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
阴阳观念人文精神崇德尚群中和之境整体思维
一种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必有其丰富而又深刻的思想内涵贯穿其中，并成为支撑其生命的坚强支柱。中华文明的思想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阴阳观念。阴阳的本意是阳光的向背，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所以山的南面称阳，山的北面称阴。引申开来，物体的正面、前面称阳，背面、后面称阴。古代思想家看到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就用阴阳来概括两种互相对立的或互相消长的方面，从而形成阴阳观念。这种观念起源相当早，《诗经》、《老子》、《周易》中就已出现，如《诗·大雅·公刘》：“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诸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君臣、男女、夫妇、律吕、刚柔、奇偶、开合、依违等等，莫不可以阴阳概括之。就连人本身也是阴阳二气之精华汇合而成，《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唯人为倮匈而后生也，阴阳之精也。”阴阳的交替变化，有序而调和就是治，就吉祥；无序而不调和就是乱，就有难。《易·系辞下》：“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国语·周语上》记载西周幽王时的大夫伯阳父说：“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于是有地震。”《韩诗外传》中的一段话将包括阴阳在内的自然界的状况和政治的得失联系起来，很有代表性：“国无道，则飘风厉疾，暴雨折木，阴阳错氛，夏寒冬温，春热秋荣，日月无光，星辰错行，民多疾病，国多不祥，群生不寿，而五谷不登。”如果能够调和阴阳，就可以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也就可以治理好国家。《韩诗外传》接着又说：“当成周之时，阴阳调，寒暑平，群生遂，万物宁。”所以古人特别强调阴阳的调和，《荀子·天论篇》：“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潜夫论·本政》：“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总之：阴阳二分乃是对于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概括，阴阳调和乃是对宇宙秩序的认识和追求。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古时人见万物万象都有正反两方面，此种两极的见象普遍于一切，于是成立阴阳二观念。所谓阴阳，其实即表示正负。更发见一切变化皆起于正反之对立，正反乃变化之所以起，于是认为阴阳乃生物之本，万物未有之前，阴阳先有。更进而认为阴阳有未分之时，此阴阳未分之体，方是宇宙之究竟根本。”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说：“在不同社会、不同的观察者用来表示静止状态和活动状态这一宇宙韵律的各种符号当中，阴阳是最贴切的，因为它们不是通过心理学、机械学或数学的某些暗喻方式，而是直接表现出了交替的韵律。”人文精神。人文一词起源很早，《易·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文明以止”，意思是：止物不以威武，而以礼乐教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将人文与天文放到对等的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对人文的重视程度。如果把天理解为宇宙自然，那么这段话又包含着人和自然相通的哲理。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尊崇，《尚书·泰誓上》：“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意思是说天地是万物之父母，人是万物之灵。《老子》二十五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把人和道、天、地并列，称之为四大之一。《礼记·礼运》：“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从天地、阴阳、鬼神、五行等角度，肯定了人的崇高地位。《说文解字》解释“人”这个字的时候说：“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关于人和天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古人也有精辟的论述，《尚书·泰誓上》说：“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中》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左传·桓公六年》里有这样的话：“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孔子也说：“敬鬼神而远之。”中国虽然也有宗教，也有神学，但宗教和神学没有取得像欧洲那样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没有国教，没有教皇，没有宗教裁判所。中国的文学艺术虽然也和宗教发生关系，但宗教的题材远不如欧洲那样盛行和重要。中华文化所崇拜的是祖先，注重的是祭祖，或者崇拜和祭祀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中华文明是以人为中心的文明，以人为主体的文明，人和人的关系远比人和神的关系重要。
崇德尚群。重视人的节操和修养，注重人之所以成为人的道德素质，进而追求人格的完美，这可以称之为道德意识或人格意识，这是中华文明的又一个重要特点。崇德的意识出现很早，《尚书·武成》：“？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这段话指出统治者欲求天下大治，必须崇德。《周易·系辞上》：“子曰：‘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意思是说：易是圣人用以崇德广业的。就个人而言，崇德和修身联系在一起，《论语·颜渊》：“子张问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义，崇德也。’”孔子又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又说：“杀身以成仁。”孟子说：“舍生而取义。”孟子还有一句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他们看来，道德和节操比生命还重要。在古代，道德和智能完善的人就是圣贤。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在众人之中又以圣贤为中心，而且认为只要认真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圣贤并不是天生的，是通过自身的刻苦修养达到的，修身离不开社会实践，甚至需要各种苦难和逆境的磨炼。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修身也离不开自我反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孔子的学生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他们都强调了自我修养的重要。修身注重从我做起，孟子说：“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正己不仅是修养自身，也是对社会负责，如果人人都能正己，社会的道德环境就改善了。儒家的这些古训发展为宋明理学，则成为以“天理”为核心的伦理世界观和修养论，特别注重立身处世的道德自励，并以德治兴邦为社会使命。宋代张载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遂成为个人修养最高的境界。
尚群即崇尚群体利益，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群体的发展先于个体的发展，这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小到家庭，大到国家、民族，都是群。个体是小我，群体是大我，群就是公。天下为公的理想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一部分，显得十分辉煌。《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落到个人的修养上，公和私，应以公为先；人和己，应以人为先。孔子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便是这个意思。尚群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以众人群居为乐事，以合群为美德。荀子发展了孟子的学说，提出群居和一之道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他认为有秩序的伦理生活，才符合天地之道，《荀子·礼论》：“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 这就是说，群体的力量超过个人的力量，众人只有和成群体才能生存并得到充分的发展。
中和之境。中的本意是中间、中央，引申有正、均、恰当等意义。《论语·尧曰》：“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何晏集解引苞氏曰：“言为政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也。”执中也就是把握住平衡点，不走极端，平正通达，无往而不利。和的本义是声音相应，也就是声音的和，引申为和谐、和顺、和协、和衷、和畅、和平、中和、融和、祥和、调和、温和等意义。《老子》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认为万物都包含着阴阳二气，它们在冲虚的气中达到统一，所以和是万物演化的目标。《韩诗外传》卷三：“天施地化，阴阳和合。……万民育生，各得其所。”和合又是万民育生的过程。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和”与“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论语·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集解：“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争其利，故曰不和也。”《国语·郑语》：“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它平它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韦昭注：“和谓可否相济；同谓同欲。”又注：“谓阴阳相生，异味相和。”“同者，谓若以水益水，水尽乃弃之，无所成也。”朱熹《论语精义》卷七上引尹氏（蔰）曰：“君子尚义，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这样一来“和”又成了一种道德标准。《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则从“和”与“礼”的关系这个角度，说明先王之道所推崇的原则。中和是中华文明的精髓，《礼记·中庸》以“中和”为天地得以安置、万物得以发育的根本：“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又是执政的准绳，《荀子·王制篇》：“故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者，听之绳也。”杨絫注：“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无过。中和，谓宽猛得中也。”中和还是为人的标准，为人要兼顾文和质两方面，使这两方面达到和谐。质朴超过文采就粗野了，文采超过质朴就浮华了，“文质彬彬”（《论语·雍也》），才称得上君子。中和还是审美的追求，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就达到了中和之境。《潜夫论·本训》：“是故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中和，三才异务，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气乃臻，机衡乃平。”这就把中和提升到与阴阳同等的地位，而称之为人之本了。中和既然如此重要，所以扬雄《法言序》说：“天下莫尚于中和。”中和之境也体现在对外关系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睦邻友好的准则，正是这种精神在当代的体现。
整体思维。《易传》提出“三才之道”，视天地人为一整体，认为天、地、人存在着普遍的联系。这种思维的集中体现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对当代世界文明的启示意义已经引起广泛的注意。整体思维注意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部分是整体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部分都反映整体。整体思维在中华文明中有种种具体的表现，例如中医就是把人的身体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是局部的病症，却往往着眼于全身进行治疗。中国的艺术创作、艺术鉴赏也是注重整体的把握。在画竹之前先要成竹在胸，就是这个道理。而所谓“气象”、“神韵”、“格调”等等，都是文艺作品给予欣赏者的整体感受。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一向注重“雄浑”和“自然”，因为雄浑、自然都是整体的美感。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分析的方法在西方发展起来了。分析的方法要求把事物分割成尽可能小的部分，分别加以考察。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学科分工的细密，曾经促使科学长足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但分工过细，以致互相割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未必能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律，有时候倒需要从总体上把握，这样才更准确。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方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到整体思维的重要。而中华文明注重整体思维的特点，就更引人瞩目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灿烂辉煌，曾经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勤劳智慧有很大关系，同时与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以阴阳五行观为其自然哲学的基础，以相感相通和相生相克的整体思维考察自然现象的性能及其变化过程，从而在天文学、气象学、医学、化学、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等领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英国学者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他十分推崇中国古代哲学所使用的“通体相关的思维”方法，特别强调从战国时代的庄子到宋代的周敦颐、朱熹等人的贡献，他说：“也许，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归功于庄周、周敦颐、朱熹等人的，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我们既要积极学习近代西方文明善于分析的长处，以及与此相关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要从原有的整体思维的思想方法中得到应有的启示和借鉴，以弥补其缺陷，并克服种种现代文明的病症，诸如对自然的过度开发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等等。中西思维方式的贯通融合，必定能使中华文明更迅速地发展，并为世界文明掀开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