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从课程讲义到学术著作

谈及这八位国文教员在北大的讲学生涯，不能不提及其编纂讲义。因为，照周作人的说法，这是教中学与教大学的巨大差异：“中学是有教科书的，现在却要用讲义，这须得自己来编，那便是很繁忙的工作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知堂回想录》426页。编讲义对于北大教员来说，到底压力有多大，若能找到当事人的日记，那是最好不过的了。很可惜，刘师培、黄节、刘毓盘没有留下日记；朱希祖日记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但用不上朱希祖留日期间的日记多见引用，但《癸丑日记》（1913年2月5日—4月15日）所记，乃朱作为浙江代表，赴北京参加国语读音统一会的行程，内容有会务事项、交游、访书等。日记末云：“读音统一会事告终，而大学校教授事方始。其日记录于别册。”这“别册”如今没有下落。。至于公开刊行的《黄侃日记》和《吴梅日记》参见《黄侃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吴梅日记》，收入《吴梅全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没有北大讲学部分。能用得上的，只有《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翻阅周氏兄弟日记，确有好多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和《欧洲文学史》讲义的记录，甚至哪天完稿，何时校订，我们都能找到准确的记载周作人1918年6月7日：“晚编理讲义了，凡希腊罗马中古至十八世纪三卷，合作《欧洲文学史》。”见鲁迅博物馆编《周作人日记》上册753—754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鲁迅1924年4月1日开始校阅《中国小说史略》下册清样，6月17日校毕，见《鲁迅全集》第十四卷492—5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周作人晚年撰《知堂回想录》，提及其1917年年初到北大教书时，编写讲义的巨大压力：课程上规定，我所担任的欧洲文学史是三单位，希腊罗马文学史三单位，计一星期只要上六小时的课，可是事先却须得预备六小时用的讲义，这大约需要写稿纸至少二十张，再加上看参考书的时间，实在是够忙的了。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五四之前》，《知堂回想录》426页。教过书的人都明白，所谓编写讲义，第一年确实很辛苦，以后修修补补，花多少时间，那就看你的良心和见识了。鲁迅在京时，主业是教育部的官员，北大教书属于兼职，每周二课时，压力并不大；到了厦门大学，属于专任教授，情况又如何？请看1926年9月22日他给许广平的信：教科也不算忙，我只六时，开学之结果，专书研究二小时无人选，只剩了文学史，小说史各二小时了。其中只有文学史须编讲义，大约每星期四五千字即可，我想不管旧有的讲义，而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两地书》，见《鲁迅全集》第十一卷123页。可见鲁迅厦大教书，同样是游刃有余。此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讲义，曾分篇陆续刻印，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定名《汉文学史纲要》。如此讲课压力，不无好处。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从1917年9月22日上午开始起草讲义，到1918年6月7日晚上完稿，再到同年10月列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刊行，其实是很顺利的——甚至可用“神速”二字。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1920年8月接到北大聘书算起，到新潮社刊本（上册1923年、下册1924年）问世，也才不到四年时间。如此宏大题目，这么短时间内完成，且成为学术史上的名著，确实很幸运。

这就牵涉到晚清以降大学教员编写讲义的制度性设计。1898年，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孙家鼐主张“编书宜慎也”。以教科书的编纂比附王安石的“创为三经新义，颁行学宫”，以为会导致“以一家之学而范围天下”孙家鼐：《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载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47—48页。，孙大臣明显误解了西式学堂里教科书普及知识的功能。1902年，张百熙执掌大学堂，重提教科书的编纂：“然欲令教者少有依据，学者稍傍津涯，则必须有此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之等级。故学堂又以编辑课本为第一要事。”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载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54页。依此思路，京师大学堂除采用编书局所译之教本外，也要求各科教习自编讲义。国人编纂的大学堂讲义，历经岁月沧桑，现在存留下来的数量不多只有张鹤龄编《伦理学讲义》、王舟瑶编《经学科讲义》与《中国通史讲义》、屠寄编《史学科讲义》、邹代钧编《中国地理讲义》，以及陈黻宸编《中国史讲义》等寥寥数种。。但京师大学堂的讲义，也有不只使用于校内，还传播到全国各地，如国文科教员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1904年的原刊本难得一见，而1910年武林谋新室的翻印本则流传甚广。

大学教授到底需不需要编写讲义，其实很难一概而论，与各自讲授的课程有关。有的坊间已有通用教材，有的以言传心教为主，这两种情况，都不必另编教科书。更何况，有了自编讲义，教员若照本宣科，听众必定昏昏欲睡张中行《红楼点滴三》提及明清史专家孟森讲课时，学生人手一编讲义，而他走上讲台后，居然翻开讲义“照本慢读”：“我曾检验过，耳听目视，果然一字不差。”见张中行《负暄琐话》89页。。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专门谈及讲义问题：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7页。如此“改良讲义”的计划，在具体实践中，碰到很多障碍。1917年12月1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发评议会公函，希望教员向书店定购公开发行的教科书，上课时不另发详细讲义，但话未说绝：“专门科学及其他高等学术，无适宜之教科书或参考书时，可由教员随时酌定印发讲义。”《评议会致本校全体教员公函》，1917年12月11日《北京大学日刊》。十天后，文科学长陈独秀致函全体教员，称：鄙意大学印发讲义实非正当办法，文本科业已有数种学科，由教员口授，学生笔述，未发讲义，亦无十分困苦难行之处。陈独秀：《致文科全体教员诸君公函》，1917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日刊》。大概教员反弹激烈，校方态度略有反复照《本校致全校教员公函》（1918年2月18日《北京大学日刊》）的说法，若学问高深，还是可以随时酌定印发讲义。；于是，1918年9月20日，陈独秀在开学典礼上重提“废讲义”，理由是：“以讲义本不足以尽学理，而学者恃有讲义，或且惰于听讲也。”《本校开学纪事》，1918年9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有鉴于此，自下学期起，预科采用教科书，本科则一律改用口授笔述。

但这个规定没能真正实行，如1920年鲁迅到北大讲中国小说史，照样是每周提前寄送讲义，以便工友缮写石印，上课前发给听讲的学生。1921年2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的《本校纪事》称，教务会议已通过“讲义限制案”：“凡寻常教本可从书店购得者，不得发讲义”；“凡教员本人已有著作可用为教本者，亦不得发讲义”。可这照样行不通。请看1929年11月16日《北京大学日刊》的《出版部启事》：“本校各种讲义，为谋平均出版起见，特编周期表四种，自本月十一日起轮流付印。惟当此改组之始，第一周之丙丁二组，稍有延缓，请原谅为荷。今将各表列候。”如甲组之“词家专集”（俞平伯），每周2学时，每期应出版10页，排定在11月11日、16日、21日、26日、30日付印。而1928—1930年在北大旁听的两位日本留学生、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仓石武四郎(1897—1975)和吉川幸次郎（1904—1980），都曾在回忆录中饶有兴致地介绍北大这一课前发放讲义的制度参见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等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210—212、233—23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48—51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

给不给学生发讲义，争执的双方，着眼点都在学术：或因学问高深，没有合适教材，不得不自行编写；或因担心学生“恃有讲义”而“惰于听讲”，故最好是口授笔述。其实，还有更实际的考虑，一是学校财政情况，二是教授口授能力。很少采纳通用教材，而喜欢临时印发讲义，这是老北大的一个传统。这么做，随意性强，符合强调独立性的北大教员的趣味；可此举成本高，校方试图纠正，却总在是否有利于学生打转，不愿意捅破这层窗户纸。

只是由于政府长期拖欠教育经费，大学实在难以为继，1922年10月，新学年开学，由北大评议会通过的征收讲义费决议付诸实施。如此一来，校方立场与学生权益之间，出现严重对立，竟闹起了新一轮学潮。考虑到当年北大学费低廉（相比其他大学），加上办学经费短缺，需要共度时艰，征收讲义费，有其合理性。但经历五四运动，学生们知道自己的力量，先是“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后又包围校长室，“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蔡元培在“辞职呈文”（载1920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中称：“本月十七日下午，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会计课，对于职员肆口谩骂，并加恫吓。及元培闻风到校，该生等业已散去。十八日晨复有学生数十人，群拥至校长室，要求立将讲义费废止，复经详为解释，而该生等始终不受理喻。复有教职员多人出而劝解，该生等威迫狂号，秩序荡然。”，平日温文尔雅的蔡校长，这回真的动怒了，甚至称要跟闹事的学生“决斗”参见蒋梦麟《西潮》第十六章“扰攘不安的岁月”，96—101页，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事情闹大了，校长以下职员纷纷辞职1922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刊有《本刊特启》：“兹因本校事务进行上发生障碍，各机关停止办公，本刊自明日起停止出版。”同时刊出《北京大学全体职员暂时停止职务宣言》，发表辞职声明的有：北大总务长蒋梦麟、庶务部主任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等。，学校顿时陷入瘫痪。在内外压力夹击下，学生们只好在《晨报》上刊出《全体学生宣言》，公开认错：我们大多数固然赞成废止讲义费，然而激烈行为却绝对不能承认。蔡校长感于激烈分子的暴动而辞职，我们非常失望。为保存最高学府计，一致议决挽留我们平日所信仰的蔡校长。如有再行捣乱者，誓当全体一致驱逐败类。《全体学生宣言》，1922年10月20日《晨报》。此次讲义风潮，有党派斗争，有人事纠葛，在校方则是希望借此杀杀学生的锐气与傲气。看看《蔡校长辞职呈文》：“此种越轨举动，出于全国最高学府之学生，殊可惋惜。废置讲义费之事甚小，而破坏学校纪律之事实大，涓涓之水，将成江河，风气所至，将使全国学校共受其祸。”《蔡校长辞职呈文》，1922年10月19日《北京大学日刊》。不难明白，校方之所以“小题大做”，针对五四运动后大学校园里风潮不断，此举属于杀鸡儆猴，希望借此整顿学风蒋梦麟提及学生被五四运动的成功所陶醉，动不动闹罢课，而且有很多非分的要求，“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西潮》96页）。讲义风波中蔡元培等之所以格外强硬，近乎小题大做，就是希望遏制这股风气。。一个多月后，北大纪念建校25周年，蒋梦麟、胡适、李大钊等纷纷发表感言，强调“教育破产”，要师生们多关注学术参见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上蒋梦麟《本校第二十五年成立纪念日的感言》、胡适《回顾与反省》、守常《本校成立第二十五年纪念感言》。，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此次风潮的回应。

学潮是压下去了1922年10月25日《北京大学日刊》上有《蔡元培启事》，宣布重新回校工作。关于北大讲义风潮的来龙去脉，除《北京大学日刊》外，可参阅《晨报》、《京报》、《申报》的追踪报道，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上册790—801页。，可讲义问题并没有解决。学术上的理由（学生恃有讲义，听讲时心不在焉），其实不成立——否则，为何要求教员尽量使用书店出售的教材？关键在于，学校经费实在窘迫。1926年，蔡元培校长在上海发表演讲，谈及北大经费如何短缺：即如讲义，需费甚多，一门功课，总要印详细讲义。我们究有无方法，使大学生用功时多，在讲堂时少。学习功课何必定用讲义，何必如此呆板。中学尚讲道尔顿制，大学为何还要讲义。《蔡孑民先生在沪之讲演》（宪章记），《京报副刊》第429号，1926年3月5日；又见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3229—3231页。20年代传入中国的道尔顿制，突出学生自习，减少课堂讲授，属于理想型的设计，日后难以为继美国H。H。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创行的新教学法，其要点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拟订的学习计划﹐以不同教材、不同进度进行学习，以便发展其个性。此教学法上世纪20年代传入中国，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进行实验，十年后逐渐消亡。。大学需要多少课堂讲授，这可以探讨；但因“需费甚多”而否定讲义，明显属于经济考量。教学方法与金钱压力之间，本就有很大的缝隙，再加上错综复杂的校园政治，使得北大课堂上到底需不需要发放讲义，成为一个敏感问题。

1915年进入北大哲学门的冯友兰，以及1935年进入北大国文系的柳存仁，谈及老北大时，都对发放讲义一事记忆犹新：学校四门一开，上课铃一响，谁愿意来听课都可以到教室门口要一份讲义，进去坐下就听。发讲义的人，也不管你是谁，只要向他要，他就发，发完为止。有时应该上这门课的人，讲义没有拿到手，不应该上这门课的人倒先把讲义拿完了。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初刊《文史资料选辑》第83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208页。

余嘉锡先生讲目录学，他参加过修《清史稿》。他讲湖南话，一开学就可以拿到他的讲义，一本订好的，不用钱。他讲的内容如果用心看书也可以明白，都差不多的，不过有时讲课会举点例子。李怀宇：《柳存仁：做人与做学问，都是中国的味道》，2007年6月13日《南方都市报》。对于学生来说，这“免费发放讲义”的制度实在太好了；教员呢，借此清理思路，且练习毛笔字胡适《〈淮南王书〉手稿影印本序》称：“民国六年，我到北京大学教中国哲学史，需要自己编讲义交给‘讲义课’油印……那十几年写毛笔字的文稿，给了我最好的一种训练，就是：自己时时刻刻警告自己，写字不可潦草，不可苟且：写讲义必须个个字清楚，免得‘讲义课’错认错抄。”（《胡适全集》第六卷186页），也不无好处。至于校长，则另有苦衷。

大学课堂需不需要讲义，还必须考虑地域性因素。陈独秀说不用发讲义，因为他是安徽人；而当年北大文科教授中，占绝对优势的是浙江人。大学教授若方音严重，师生之间的交流便多有障碍。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讲国学，第一回听众千人，第二回不到一百，最少的时候只有二三十，除了世人对于太炎先生的学问缺乏基本了解，更重要的是，“因章师的余杭话，实在不容易懂”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55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1932年4月18日、20日、22日，章太炎在北大研究所讲《广论语骈枝》，据周作人追忆：“当日讲演系太炎所著《广论语骈枝》，就中择要讲述，因学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语，所以特由钱玄同为翻译，国语重译，也是颇有意思的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章太炎的北游》，《知堂回想录》619页。谢兴尧《读书有味聊忘老》提及章太炎这一次演讲，也说到章的余杭乡音大家听不懂，幸亏有人翻译，做翻译的是魏建功谢兴尧：《读书有味聊忘老》，《堪隐斋随笔》1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考虑到周作人根据日记，而谢兴尧则是晚年（1994年）追忆，应以前者为准。不过，谢的追忆也非空穴来风，据钱玄同日记，那天是他做翻译，魏建功写黑板鲁迅博物馆编：《钱玄同日记》（影印本）第八册436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可与此相对照的，是风雨操场的另一场公开演讲：“太炎先生个子不高，双目有神，向下望一望就讲起来。满口浙江余杭的家乡话。估计大多数人听不懂，由刘半农任翻译；常引经据典，由钱玄同用粉笔写在背后的黑板上。”张中行：《负暄琐话·章太炎》，《负暄琐话》6页。

讲话别人听不懂，在章太炎是趣事，在弟子则相当尴尬。周作人称：“朱希祖是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在北大主讲中国文学史，但是他的海盐话很不好懂，在江苏浙江的学生还不妨事，有些北方人听到毕业还是不明白。”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卯字号的名人一》，《知堂回想录》403页。此话当真。仓石武四郎和吉川幸次郎当年曾结伴在北大旁听，日后回想起朱希祖之讲授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史学史，不约而同都谈及其浓重的方音。在《中国语五十年》中，仓石武四郎是这样回忆的：那时北京大学的老师，大多是江浙一带的人，如要学习浙江的方言，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机会了，因为每天都有许多浙江方言充斥你的耳膜。不过，要想明白它的意思，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其中有一位名叫朱希祖的老师，听说他后来在战争中去世了，他的下巴上留着浓密的胡须，被人叫做朱大胡子。聊起这位老师时，我们就把手横着贴在胸前，表示胡子已经长到那里了。他教授文学史方面的课，但他说的话实在是太难听明白了。……不过我又想，中国的学生们怎么样呢？就问了问旁边的同学，他回答说完全听不懂。……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使用课堂资料，但这位朱希祖老师却不用，上来就讲，所以学生们都听不太懂。不过，“完全听不懂”却还如此镇定自若，我真是十分地惊讶。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等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233—234页。而在《我的留学记》中，吉川幸次郎也提及浙江海盐这地方语言之难懂：“当我对旁边的同学说，我只听懂了1/3，旁边的同学说：朱大胡子所说的，我也听不懂。”接下来，吉川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北大的“排朱运动”，起因正是“朱希祖先生马虎了事地经常拖延交出讲义，而其讲话又难于听懂”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49—50页。。早年的《中国文学史要略》，因“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不好意思再拿出来；而预告中的“新编文学史”，又一直没有完成。学术兴趣早已转向史学的朱希祖，对“中国文学史”这门课大概有些敷衍，这才会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

教师讲课时“都使用课堂资料”，可以减少因方音严重而产生的误读与不快，这是个取巧的好办法——假如不考虑经费的话。刚从南开转来的预科生田炯锦，一开始很不适应北大课堂，可很快就听出好处了：有些教员上课两三星期，尚未讲入正题，有些教员编发讲义，但过数星期后，又作废另发。……虽然他们的口才有巧有拙，表达的有条理或乏系统，但令人觉得他们所讲均系内容充实，并有独到的见解。其所编讲义之文字亦很优美。田炯锦：《北大六年琐记》，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228—229页。讲课时随意性很大，但编写讲义用心用力，这是当年北大国文系的教学特点。1936年蔡元培为《刘申叔遗书》撰写《刘君申叔事略》，特别提及：君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原原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蔡元培全集》第七卷1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不仅是刘师培，“那时候，对于教师的考验，是看他能不能发讲义，以及讲义有什么内容”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200页。。作为大学教授，口才不好或方音严重，这本来是个缺陷；但转而努力编写讲义，不仅能够得到学生的认可，还可能由“讲义”而“著作”，未尝不是大好事。

当然，不是所有老北大的“讲义”都能发展成为“著作”的。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确是传世之作，但藏于法兰西学院的另外两种讲义巴黎的法兰西学院汉学研究所收藏的老北大讲义，除黄侃的《文钞》和《文式》，还有吴梅的《词选》、《词馀讲义》、《中国文学史》，以及刘师培的《中古文学史》、沈尹默的《学术文录》等几十种，参见陈平原《在巴黎邂逅“老北大”》，《读书》2005年3期。，则显得漫不经心。《中国文学》（内文《文钞》）一书的目录页后有“右文百三十五篇，凡《文选》所具者不更缮印，此略依时序编次，讲授则依照便宜为后先”字样。《文式》包括赋颂第一，论说第二，告语第三，记志第四等，规模颇大，目录后有曰：“凡《文选》所具者不更缮印，讲授次叙从便宜进退之。”不管是《文钞》还是《文式》，都属于作品选，而非个人著述。沈尹默的《学术文录》，目录和正文差异甚大，体例也颇为杂乱，大概是临时写印，日后杂凑而成。这册文录，依次收有章太炎《文学略》、《韩非子·显学》、《礼记·礼运》、陆机《文赋》、《史通·模拟》、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章学诚《诗教》、《庄子·天下》、《史记·游侠列传》、《礼记·中庸》、《典论·论文》、《日知录·文人求古之病》、《检论·儒侠》、《国故论衡·论式》、《孔子世家》等，与陶希圣晚年的追忆相当吻合参见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台北：《传记文学》3卷4期，1963年10月。。此外，还有吴梅的《词选》（内文《诗馀选》）等，也都属于教学辅助材料，连注释都没有，谈不上“著述”。

除了作品选，当年北大教授编纂的讲义，大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事先写好，到北大后，因开课需要而刊印的，如黄节《诗学》黄节：《诗学》（铅印线装），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此书底本是1910年黄节执教两广优级师范学堂时写作的《诗学源流》，又名《诗学讲习所讲义录》，有粤东编译公司印行铅印本。；也有当初只在课堂上讲授，日后方才修订成书的，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文心雕龙札记》初刊1925年的《华国月刊》，1927年集二十篇成书，由北京文化学社印行。此书问世虽晚，却是黄侃1914—1919年在北大讲课时所撰，故被当做《文心雕龙》走上大学讲坛的开山之作。。作为北大讲义，有一锤定音的，如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也有不断修订逐步完善的，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

1920年秋冬，鲁迅到北大兼课，开始编写讲义，并由校方油印发给听课的学生此油印本现存两件，都是17篇，内容相同，题目略有变化：一为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由常惠捐赠，题《中国小说史》；一为单演义收藏，题名《小说史大略》。参见单演义整理本《鲁迅小说史大略》，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此后，鲁迅在油印本基础上大加增补，扩充至26篇，题名《中国小说史大略》，由北大印刷所铅印，依旧作为讲义，发给听课的学生。1923年12月及1924年6月，修订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分上、下册由新潮社正式出版参见鲍国华《论〈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进及其修改的学术史意义》，《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1期。。此后的各种版本，多属小修小补，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从最初的课堂“讲义”，演变成传世“名著”，其间油印本、铅印本、初刊本、修订本等，一路走来，都能找到确凿的证据，像《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理想的例子，实不多见。不过，教授们编写讲义，大都十分用心，不满足于只是充当辅助资料，而是历经周折，最后修得正果，成为学术史上的名著。若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吴梅的《词馀讲义》（日后改名《曲学通论》，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刊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等参见陈平原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中王风《刘师培文学观的学术资源与论争背景》、周勋初《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资源》二文；王卫民《吴梅评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一章、第三章；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中陈平原《作为文学史家的鲁迅》；止庵《苦雨斋识小》（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5—8页。，因常被学界提及，这里不赘。需要寻幽发微的是黄节、刘毓盘、朱希祖所撰三种讲义，因其不太为人关注。

1935年，朱自清为《中学生》杂志撰写《论诗学门径》，专论对于旧诗的理解与鉴赏，应注重吟诵与体味。介绍过古人诗话，接下来便是：“黄节先生《诗学》要言不烦，只是已绝版。”文中称陆侃如的《中国诗史》是“很好的一部诗史”，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也值得推荐朱自清：《论诗学门径》，《中学生》15号，1931年5月；又见《朱自清全集》第二卷83—88页。。虽说也提及自己的老师黄节所著《诗学》朱自清乃北大哲学门1916级学生，选修过黄节的课程；1927年，任教清华中文系的朱自清，因教学需要，“专心于拟唐五代词及汉魏六朝古诗”，“拟古诗就正于黄晦闻先生”。参见季镇淮《闻朱年谱》13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年。，没有太多的论述，只是感叹其早已绝版。

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印行的讲义《诗学》，除引言外，分诗学之起源、汉魏诗学、六朝诗学、唐至五代诗学、宋代诗学、金元诗学、明代诗学七章。以下这段文字，开宗明义，大体代表此书的论述风格：《诗序》曰：“《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中国微矣。”夫诗教之大关于国之兴微。而今之论诗者，以为不急，或则沉吟乎斯矣，而又放敖于江湖裙屐间，借以为揄扬赠答者有之。诗之衰也，诗义之不明也。……虽然诗之义存乎三百，而辞则与世而移。……是故学诗者于三百求其义，于《楚辞》以降求其辞，由是引诸吾身，以称情而出。经学所说诗，求其义者也；兹编之讲习，求其辞于后世，而衷其义于三百者也。刘梦得曰：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文。呜呼，诗教浸微，国故垂绝，愿与邦人诸友，商榷乎斯旨，倘亦有不可废者欤。黄节：《诗学》1页上—1页下，北京大学出版部，1919年。另，白居易《与元九书》“感人心者”云云，说的是“莫深乎义”，而不是“莫深乎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云云，出自唐人白居易(772—846)《与元九书》，而不是同年出生的刘禹锡(字梦得，772—842)。前辈撰文多凭记忆，偶有差错，不算大的瑕疵。倒是以传统中国的“诗教”笼罩一切，乃作者毕生追求；而这一论述主旨，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大学，显得有些“陈旧”。全书的架构接近刚刚引进的文学史，而述学文体则类似明清诗话：总而论之，有唐一代作者，其力足以转移风气，起衰救敝者，陈子昂、李白、杜甫、韩愈四人而已。

观乎唐一代之诗，初唐有陈子昂，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关乎一代文章风气者。至晚唐而阙然，则风气盛衰，人材升降，可以见矣。黄节：《诗学》7页下、9页下。强调诗文兴衰与时代风气之关系，这本身无可非议；只是作者点到为止，没有展开论证。只下大判断，不屑于“斤斤计较”，与现代学术的“条分缕析”，趣味相去甚远。自觉继承五四新文化的朱自清，研究中国诗歌，更接近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或陆侃如的《中国诗史》，称黄著“要言不烦”，表彰之中，其实蕴涵某种批评。

1931年，上海群众图书公司推出216页的“北京大学教授刘毓盘遗著”《词史》（加上弟子查猛济、曹聚仁的序跋，共220页）。全书十一章，从“论词之初起由诗与乐府之分”，讲到“论清人词至嘉道而复盛”，乃名副其实的纵观千年的“词史”。书前有作者1922年所撰《自序》，评点过各家词论，而后称：“夫取法其上，仅得乎中。爱古薄今，必求一当。综其得失，以识盛衰。或略或详，在所不计。知我罪我，尤非所知已。”刘毓盘：《词史·自序》，《词史》，上海：群众图书公司，1931年。作者是著名词人，有《濯绛宦词》、《掓禽词》等传世，曾对弟子“口出狂言”：“我‘文’不敢自信；‘诗’也不过是第二流的作者；‘曲’暂且放弃给我们学生吴梅（瞿安）去‘称皇作主’；讲到‘词’，那是老实不客气了。”查猛济：《刘子庚先生的词学》，《词学季刊》1卷3号，1933年12月。1卷4号《词学季刊》上刊登吴梅信，辩说自己与刘毓盘谊兼师友，并非其入室弟子。如此高视阔步的词人，其所撰词史，确有自家体会。当然，名曰“词史”，不能不更多关注历史发展线索，而不可能像况周颐的《蕙风词话》或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那样，凸显自家的观点。全书的结论是：词者诗之馀，句萌于隋，发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灿于南宋，翦伐于金，散漫于元，摇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获于乾嘉之际。千三百余年以来，其盛衰之故，类能言之，其详则博考而得之。刘毓盘：《词史》213页。既然是撰写“词史”，重点不在个人的“体味”，而在是否真的能够“博考”。对于刘毓盘的考据功夫，创办《词学季刊》的龙榆生等，显然不太认可。1933年出版的《词学季刊》1、2号上，有秋蓬的《词籍介绍》，先是褒扬赵万里辑《校辑宋金元人词》，同时批评刘毓盘校辑《唐五代辽金元名家词集》（北大排印本）“真赝杂糅，未为精审”秋蓬：《词籍介绍》，《词学季刊》创刊号，1933年4月。；后又称刘书“网罗至博，而校核未精”，“然阐微搜佚，开后来王国维、赵万里、唐圭璋诸氏之先河，其功固不可泯也”秋蓬：《词籍介绍》，《词学季刊》1卷2号，1933年8月。。对于刘辑词集“真赝杂糅”之类的批评，弟子查猛济很不以为然，挺身而出，去信《词学季刊》的编辑，要求其“重加品题”——先师志在辑佚，故“网罗放阙，有美必搜”，无可非议参见查猛济《与龙榆生言刘子庚先生遗著书》，《词学季刊》1卷3号，1933年12月。。而《词学季刊》在刊登此抗议信的同时，发表查猛济的《刘子庚先生的词学》，也算是一种补偿。

其实，秋蓬在批评《唐五代辽金元名家词集》“校核未精”的同时，也承认：“《词史》之作，前无成规；刘氏此书，实为创制。”故对该书的具体观点，虽有若干批评，还是赞扬其“征引之繁博，文笔之清丽，则尤非时流之浅尝者所能企及。故为表而出之，为学者参考之资学云”秋蓬：《词籍介绍》，《词学季刊》1卷2号，1933年8月。。此书本来就是作者执教北大时的讲义，不够专精，但有利于后学，此乃课堂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负责校刊该书的弟子曹聚仁称：“《词史》都一卷，刘师讲学北京大学时之手稿，先后刊印数次，随刊随有更定，此其晚年定本也。”曹聚仁：《词史跋》，《词史》。作为中国第一部词史，此书的讲义本（油印或铅印），目前没有发现。

有趣的是，原本不太被学界关注的《词史》，二十年前，竟因同事鲁迅的关系，重新被提及。1925年3月20日的鲁迅日记称：“午后往北大讲。刘子庚赠自刻之《濯绛宦词》一本。”《鲁迅日记》，《鲁迅全集》第十四卷538页。就这句话，引起了鲁迅研究专家林辰的兴趣，专门撰文评述刘毓盘的《濯绛宦词》，连带提及《词史》：“刘著虽然还有不少缺点，但由于直到现在，还没有第二部较为可读的词史，所以它一直流传至今。”林辰：《文海片鳞·刘毓盘和他的〈濯绛宦词〉》，《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8期。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的研究者，谈论20世纪中国的词学研究，一般都会提及此书的开创之功。

一般人心目中，朱希祖是著名史学家；这自然没错，其对北大历史系的贡献，至今仍被称道。可查看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上的《文科本科现行课程》，不难发现，朱希祖给中国文学门一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迄建安）”、给二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给英国文学门一、二年级学生开“中国文学史要略”，就是没在中国史学门开课。1919—1920年度《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中，朱希祖所开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要略”，2学时；“中国文学史（一）”（欲专习中国文学者习之），2学时；“中国诗文名著选”，4学时；“史学史”，1学时《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八年度至九年度），载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1081—1087页。。只是在1920年出任史学系主任后，朱希祖所开课程，方才逐渐转移到史学方面。可查1924—1925年度、1925—1926年度、1926—1927年度的《国文学系课程指导书》参见1924年10月3日、1925年10月13日、1926年11月2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作为“共同必修科目”的《中国文学史概要》，主讲教师一直都还是朱希祖。

新文化运动时期，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朱希祖，对文学革新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甚至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还专门选录了朱希祖刊发于《新青年》6卷4号的《非“折中派的文学”》和《白话文的价值》二文。前者称：“要晓得旧思想不破坏，新事业断断不能发生的；两种相反对的主义，一时断不能并行的”；后者除再三辨正白话文的价值，更着重强调输入新词语的意义：“若打破古例，输入外来的新语，则文学的思想界，正如辟了救国的新疆土，又添了救国文学上的新朋友，岂不有趣？”参见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86—96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这话由留日学生、且又是章太炎高徒、北大教授的朱希祖说出来，自然很有分量。

虽同属新文化人1919年2月，朱希祖撰《研究孔子之文艺思想及其影响》，用白话辨析孔子文艺思想的好处与坏处，而后称：“就以文艺而论，我们现在要创作新文艺，创造新思想，非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文艺思想，及西洋自古以来所有的文艺思想整理研究，断不能创作的。”（见《朱希祖先生文集》第一卷493页，台北：九思出版社，1979）此文与上述《白话文的价值》、《非“折中派的文学”》相呼应，可见作者属于“革新派”。，比起胡适或同门周作人、钱玄同来，朱希祖的文学观念受章太炎影响很深，显得比较传统。他在1917年11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转引自朱偰《五四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学》，《文化史料丛刊》第五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可见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朱希祖仍在骈散之争那里打转。而到了1919年年初发表《文学论》，则是另一种境界：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1卷1号，1919年1月。这也才能理解，1920年刊行《中国文学史要略》时，朱希祖必须澄清自己已经变化了的立场：“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叙》，《中国文学史要略》，北京大学刊本，1920年。

单就已刊讲义而言，朱希祖讲文、讲诗、讲词、讲南北曲，就是不提小说，文学观念未免过于守旧。那是因为，该讲义虽刊行于1920年，实际上早在1916年便已成稿朱偰《先君逖先先生年谱》“民国五年”：“同时开讲中国文学史于北京大学文科，始编《中国文学史辑要》，后由北京大学排印，流传颇广。”见《朱希祖先生文集》第六卷4211页。，因此，作者必须在《叙》中郑重声明：此书“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讲演时当别授新义也”。朱先生关于文学史的“新义”到底怎样，不得而知。因为，就在刊行讲义的那一年，作者转任史学系主任——这本“要略”，对于作者来说，大概属于“雪泥鸿爪”台北九思出版社1979年刊行六卷本《朱希祖先生文集》，其中第一卷“中国文学探源”，包含《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要略》及四篇论文组成的“文学述论”，均粗枝大叶，未见精彩。。

好在历史自有公道，诸多当年的讲义，或内部印发，或公开出版，或弟子出钱刊刻，或打着“北京大学丛书”旗号，传播效果当然不太一样，虽出身不同，历经沧桑，能传得下来的，必有其道理。现代中国学术的草创时期，筚路蓝缕，北大竟能开设那么多选修科目，这得益于教授们的一心问学，锐意创新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提及选修课制度对于教师的意义：“他所教的课，就是他的研究题目，他可以随时把他研究的新成就充实到课程的内容里去，也可以用在讲课时所发现的问题发展他的研究。”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207页。。对于那些口才不好或方音严重的教员来说，努力编写“讲义”，日后不断修订，以至成为学术史上的“名著”，可谓“因祸得福”。至于因课程讲授需要，围绕某一学术领域（或专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系统论述，无意中改变了“中国很少精心结构而有系统的著作”、大都只是语录、札记或文章结集的尴尬局面参见《胡适的日记》331—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12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更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但“讲义”毕竟不同于“著作”，其最大特点是，曾生气勃勃地“活在讲台上”。这一点，使得其评价标准，必须兼及学术史与教育史。正因此，在史家眼中，那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文学课堂”，是我们必须努力发掘并格外珍惜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