自地逃命了。似乎这时候，谁还惦记着旧政权的存亡，谁就是没事找抽。
在此之前，鉴于当时军饷匮乏，崇祯皇帝曾向文武大臣和汉族士大夫募集资金，但命令下达数日，献金者寥寥无几。无奈之下，皇帝只得让太监徐高去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其先捐10万两，起个表率作用。可不管徐高怎么说，这位国丈大人就是咬紧牙关不松口，一个劲地哭穷。徐高再三说明这是皇帝的意思，现在国事糜烂，如果后父都这个样子，恐怕国家也维持不了多久。而一旦国家灭亡，国丈大人纵使留着金山银山又有何用。周奎见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担心皇帝怪罪，于是答应勒紧裤带凑个一万两。钱交了上去，崇祯认为太少，要他再出一万。周奎不敢当着皇帝的面讨价还价，但“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他暗地里溜进了宫，向女儿周皇后诉苦，皇后答应帮他出五千，就这皇后拿出来的五千两，周奎最后还从中扣除两千两，只拿三千两作为自己的捐款上交。而当李自成进京之日，周奎惊慌之下竟献出家财52万两，其他珍宝折银数十万两。
大太监王之心如出一辙，捐款时只愿出银万两，而李自成军严刑拷问之后从他嘴里掏出了现银15万两，以及与此等额的金银器玩。大学士魏藻德更是吝啬得可以，仅拿出百金上交。募集计划搁浅，崇祯心生一计，既然大家都不愿捐，那么就干脆来了个硬性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千，山东出四千。个人最高限额三万，就这个数，满朝文武同样无一人达标。食禄者如此，其他人更不用说。难道真的国家灭亡才符合他们的利益？正如徐高所说，如果此时他们私存的万贯家财不拿出来为这个政权尽力，那么在城破之后，他们作为革命的首要对象，他们的家财保得住么？
那样的局势，这样的问题恐怕人人都想过。但无论大家的思想斗争过程如何，最后所有人都下定决心不再为挽救现政权出力却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在大家看来他们都是现政权的受害者。现政权的倒台并不构成对他们利益的损害，相反，现政权的倒台或许对他们更为有利。因为在这个集权自己下的蛋里，基于自豪和认同的爱国主义压根就不存在，也没有人会傻到认为自己曾经饱受其苦的东西会好到无以复加。
人人都委屈，人人都巴望着蛋破，或许蛋真的破了之后，这个世界会光明一点，温暖一点。
每年的高考总会有人说出“高考状元”之类的话，其实“状元”一词是科举的专利，现代人之所以津津乐道于“状元”是因为现在的考试跟过去的科举有着太多的类似，分地域录取考生就是其中之一，但你可知道，就这么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其中也还是大有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