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作品集五(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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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追怀洪雪帆先生

著作业者,和出版业者的交谊遗闻,在外国一向流传得很多。自从什么都资本主义化了以后,文章有市场拍卖的制度,著作者同车夫厨子一样,可以入中人行去求主求售,而文学掮客,艺术商人,就同交易所经纪人,信托公司仲买人一样的变成了铜心铁口的金乌龟,像英国十九世纪所特有的那一种浪漫书商,自然不得不在出版界绝迹了。因为你若要讲情,你就得饿死,蚀本破产,还是小事。

中国旧日的书商,和作者的关系如何,我不大晓得;但自从我弄起文墨,以著作当作了并非职业的职业以后,于出版界中,认识的不少事业家之内,觉得洪雪帆先生,倒是最顾情谊,最有礼貌的一个。

十几年前,我在武昌大学教书。当时有几个湖北的学棍,同几位在大学里教《东莱博议》、《唐诗三百首》的本地末科秀才,结合在一道,日日在寻仇想法,想把当我们去后,重新争得的每月几万元学款,侵占去分肥私用。这几位先生的把持学校,压迫和贿买学生的卑鄙丑恶,简直同目下在我们近旁的一家学店,差仿不多。我的所以要把学府叫作学店者,就因为当事诸公,实在是明目张胆,在把学校当作升官发财的钱庄看的缘故。我看得气起来了,觉得同这一种禽兽在一笼,同事下去,一定会把我的人性,也染成兽色。

因而在有一次开会的席上,先当面对它们——那些禽兽——加了一场训斥;然后又做了一篇通讯,把它们的内幕揭了揭穿,至于我自己哩,自然是袱被渡江,顺流东下了。是在这一次的长江轮船上面,我于无意之中,竟认识了洪雪帆先生。

这一次的同船者当中,有一位是李孤帆先生。他本在汉口经商;有时候也常渡江,到武昌城里来和我们一道玩;所以我们的几个自北京去的教书先生,谁都和他认识。有时候,我们在汉口玩得晚了,不能渡江回去,也常常在他的那间商号里打馆宿歇;买物购书,若钱不够用的时候,也时常向他去通融若干。我的这一次下长江的船票费用之额,记得也还是他老先生替我负担的。而他却是和洪先生自小就在一道的同乡,两人的年龄,也相差了没有几岁。

我们在轮船上,喝喝酒,打打牌,每天晚上,谈天总要谈到午前一两点钟,才回舱去睡。又因船上的买办之类,都是他们宁波同乡的缘故,我们吃的一桌菜,办得特别的丰富,特别的精致;所以自汉口到上海,在船上住了三日三夜,非但不觉得气闷,等船到了黄浦滩外的招商码头,大家要上岸分手的时候,反各自有点依依难舍的神情。自从这一次的同船之后,我和孤帆,反而见面的时候不多,但与洪先生,却每年总有几次在一道吃饭或聚谈的机会。

雪帆先生相貌魁梧,谈话的声气异常洪亮,面上满面红光,笑起来的时候,却有点羞缩像小女子似的妩媚。我们在轮船上,记得有一次曾猜谈过大家的将来。我对洪先生一望,就毫无迟疑地说:“几个人之中,寿命当以洪先生为最长,至于事业的成就,和发财的迟早,孤帆和雪帆,却要争争东风看,谁先借得着,就是谁早到目的地。”不料这一句预言,仅仅十数年间,就完全被事实来摧毁得连根都拔起了;我以后只好再也不去相人,再也不多说一句关于未来的话。

当时听说洪先生在经营煤炭业,沿长江一带的码头,都是他的经商地域,故而他每年总要上长江各埠去巡视一二次。可是当我去广东跑了一趟回来,和创造社脱离了关系,打算在上海住落的那一年年底(大约是民国十八、九年之交),洪先生却忽而送了几百块钱来,说将献身于文化界,从事于出版事业,教我竭力为他帮一点忙。第二年的春天,现代书局就在上海四马路的书业市场,张起旗帜来了。从这一回之后,我因为失了业,并且也住在上海的缘故,同他往来见面的次数,就一天多似一天的繁了起来。现代书局的出杂志,出新书,大抵总由洪先生来和我商量;许多作家的作品及单行本之类,亦以我所介绍者为多。新起的作家的书,洪先生独鼓起了他的三分戆气,将这些生气泼剌的作品,陆续送上了读者的手头。而许多内地青年,经济力和求智欲都没有像现在那么的衰落,所以在这一时期,现代书局既尽了它的促进文化的天职,同时也扩张了它在各省的营业。书局的根基,仅仅于一二年之中就打定了。

可是当艰难草创的时候,旁人只冷眼相看,到了根基一定,有权利可享的时候,大家就明枪暗箭,起来争夺,是中国一般事业家的故态。现代书局,于根基固定之后的两三年中,洪先生和他的合伙者中间,似乎经过了不少的风波磨难。

前两年,他为开设支店之故,去广东住了几月:事务的繁杂,与水土的不服,竟使他那个堂堂的身体,瘦削了一半。回上海之后,又因合伙者的忽离忽合,纠葛缠绕,总也拖累了他一年的光景。这中间,我因为在上海滩上,不能生存,迁到杭州来住了,和他见面的机会,自然是很少。直到去年夏天,上青岛去之先,和他在现代书局里一见,竟使我大吃了一惊,疑心我在白昼认错了人。

他身上的肉,瘦去了往年的十分之七;本来是狭小的两只眼睛,变得很大很大;脸上没有了红光,只剩了两颗很高的颧骨;说话的声气,也变得很幽很缓慢;我和他在正兴馆吃了一餐午饭,只见他喝了几瓢汤。

“现在好了,弄得一天星斗,现在总算把书局弄成了我一个人的事业。”

他于吃饭之后,慢慢地同我说。

“我以后想改变方针,不以营利为本位,就是蚀本,也想出几部在文化史上有地位的书。一般作家,实在太苦不过,假若是可能的话,我先想出一种无名作家的丛书,将这丛书的利润提出来,专作救济穷作家之用,积成一种扶助作家的基金,将来或者也许要请你当一位义务的委员。”

这是在他去世前三四个月时候的计划,我想当他病到了十分,苦闷在病院里的铁床上的中间,也一定还在辗转思维的无疑。

我从北方回来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小孩病了,在上海没有耽搁。后来就上天台雁荡去旅行,正想静下来写一点东西,拿了稿子去硬卖给现代,但在旅舍的烛火底下,忽而在报上见到了洪先生的讣告。我的写作计划,当然是变作了水泡,而对于人世的无常,生命的短促等等的谛念,更在我的本来是衰颓的精神上,加了一锥重大的打击。坚强宏壮,像洪先生那样的人,尚且不能享到中寿,那么像我这种老受疾病缠扰,养生无物,处世无方的弱者,又能在人世间残留得几何时?兔死狐悲,是物伤其类的一句中国的成语,我的对于洪先生的追怀,当然也脱不了这一句成语的范畴,但是人生的寂寞,“送者自崖返矣”的一种孤独的实感,却是我不得不写这一篇文字的动机。

一九三五年二月四日

(原载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现代》月刊第六卷第二期,据《达夫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