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伊曼努尔·康德：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

伊曼纽尔·康德1724年4月22日出生于东普鲁士首府哥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家庭，父亲是一个马鞍匠。16岁到21岁在哥尼斯堡大学学习哲学，毕业后曾在一个伯爵家里做过四年家庭教师。后在哥尼斯堡大学做了15年的讲师，16年的教授以及11年的校长，73岁时辞去教职，1804年2月12日以80高龄病逝。据说去世时的康德已经枯瘦如木乃伊。

在康德的墓碑上铭刻下的这样一段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这段话出自三大批判之一的《实践理性批判》的最后一章。这段话可以作为人们理解康德哲学的要旨，因为它告诉我们康德哲学的两大主题——自然和自由。

康德所处的时代，主要的哲学问题在于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和以洛克、休谟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关于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争论。对康德有重大影响的卢梭以激烈的方式突出了自然、自由与文明、进步之间的矛盾，促使宣扬理性万能的启蒙运动开始进行反思。而作为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也在休谟的怀疑论和法国唯物主义的攻击下名存实亡了。康德体现了试图弥合两者观点的努力。他既对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提出人的认识论的局限性问题，又具备一种形而上学的情怀，以力图克服当时存在的一股虚无主义。

在康德划时代的著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把哲学问题归结为三个问题——我能认识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期望什么。

所谓认识论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是针对传统的认识论的主客关系来说的。康德之前的认识论认为，人是认识的主体，人的认识对象作为客体外在于人，主客体二者是对立的，借助于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和征服外部世界能力的不断提高，启蒙运动以来所宣扬的人的理性逐渐被置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万能的地位之上，理性和科学被神话成为新的上帝的意志，而有血有肉的人，则面临着价值虚无主义的威胁。康德极具前瞻性的预见到科学理性的发扬并不能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当世界被必然性所笼罩，人也就失去了自由。

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颠倒了知识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客体围绕着主体转，而是主体围绕着客体转，据此康德将理性区分为实践理性和理论理性，后者即指科学理性，前者则是人的先天的道德律令。这种区分的目的在于限制理性的认识能力，突出实践理性的优先地位，从而为人的道德信仰留出地盘。因为只有将形而上学的对象从理论理性的认识领域转移到实践理性的道德领域，才能以道德实现自由，在康德看来，人是有限的理性存在，他同时是自然存在物和理性存在物，身受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两种法则的影响。

康德也不同意经验论者，他认为知识是人类同时通过感官与理性得到的，经验对知识的产生固然必要，但绝不是唯一的途径，把经验转化为知识就需要理性（这里的理性指的是天赋的一种能力，康德称之为范畴）。

经历了少年时的狂飙突进，到中年时建立了一个知、行、意合一的完整的哲学体系，老年的康德致力于考察一个合理的公民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尤其是经过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康德更是看到了这个历史的、政治的和法律的问题的迫切性，因而把晚年精力都放在了法权和政治哲学研究上。康德所处的18世纪是欧战频繁的一个世纪，1701年到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0年到1721年的北方战争，以及1756年到1763年的英法七年战争，影响几乎席卷全部欧洲国家。国家冲突频繁的现实使得康德意识到人类历史的常态并非和平而是战争。因此，进行一种人类文明从战争向和平的改善和进步的形而上学式的思考，指出人类发展朝向永久和平的和目的性的目标，上述观点便成为晚年康德思想的最终落脚点。

在康德看来，一个建立在私权之上的市民社会需要有一种公权来加以维系和保障，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国际法等内容，公共权利不仅表现为不同的政治体制，而且表现为一个国家的民族权利，并由此构成国与国之间的国际法则。在1795年完成的《论永久和平》中，康德提出建立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宪政共和国的理想，认为个人只有成为国际社会公民体系中的成员，国与国之间才可以克服战争状态进入永久和平，一种真正的文明——通过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而得以摆脱野蛮，进入自由正义的理想状态——才能得以实现。尽管通往永久和平并非易事，但康德认为，大自然的机制是可以使这个问题得到最终解决的，因为大自然就是通过彼此在外部自然而然的、相互对抗着的自私倾向，使得那些心存不和的民族自身必须相互都屈服于强制性的法律之下，从而促进内部以及外部的和平。简单地说，就是“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联盟”。

康德的世界政府的理想并不是原创，在他之前有法国的卢梭和圣·皮埃尔，但无疑康德的论证更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缜密的逻辑性，并且在20世纪得到了初步的实现。1945年，《论永久和平》中的许多原则被写入《联合国宪章》。

从国际联盟到联合国，再到欧盟的成立，欧盟宪法的颁布，人们正在朝着两百多年前那个智慧的老人所描绘的理想状态努力——逐步完善国际法；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在面临一些全球性事务如饥饿、疾病、自然灾害和贫困时加强合作等等，而哲学家康德，正是我们最深刻的启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