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在“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争论最为激烈、成果最为显赫的，莫过于文学革命。倘若着眼于思想史，陈独秀、周作人、胡适等新派人物的历史功绩，一般都会得到承认。但如果转换立场，从学术史角度，思考北大当年的文学教育，是否也都阳光灿烂？北大教授提倡“白话文”以及“平民文学”，在社会上确实收获一片掌声；可在这最高学府的教育实践中，如此文学观念，需经过一系列转化，方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这里有北大内部人事纠葛的问题（如所谓“某籍某系”），可也是教育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所谓写白话文比文言文还难周作人称：“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说却不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则有时实是自讨苦吃。”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11页，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订正三版。，对于饱学之士来说，很可能是这样；可对于中国文学系的莘莘学子来说，跨越语言障碍，思接千古，顺利阅读并深入阐释“中国的经典”，方才是最希望获得的“学问”。教《水浒传》，讲新文学，当然也可以，但从来不是国文系的主课。明白“文学观念”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很大的缝隙，由此切入，才能体会北大文学教育转型之艰难。
1919年3月18日，针对林纾关于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因不能作古文故提倡白话的讥讽，蔡元培校长的辩解是：胡君家世从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之《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第三卷2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如此反驳，等于默认：对于讲授中国文学或中国哲学的北大教授来说，“古文”修养很重要。实际上也是如此——北大国文门（系）从来没有、也不可能“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
其实，制约着“文体”的，除了阶级与政治，还有文类与学科。当初辨析文言白话各自利弊得失时，除了积极提倡白话与坚决捍卫文言的，还有第三种声音，那就是既积极推行白话，又不完全排斥文言。就以当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被视为旧派领袖的刘师培为例。1904年，刘师培在《警钟日报》上撰文，称：“中国自古以来，言文不能合一，与欧洲十六世纪以前同。欲救其弊，非用白话未由，故白话报之创兴，乃中国言文合一之渐也。”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1904年4月26日《警钟日报》。第二年，刘又在《国粹学报》上连载《论文杂记》，讲古今文字有深浅文质之殊，缘于“进化之公理”：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几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109—1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刘师培之谈论文白，视野相当开阔，既提到“英儒斯宾塞耳”，也说及“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再加上梳理了自古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可谓言之有据。也正是有此思想根基，当新文化运动兴起，社会上将其派定为旧派首领，称其与提倡白话文主张新文学的陈独秀直接对抗时参见《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刘师培当即登报予以澄清：“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刘师培致公言报函》，1919年3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联系其一贯的思想脉络，此话必须当真，并非只是为了“自保”据说刘师培“在课堂上绝少批评新文学，他主张不妨用旧有的文章体裁来表达新思想，这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这与经常在课堂上辱骂新文学的黄侃不同。参见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16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
不同意陈独秀等人的激进主张，不等于反对白话文；反过来，提倡白话文、支持文学革命的，也不见得就蔑视古文的价值。身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新派人物”的身份毋庸置疑。1919年11月17日，蔡应邀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演讲，畅谈“国文之将来”：所以我敢断定白话派一定占优胜。但文言是否绝对的被排斥，尚是一个问题。
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蔡元培全集》第三卷358页。蔡元培所说的“美术文”，含诗歌、小说、戏剧三类。后两类可纯用白话，诗歌则必须兼容文言，那是因为：“旧式的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说毫无价值。就是白话文盛行的时候，也许有特别传习的人。”蔡元培：《国文之将来》，《蔡元培全集》第三卷358页。日后追忆其执掌北大的经历，蔡元培特别标举三事：一设研究所、二开放女禁、三变更文体。蔡心目中的“变更文体”，是“兼用白话，但不攻击文言”，因“作美术文，用文言未尝不可”。参见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的经过》，《中央周报》406期，1936年2月23日。而在大学校园里，最有可能接纳文言的，毫无疑问，是国文系师生。
关于文白之争，虽立足于当下，却同时指向过去与未来。当胡适凭借“双线文学观念”，大谈“白话文学”乃中国文学的“正宗”时，既展现其勇气，也暴露其偏见。倘若只是提倡白话时的“以史为鉴”，此举确有成效；可一旦转为历史书写，将一部中国文学史简化成“古文文学的末路史”和“白话文学的发达史”胡适：《白话文学史·小引》，《白话文学史》，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则实在是漏洞百出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147—15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三次印刷。。当风起云涌的“文学革命”逐渐从破坏走向建设，无论“过去”或“未来”，都无法漠视“文言”的存在价值。作为作家，努力思考的是如何“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以便与口语、欧化语、方言等杂糅调和，“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参见周作人《国语文学谈》，《艺术与生活》64—65页，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燕知草〉跋》，《永日集》7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而作为教授，必须时刻面对浩瀚的古代文献，即便“白话文学”的地位得到很大提升，“古文文学”的教与学，其重要性不仅没削弱，反而有所加强。那是因为，随着大学课程的逐步完善，此前笼而统之的“文章源流”，如今分解成众多以传统中国的语言及文学为研究对象的专业课程。
抄录两张国文系的课程表，看看二十年间，北大的文学教育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根据1917年5月26日上报给教育部的《北京大学四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1915—1916学年度，中国文学门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词章学、西国文学史、文学研究法、文字学、哲学概论、中国史、世界史、外国文《北京大学四年度周年概况报告书》，初刊《教育公报》第四年十期（1917年8月），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3191—319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将刚刚引进的“文学史”，与传统中国的“词章学”并列，再加上姚永朴以“桐城义法”为中心的《文学研究法》，可以想见当初北大的文学教育如何简陋。可二十年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单看1935年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其中涉及文学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概要（胡适）、中国文学史一（傅斯年，本年停）、中国文学史二（傅斯年，本年停）、中国文学史三（罗庸）、中国文学史四（胡适）、诗史、词史、戏曲史、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批评（郑奠，本年停）、诗论（朱光潜）、民间文艺（魏建功）、日本文学及其背景（周作人）、诗经、楚辞（闻一多）、周汉文（郑奠休假，罗庸代授）、魏晋六朝文、唐宋散文（余嘉锡）、近代文（沈启无）、汉魏六朝诗、唐诗（罗庸）、宋诗、近代诗、唐宋词（顾随）、元明散曲（顾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小说（孙楷第）、传记文学（郑奠，本年停）、作文一（附散文选读）（冯文炳）、作文二（韵文实习）（顾随）、作文三（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冯文炳）、作文四（剧本）、作文五（古文）、中国文学史专题研究（胡适、傅斯年、罗庸）、传记专题实习（胡适）《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四年度），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1163—1165页。未注明教员者，属于当年停开。也就是说，本年度实际开设文学课程19门，暂时停开的文学课程17门，合起来是36门。这与二十年前的总共四门文学课程相比，简直是天上人间。可其中使用白话的，不外“民间文艺”、“小说”以及“新文艺试作”等，国文系学生仍然主要与“文言”打交道。
扛起“文学革命”大旗的北京大学，其文学课堂，其实并不独尊白话。开设“中国小说史”，或者在讲授“中国文学史”时强调乐府的意义，这都是可喜的新气象。而新文学之进入北大课堂，却是一波三折。1921年10月订立的《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在介绍完所有课程后，添上“本系待设及暂阙各科要目如左（本学年若有机会，拟即随时增设）”：文学概论、小说、诗史、小说史（乙）、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十年十月订），1921年10月13日《北京大学日刊》。。“文学概论”等很快就补开了；唯独拟想中的“新诗歌之研究”、“新戏剧之研究”、“新小说之研究”，一搁就是十年。并非北大没人才，实在是因为此类课程到底该不该开，主事者一直拿捏不准。
排梳每年北大国文系的课程表，一直到了1931年秋天，方才出现“新文艺试作”字样。而且，很可能还是受清华国文系的启示，方才下定决心做起来的。1928年，杨振声出任清华国文系主任，谈及什么是“研究文学之宗旨”时，称注重古籍考订的，不是文学；注重文字训诂的，不是文学；即便“注重于年谱传状之核博，文章体裁之轫演，派别门户之分划，文章风气之流衍”，也不是文学（只能说是“文学史”）。清华在确定“宗旨与课程”时，曾“参考国内各大学的国文系”，毫无疑问，这里主要针对的是北大国文系。因当年的北大，确实分语言文字、文学、整理国故三大类。而且，就像杨振声所批评的，重“文学史”而非“文学表现上之艺术”《清华中国文学会有史之第一页》，《国立清华大学校刊》22期，1928年12月17日。。虽然杨振声不久就任青岛大学校长去了，萧规曹随的朱自清朱自清：《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初刊《清华周刊》35卷11、12期向导专号，收入《朱自清全集》第八卷405—40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此文开篇就是：“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在清华大学率先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朱自清1929年春开始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1933年以后就没再教过这门课程，参见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及王瑶《先驱者的足迹——读朱自清先生遗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见《朱自清全集》第八卷73—133页。，且着力于“新文学的创进”。这对于自认新文学旗手的胡适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强烈的刺激。1930年底重返北大，胡适特别邀请杨振声，希望借助其对于新文学（教学及写作）的巨大热情，整顿暮气沉沉的北大国文系1931年1月，胡适由沪返平经过青岛大学时，曾约请杨振声、梁实秋、闻一多等来北大任教；在当年的日记和书信中，多次提及请杨回北大事。约略同时，在致梁实秋信中，提及杨振声“始有此魄力整顿国文系”。参见季剑青《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第一章“大学文学课程与文学想像”。。虽然杨最后没来，但第二年北大国文系的课程，在胡适的主导下，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1931年9月14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摘要》，“共同必修课科目”没变，更换的只是教员，如“中国诗名著选（附实习）”改由俞平伯、“中国文名著选（附实习）”改由林损、“中国文学史概要”改由冯淑兰（沅君）讲授。至于文学类的“选修科目”中，黄节讲“毛诗”及“汉魏六朝诗”、俞平伯讲“词”及“小说”、林损讲“先秦文”及“唐宋诗”、许之衡讲“戏曲史”及“戏曲及作曲法”、刘文典讲“汉魏六朝文”、郑奠讲“修辞学”、赵万里讲“词史”、徐祖正讲“文学概论”，都基本上是因袭前例。值得期许的变化是，周作人转教“近代散文”、傅斯年开设“中国文籍文辞史”，还有就是由胡适、周作人、徐志摩担纲，组织“文学讲演”，每周（或两周）一次，不计学分。再就是这命运多舛的“新文艺试作”了。课程指导书上，有以下说明文字：凡有意于文艺创作者，每苦无练习之机会及指导之专家。本系此科之设，拟请新文艺作家负责指导。凡从事于试作者，庶能引起练习之兴趣，并得有所就正。现由周作人、胡适诸教授担任组织，俟有规定后再行发表。惟新文艺作家派别至繁，不免为能力所限，恐一时不克完备。《中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摘要》（二十年九月至二十一年六月），1931年9月14日《北京大学日刊》。开设新文艺创作课，虽说周、胡联名，据周作人称，实乃胡适主导1931年9月10日，周作人致信俞平伯：“近因胡老博士之提议，经马二先生之核准，国文系中‘新添’新文学试作一项，令不佞计画之。”见《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札影真》上册210—211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十天后，事情终于有了眉目，国文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9月23日拟定的“布告”，称：新文艺试作一科，暂分散文、诗歌、小说、戏剧四组。每组功课暂定为一单位（每一单位一小时或二小时）。诸生愿选习此科者，可各择定一组（多至两组），将平日作品一篇缴至国文学系教授会。俟担任指导教员评阅后加以甄别，合格者由本学系布告（其一时未能合格者，可至下学年再以作品请求甄别）。学年终了时，以试作之平均分数作为成绩（但中途对于试作不努力者，如作辍无恒，或草率从事之类，得令其停止试作）。
本学年担任指导教员：散文（胡适、周作人、俞平伯）、诗歌（徐志摩、孙大雨）、小说（冯文炳）、戏曲“剧”（余上沅）。《国文学系布告》，1931年9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布告后面，还有这么一句：“以后增聘教员，随时由本学系布告。”实际上，指导教员不仅没增加，还减少，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有趣的是，校方的一番好意，学生似乎不怎么领情。
为什么我敢如此断言？因为有《北京大学日刊》上诸多国文学系的布告为证。一开始表情严肃，似乎选修“新文艺试作”这门课很不容易：“本系二年级以上诸生，凡欲选习新文艺试作一科者，须将平日作品一篇缴至国文系教授会。今本校各系选课皆限于十月九日截止，故选习此科者亦必在九日以前将作品交来，以俟甄别。”《国文学系布告》，1931年10月2日《北京大学日刊》。到了10月9日，国文学系发表布告，将报名截止时间延长至10月31日。而10月26日至11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连续刊登的国文系布告，口气变得非常温柔：“新文艺试作一科，报名日期行将截止，诸生欲选习者，速来报名为要。”显然学生报名并不热烈，这才需要再三催促，这点大概出乎主事者意料之外。谜底终于揭开了，11月18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了11人的录取名单，分散文、小说、诗歌三组此一过程，沈卫威在《大学张力：校长、刊物与课程》（见氏著《“学衡派”谱系——历史与叙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一文中有所论述，请参阅。。
实际上，喜欢文学创作的，不一定念中国文学系；至于国文系学生，因专业课程分语言、文学及整理国故三类，精挑细选时，很可能“喜旧”而“厌新”。这一大趋势，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因意识形态重建的需要，才有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种氛围，导致国文系的教学，重古典，轻现代；重考据，轻批评；重学术，轻创作。在国文系的特殊语境中，不要说教“新文艺试作”很难，讲外国文学的，同样不被重视。谈论新文化运动的功业时，我们往往举周作人在国文门开设“欧洲文学史”作为例证，但很少有人追问，这门课当年的讲授效果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文化运动的成功日渐成为神话，人们很难准确理解那些弄潮儿的真实处境。
按照一般人的想象，那位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撰写《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名文，且最早在北大开设“欧洲文学史”课程的周作人教授，在北大校园里，肯定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殊不知，在《知堂回想录》中，周作人回顾自己的教学生涯时，曾如此感叹：平心而论，我在北大的确可以算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在各方面看来都是如此，所开的功课都是勉强算数的，在某系中只可算得是个帮闲罢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琐屑的因缘》，《知堂回想录》46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这可不是故作谦虚，或者说反话。启明先生文章写得好，但性格内向，不太会讲课，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北大教书的前十几年，虽然也在燕京大学或孔德学校兼课，周作人在本校回避国文方面的课程初到北大，周作人辞教国文，险些因此而南归。参见《知堂回想录·北京大学》，《知堂回想录》361—362页。。一直到30年代初，方才改变主意：“在北大染指于国文系的功课，讲明清散文称曰‘近代散文’，至一九三六年则添一门曰‘六朝散文’。”以周作人的社会声誉，为何如此排课——“最初是讲欧洲文学史，不过这件事并不是我所能担任的，所以不久随即放下了”；“有一个时期却很致力于东方文学系的开设，这时间是一九二五至一九三七年，大约有十年的光景”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东方文学系》，《知堂回想录》522—523页。——是否另有隐情，不得而知。但对于大部分国文系学生来说，无论“欧洲文学史”、“英散文选读”，还是“日本散文选读”，都不是重要的课程。
北大国文门1917级学生、历任安徽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考试院院长等职的杨亮功，晚年撰《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在第二章“五年北大读书生活”中，提供了好些有趣的细节。比如，当年国文系最受尊敬的名教授是刘师培、黄侃、黄节和吴梅，至于朱希祖和周作人，教学效果不好。尤其是后者，纯粹因为不重要，方才得以平安无事：周作人先生教的是欧洲文学史，周所编的讲义既枯燥无味，讲起课来又不善言辞。正如拜伦所描写的波桑（Porson）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因为我们并不重视此学科，所以不打算赶他。杨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21页。这当然只是个人偏好，因杨亮功曾追随刘师培研究徐陵、庾信，对新文学家没有什么好感，故出此恶言。可对于当年北大国文门的学生来说，喜欢“国故”是常态；像傅斯年、杨振声那样追求“新潮”的，毕竟为少数。
校园内外，对于人物及学问的评价标准，历来不太一致。作为大学教授，能否得到学生的尊崇，其实是很影响讲课者的情绪的。只不过随着时势迁移，那些站在舞台中心的“主角”，不经意间滑向了边缘；而当初看来不太要紧的“帮闲”，说不定反而得到历史学家的青睐。此中关键，其实不是新派旧派之争，而是知识类型以及对待“学问”和“教学”的态度。比如，刘师培与周作人、黄侃与胡适，立场及趣味截然不同，但都对北大的“文学教育”作出了很大贡献。相反，某些只有“名分”或“逸事”，而“学问”不怎么服人的，则逐渐被后人淡忘了。
当年的北大国文系，文白之争逐渐消歇，外国文学史不被看好，新文学课程艰难起步，而制约着这一切的，是师生们对于“学问”的想象。后世史家谈及新文化运动后的北大国文系，有讥讽其“学行浅薄”的，也有感叹“文学的失语”的参见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见氏著《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28—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罗志田《文学的失语：整理国故与文学研究的考据化》，见氏著《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255—321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二者都有道理，但又都不无偏颇；叠加起来，恰好凸显国文系的尴尬——我们亟须的，到底是“学问”还是“文章”？而所有这些，都牵涉到“文学革命”与“整理国故”之间的巨大缝隙。对于前者来说，后者在研究上是深入，在趣味上则是逆转。
就在文学革命摧枯拉朽的1919年，胡适连续写了《新思潮的意义》、《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等三篇很能体现其“历史癖”的文章，正式亮出“整理国故”的旗帜。原本以“输入学理”著称的胡适之先生，一转而“整理国故”去了，让刚被唤醒而从古书堆中冲杀出来的青年学子茫然若失。单就个人著述而言，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水浒传〉考证》，不算多么突兀的转折；可从文化思潮着眼，从《新青年》到《国学季刊》，确实是斗转星移。社会上对此颇多争议，学界则默默前行，某种意义上，此乃大势所趋。问题在于，研究文学毕竟不同于治经治史，考据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胡适成功地把小说研究提高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的地位参见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258页，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但其过分迷信“科学”，将“拿证据来”作为学术研究的金科玉律，必定对“文学趣味”造成巨大的压抑参见陈平原《假设与求证——胡适的文学史研究》，《学人》第五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2月；此文后改订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五章“作为新范式的文学史研究”。。
当年北大国文门学生傅斯年，起而呼应胡适的思路，而且说得斩钉截铁：“国故的研究是学术上的事，不是文学上的事。”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但“文学的研究”呢？难道这不算“学术”；或者说讨论《诗经》《楚辞》《红楼梦》，可以完全与“文学”无涉？没人这么明说，只是兴趣所在，评价标准发生了位移。眼看学界大有以“考据”统摄“义理”、“辞章”之势，讲哲学或讲文学的，热衷的是考辨年代、版本、事迹，而较少涉及思想内涵或文学价值。不时有人提出抗议，但声音太小，很快被淹没。到了1940年代初，沈从文撰《文运的重建》、程千帆作《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依旧激不起多少涟漪。沈之批评五四文学革命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到民十六以后，就只好放弃了北大之所以为北大的进取精神，把师生精力向音韵训诂小学考据方面去发展”；“这结果在学术上当然占了一个位置，即‘老古董’位置”沈从文：《文运的重建》，初刊1940年5月4日昆明《中央日报》，见《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81—82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如此讥讽固然痛切，可学者们根本不在意，认定这只是小说家的狂言。程之批评“持考据之方法以治词章”，称大学中文系所教授的，“无非作者之生平、作品之真伪、字句之校笺、时代之背景诸点”，也都属实，可作者态度很温和，所要论证的是：“考据对于欣赏，不仅是无害，而且是必须的。可是，它的功用也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考据的过程上。”参见程会昌（千帆）：《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斯文》3卷3期，1943年2月；《关于〈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国文月刊》68期，1948年6月。况且，程千帆所积极鉴赏的，其实是“古代诗歌”，而非“新文学”，这点与沈从文思路迥异。
当然不该将此等过失，统统推到胡适身上。在我看来，只要“整理国故”成为潮流，就会出现这种倾向。套用胡适的话，“文学革命”需要的是“大胆假设”，至于“整理国故”，一旦展开，必定逐渐走向“小心求证”。前者注重“才气”，后者强调“功力”。提倡“拿证据来”的科学方法，虽然只是胡适个人的表述，但1920年代的中国学界，对考据的推崇乃至迷信，直接导致了知识类型的转化，那就是诗学的衰落与史学的兴起。毫无疑问，任何学问都需要“高远的想象力”，但“整理国故”作为一种思潮，对新史学的崛起，是个很好的契机；而对于正在转型中的“文学教育”，则造成不小的冲击。
黄侃1914年进北大，是教文学的，到武昌高师以后，方才兼教小学、经学和文学；刘师培1917年进北大，也是教文学。这两位先生在经学和小学方面造诣很深，日后主要以此名家；可当初除了一点研究所指导科目外，主要任务是讲授文学史或文学概论。对北大史学系的创立贡献良多的朱希祖，也曾长期在国文系教中国文学史。当初文史不分，国文系占了很大便宜；“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必然导致其“人才流失”1917年北京大学初设中国史学门时，努力改革课程，力图将昔日“文学的史学，改为科学的史学”；而中国文学门“教员于新文学有慊者，大都改归中国史学门”。参见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1919年12月17日)，载《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29年。。翻翻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大国文系的课程表，很多讲授文学的教授（专任或兼职），日后都是其他专业的名家，如讲“词史”的赵万里、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范文澜参见《国立北京大学民国十八年度国文学系课程概要》，1929年9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讲“中国文学史”的傅斯年、讲“唐宋散文”的余嘉锡、讲“民间文艺”的魏建功等参见《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一览》（二十四年度），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1163—1165页。。
那么，我们需要叩问的是，明显得益于“新文化”光环的北大国文系，在“文学革命”退潮、“整理国故”迅速崛起后，如何借助课程的调整、教员的招聘、讲义的完善，以及课堂的改良等，逐步实现“文学教育”的转型。在我看来，这是一段值得仔细钩稽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