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与草:喻中读《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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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舜典》——舜的政治生涯

《舜典》是《尚书》的第二篇,叙述舜的言与行。

青年时代的舜屈居于庶人阶层,但是,他的血统还是很高贵的。他是五帝之一颛顼的第七世孙。他是因为“德性”为尧所知,并成为尧的继承人的。《舜典》用八个字概括舜的美德:“浚哲文明,温恭允塞”,意思是,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义充实上下。这样的德性较之于尧,大致属于同一种类型,只是在用词上,神圣的色彩已经有所减弱。舜的这种德性就像闪光的金子,不可能长期埋没,终于上闻天朝,受到了尧的征召。

在正式即位之前的考察试用期,舜有几项颇为出色的表现:第一,选择高辛家族的八个人作为助手,在天下推行他喜欢的五种教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结果,这些教义受到了普遍的遵从,没有发生违命对抗的现象。第二,作为政府首脑,他总理群臣百官,把各项事业打理得井井有条。第三,他开门接待四方诸侯,四方诸侯都肃然起敬,体现了一个政治领袖应当具备的精神感召力。第四,在他总揽各方政务期间,阴阳协调,风雨应时,毫无错乱,表明舜之德受到了上天的肯认。看到这些政绩之后,尧说话了,他告诉舜:“三年来,你在谋划政事,我也在考察你的言行。你所说的,都到做了。你继承帝位吧。”然而,就在这个顺理成章的节骨眼上,舜却出人意料地表示:自己德性不够,还不能继承帝位。

舜的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政治先例:在可以接受帝位之时,以德性不堪为由予以推辞。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后世的“反复劝进”(譬如王莽,譬如袁世凯)的表演来看,一般而论,这样的推辞不大可能是推辞者内心的真实表达。如果这样的辞让确实发生过,确实是从舜开始的,那么,舜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呢?其一,尧还健在,自己就登上天位,是否会给别人造成急不可耐的负面印象?其二,尧还比较健康,就说要把帝位让给自己,这是不是尧有意安排的一种试探?其三,现在没有其他的竞争者,暂时推迟继位的时间,也许有助于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声望和良好形象?其四,现在有其他的竞争者,时机尚不成熟,如果马上着手继位,是否会引发对手的强烈反扑?其五,以退为进,退一步进两步,是不是一种更好的政治艺术?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哪一种想法是舜的真实想法?我们可以猜测,但却无法断定。

不管怎么说,舜还是在第二年继承了大位。那是正月的一个吉日,在尧的太庙里,舜接受了尧的册命。不过,虽然接受了最高权力,舜还是感到不安。为了抚慰自己内心的不安,舜考察了北斗七星,又以七星对应于七种政事,结果发现,自己的继位完全符合天意,这才放心地向上天汇报了继承帝位之事。同时,又祭祀了四时、寒暑、水旱、日、月、星,以至于名山大川、各方神圣,亦一并祭之。祭祀完毕,又准备了公、侯、伯、子、男五个层次的璧玉,在接受各方诸侯长老的朝见时,把这些璧玉作为信物分发给他们。二月,舜到东方巡视,祭了泰山及其他山岳;接见了东方的诸侯;议定了四时节气、月之大小、日之甲乙;统一了法制、长短、容积、轻重;规定了公、侯、伯、子、男朝见的礼仪;规定了五种不同的璧玉、三种不同色彩的帛,以及活的羊羔、活的大雁、死的野鸡,分别作为不同等级的贵族朝见时的贡物;在朝见结束后,又将五种璧玉退还给相应等级的贵族们。在接下来的五月、八月、十一月,舜依次到南方、西方、北方巡视,依照同样的祭礼祭祀了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返回之后,又到尧的太庙祭祀。此后每隔五年,舜都要出巡一次,在四岳召见各地诸侯,考察他们的政绩,并进行表彰与奖励。其间,他把天下分为十二州,在各州的名山上举行祭祀大典,以证明这种初建的地方制度的正当性。

舜的这些政治行为,可以归属于“立制建政”。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项:第一,通过祭祀,建立政治的正当性。从继承帝位的那一刻起,舜就开始不断地祭祀天帝、四时、寒暑、日月、星辰、山川等等。只要是超越性的事物,都作为祭祀的对象。因为,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那些超越性的事物却是永恒的。祭祀那些永恒性的、超越性的对象,就是把短暂的个人生命与永恒的事物联系起来,使短暂的、偶然的事物有所附丽。这就类似于一粒种子,只有附着在永恒的土地上,依赖这片土地,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又仿佛一盏灯,只有固定在天花板上或墙壁上,才算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可能正常地照耀。祭祀的功能也是这样。如果没有祭祀,一个君主就是偶然产生的,他的权力与地位都是不确定的,也是不稳定的。但是,一旦把君主与天帝、山岳及其他永恒事物联系在一起,甚至作为这些永恒事物的衍生物,那么,君主、政权、政治就被赋予了正当性,甚至也会沾染上一定程度的永恒性。为什么《左传》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且“祀”还排在“戎”的前面?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舜正式继位以前,他没有举行祭祀活动,是因为他还没有这个资格。那时候,代表政权举行祭祀活动的领袖人物是尧。但在舜正式获得帝位之后,他所采取的最频繁的政治活动就是祭祀。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天帝或上天,但也不限于上天,如前所述,所有具有永恒性的事物都要祭祀。由舜开其端绪的这种现象,可以解释后世中国人的信仰方式:儒释道混在一起,儒家的孔子、释家的菩萨、道家的老子甚至武圣人关羽,都成了后代中国人的祭祀对象。这种神明的多元化、兼容性,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舜的祭祀实践。

第二,如果说祭祀类似于现在的宪法序言,主要在于为政治提供正当性基础、合法性依据,那么,舜在继位之初,还为宪法的正文规定了基本的条款:通过规定礼仪及其他象征性的贡物,确立了舜的政权与各地诸侯之间的权力关系——初期的朝贡关系。甚至在政绩考核方面,都作了建章立制的规定。这些内容,都可以归属于现代所谓的“政制”。仿照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似乎可以称之为“虞舜政制”。事实上,“虞舜政制”中的若干要素(譬如,以五年作为考核周期),就已经融进当代中国的政制体系之中了。

第三,还有一个技术性的细节问题也不可不察,那就是关于历法方面的规定。根据《尧典》的记载,尧执政伊始,就已经主持编制并公布了历法。但是,舜在接任帝位之后,随即启动了历法修订活动,对四时节气、月份、天数都作出了新的规定。在历法方面的这种改玄更张,革新正朔,绝不是一个纯粹的科技问题,而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问题,它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甚至具有改朝换代的意义。现代中国人最熟悉的事例是:民国初建,随即废除了宣统年号,改称民国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也马上废除了民国纪年方式,改用西历,即基督教的纪年方式。更改历法,是政治革故鼎新的重要标志。舜的历法修订活动,表明他有“维新”、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宏大抱负。

在法制建设方面,舜也有原创性的贡献。他要求:一方面,要依法使用常刑。另一方面,以流放之法宽宥五刑,用鞭打的方法惩罚犯罪的官员,用扑打的方法惩罚犯罪的师儒,有些犯罪可以通过交纳金属铜来代替惩罚,减免过失犯罪者的刑法,胆大妄为者犯罪则依法惩处,等等。这两个方面的规定,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依法使用常刑,体现了法律的原则性。其他几种规定,都属于对法律的变通执行,体现了法律的灵活性。这样的法制思想及其实践,对于现代中国的法律,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形塑作用。

接下来,《舜典》还记载了舜亲自处理的四个有罪之人:他把共工流放到幽州,把欢兜流放到崇山,把三苗驱逐到三危,把鲧流放到羽山。《舜典》还说,舜惩治了这“四凶”之后,大快天下人心。对此,我们可以作出两点分析。其一,舜的处理方法,属于“以流放之法宽宥五刑”,是一种从轻处理的灵活措施。其二,这几个罪人需要舜亲自处理,显然都不是一般性的违法犯罪案件。其中,共工和欢兜是相互勾结的死党。在《尧典》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尧有意选拔一个政治后备人选的时候,就是欢兜推荐了共工。这个提议虽然遭到了尧的拒绝,但其实也可以表明:共工与欢兜结成的势力集团已经拥有不小的影响力,他们与舜代表的政治力量早已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他们是舜的权威的潜在的威胁者。因此,当舜获得帝位之后,就把他们分别流放到了偏远之地:共工所去的幽州属于北方,欢兜所去的崇山属于南方,让他们不再有结党密谋的机会。此外,鲧也是《尧典》中提到的人物。虽然尧并不欣赏他,但由于群臣们的“力挺”,尧也只好把治水的重任交给他。这个细节说明,鲧在高层的势力也不小,甚至比共工的分量还重,否则,他不会得到群臣们的“力挺”。鲧治水九年,没有成绩,所以没有成为尧的继承人——这个结论看似公允,但要注意,它出自舜的史官。因此,舜把鲧流放到东方的羽山,与鲧在高层中的势力过大,绝不是没有关系的。至于三苗,大致是不服王命的诸侯,所以也遭到了舜的驱逐。剪除政治上的这些威胁者、挑战者,把他们称为“四凶”、“罪人”,表明舜既是德性的象征,同时更是一个铁腕的政治领袖。

在《舜典》的最后,叙述了舜在“后尧时代”的政治纲领与人事安排。

舜接任帝位28年之后,尧去世了。世人很忧伤。三年之内,全国停止奏乐。三年之后的新年正月,舜在尧的太庙召集诸侯长老开会议政。舜主要讲了三点:其一,注重民食,敬授民时,不违农时。这实际上是强调民生问题。后世官员所履行的“劝农桑”之责,也许就是滥觞于此。其二,只有安顿远方的人,才能安顿近处的人。这是一个统治方法的问题。其三,讲求德性,排斥佞人,以忠信昭示于四夷,四夷一定会心悦而诚服。这是一个政治战略的问题。这三个方面,可以视为舜在政治成熟阶段的施政纲领。

在人事方面,舜任命禹作为总理大臣,主治水土;任命弃主持农事;任命契作为司徒,主管德性,即精神文明建设,倡导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任命皋陶(gāo yáo)作为法官,运用法律,治理外患内乱;任命垂作为百工之官;任命益作为山泽之官;任命伯夷作为祭祀官;任命夔(kuí)作为文教方面的官员,为年轻人提供诗歌、声律方面的素质教育,促进神人和谐;任命龙作为纳言之官,保证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等等。在这些官员中,有些是经大家推荐而得到舜的认可的,譬如禹、垂、益、伯夷,另一些人则是舜直接任命的。从《舜典》的文本来看,这两种选任方式混合运用,并没有严格区分。这表明,舜享有任命官员的终极权力,但是,诸侯、大臣也拥有相当大的建议权。这些官员再加上先行任命的其他官员,共计22人,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虞舜内阁”。对于这些内阁成员,舜要求他们各敬其职。为了督促他们,舜还建立了三年一度的考核制度。考核不合格的,予以罢免;考核优秀的,予以提升。于是,各项公共事务都得到了很好的治理。

在君临天下50年后,舜在南岳衡山巡游时去世。一代圣王,遂葬身于苍梧之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