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现代时期科学理性主义的缺失

美国的国父们所发明的“政教分离”在现在看来已成为一个奇怪的短语，它的现代意义已限制在边缘问题的司法处理上，如学校祷告和圣诞节的公开表演。在前现代时期的欧洲，教会无处不在，让人窒息，它是“中世纪生活中的政治和法律，实际上它是强制性的。它崇尚精神生活，并坚持认为来世的生活比今生更重要，这一原则在当今世界没有得到认同，无论当今的一些基督徒多么虔诚，他们也并不认同这一原则”。

杰斐逊和麦迪森对教会国家关系的热衷源于前现代世界有组织宗教的盛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基督教成立的早期开始，政教分离已是它所固有的概念了。耶稣对法利赛人说：“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然而，实现政教分离需要一些时间；从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开始，国家向上帝在尘世间的代表赐予了土地和财富。教会越富有，就越倾向于腐败和独立。

今天，异端学说、亵渎神明和宗教公判大会三个词语常常被用于讽刺情形中；而在1600年前的500年中，他们将恐惧渗透进每一个欧洲人的灵魂中。霍布斯对自然状态下国家生活所做的描述，即“孤独的、贫穷的、肮脏的、粗野的和短缺的”，是非常恰当的；人们只有在来世才能够获得最终的报答。若人们冒犯了宗教权威，则有可能被绑在一堆木桩上遭受火刑，但与各种宗教裁判所精心设计的恐怖死亡方式相比，这一方式就相形见绌了。最臭名昭著的刑讯设备是“废铁仆人”。它是一个框架式的装置，能够将数以百计的长矛慢慢地刺入受害者的身体里，使受害者浑身血肉模糊，然后将其放入一个带着旋转小刀的井中。人们宁愿选择这种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也不愿意承受永恒地狱之火的煎熬所带来的恐惧。

什么样的冒犯会招致此种可怕的命运？任何得罪或挑战宗教权威的事，包括但是不局限于质疑它的权威性和信仰以及（更重要的）质疑它的财富。这种冒犯有可能是非常间接的，例如，在16世纪早期，波兰天文学家尼古拉·哥白尼的推断：实际上，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相反，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这一当时被认为“异端学说”的观点是以当时通用的学术语言——拉丁文的方式来发表的，除了占统治地位的神职人员、皇室和富商外，没有其他人掌握这门古老的语言。农民并没有接触到该观点，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容忍。哥白尼明智地没有跨越拉丁文和白话文的界限，因此梵蒂冈对其是容忍的。但是，即使是那个时代中最开明的学者，包括伊拉斯谟和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也对哥白尼的新宇宙学理论做出了批评。更有趣的是，他在阿尔卑斯山北部更不受欢迎，许多改革的领导者，包括马丁·路德，都呼吁处死哥白尼。

意大利哲学家乔达诺·布鲁诺非常不明智地散发宣传手册，支持一些异端观点，包括以书面的形式使用本地方言支持哥白尼体系，后来他被一个梵蒂冈裁判所处以火刑。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教会与日心说进行了苍白无力的斗争，并最终将这一学说最权威的支持者伽利略带到了宗教裁判所进行审判。当宗教裁判所向其展示刑具的时候，伽利略放弃了他的信仰。

在中世纪晚期，教会在意识形态上拥有了希特勒羡慕的绝对的控制力。到1500年，即使是最虔诚的教徒也能明显地感到教会的核心弱点。行贿受贿、买卖圣职（职务的交易）和敲诈勒索成了基督教会生活的暗语。教会的败落在阿维尼翁（Avignon）教皇在位期间达到了极致。那时，“教会的一切，从红衣主教的帽子到朝圣者的遗物，都被出售。”主教们和红衣主教们凭借什一税和宽容（人们用金钱从教会购买赦免）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约翰十二世在其执掌教会的1316～1334年所表现出来的对黄金服饰和皮草的强烈欲望无人能及。贵族家庭为其年幼的孩子购买牧师职务，20岁的主教并不罕见。1342～1343年分配的624个正统的神职中，有484个被授予了教士的后代。16世纪，在英格兰的某些地区，将近1/4的性侵犯案件都是教士所犯下的，这个比例比其占全国人口比例的10倍还高。

虽然较为安静和分散，但是反对教会腐败的力量却慢慢地强大起来，在14世纪瘟疫大爆发后的后启示录环境之下尤为如此。贝格哈德是一种流行的反文化运动，该运动公开表明不需要教士也能够拯救人类，主张夺取贵族和教会的财产以及自由恋爱。教会和统治阶级残酷地对待参加该运动的成员，许多成员被烧死。当时有一首诗广为流传，即《耕者皮尔斯》（Piers the Plowman），诗中记载了中世纪时期人类的一些失败事件，教士显然难逃干系。

为反对教会打下更为坚实基础的是14世纪的一名来自哈佛大学的教师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他非常聪明地利用了英格兰和罗马教会的长期不和而反对教会的统治。用芭芭拉·塔奇曼的话说就是，他作为马丁·路德的直接思想启蒙者，在《论国民政府》（On Civil Government）中“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将自己的理论钉在墙上”。这个小册子建议将教会的财产充公，并将教士排除在政府之外。最终，像贝格哈德运动一样，威克里夫否定“变体说教条”和教士存在的必要性。这让他在英格兰和罗马教会两边都不讨好，并遭到他们的抨击。

威克里夫还将《圣经》翻译成了白话文。幸运的是，由于他生活在前古登堡时期，所以他的“罪行”并未经印刷技术的放大。1381年，他就读的贝列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将其驱逐出校——这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惩罚，但哈佛大学却为此而受到了更大的惩罚，该大学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衰退。而作为一名让人印象深刻的说教者，威克里夫则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直到三年后由于自然原因去世。在他被驱逐后，他的追随者，即“罗拉德派”（Lollards）便开始转入地下，从此开创了长期的英国清教或非国教派的传统信仰。

廷代尔事件为威克里夫英文版的《圣经》提供了后古登堡时代的后续篇章。1457年，德国美因茨的约翰尼斯·古登堡发明了印刷技术，德国人于是极大地放大了“异教”的声音。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古典文学学者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起初以皇权高于教会权利这一观点取悦于亨利八世，在1525年，像威克里夫（以及大量在他以前的不守规矩的修道士）一样，廷代尔将《新约全书》翻译成了英文。在介于威克里夫和廷代尔之间的一个半世纪里，印刷技术已经改变了一切，将廷代尔的“异端学说”放大了一千倍。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也能够阅读和讨论《圣经》，这在教士们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90%的人都是文盲，并且都是盲目的顺从者。

廷代尔所在的英格兰当地出版社是不会接收他们的稿件的，因此他逃到了德国，就在他的《圣经》即将于科隆成功地被印出之时，却被当地的教士们发现了。最终，廷代尔在新教徒的据点——沃尔姆斯将《圣经》成功印出，并将6000份译稿送回英国，这些译稿很快就被抢购一空。在“虔诚”的亨利八世的坚持下，欧洲大陆的教士将廷代尔监禁了16个月，把他当成异教徒，然后将其当众勒死，罪名就是以英语出版《圣经》。（这件事发生在亨利八世因为与凯瑟琳公主离婚而与教会决裂之前。）

共有175本威克里夫版本的《圣经》流传至今，因此可以推断，当时至少印了几百本。拥有一本就足以被定为异教徒，抄几本就会被判有罪，并被处以火刑，但是由于当时只有手抄本，所以被宗教公判大会审判的风险相对较小。廷代尔对印刷技术的使用从两个方面增大了风险：无论是从象征意义还是从字面意义来看，使用印刷技术的异教徒们无异于玩火自焚。

当马丁·路德最终利用古登堡的印刷技术摧毁了教会势力的时候，取代旧教会的是一个即使没那么腐败也同等令人厌恶的暴政。狂热新教徒的典型代表就是日内瓦的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一名叫做纪尧姆·法雷尔的巡回传教士邀请这名流亡教士去这座位于湖边的新教徒城市。不像许多现代史学家描绘的那样，法雷尔并不是这个城市的“独裁者”，相反，他只是宗教法庭的头目。宗教法庭通常由承担着保卫共和国道德规范任务的普通公民组成。（实际上，直到卡尔文去世的5年前日内瓦才授予他居民身份。）在加尔文长达16年的领导下，宗教法庭判处89人死刑，绝大多数的罪名都是使用巫术。根据当时的平均水平，这是很平常的，临近的基督教国家常常在可怕而残酷的刑讯后将远大于这个数量的异教徒处死，而这种情况是日内瓦当权者通常所要避免的。或许当时最著名的审判事件当属1553年日内瓦对异教徒迈克尔·塞尔维持的审判和处决，其罪名是否认三位一体和幼子出生。当他被问到愿意在日内瓦还是法国接受审判时，他双腿跪地并请求在日内瓦接受审判。

加尔文和他的宗教法庭的确发明了前现代版的保姆式政权。对于这样一个自得其乐的团体来说，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微观管理者”一词用在此处非常合适。1562年，他们强迫一名叫做弗朗索瓦·博尼瓦尔的上了年纪的日内瓦鳏夫与一名比他年轻许多的妇女再婚。当这位新妻子难以避免地与一名年轻男子发生婚外情后，宗教法庭就对她的情人施以斩刑并将她淹死。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当宗教法庭发现5名年长的老人对新教的信仰没有表现出足够的热情时，就命令他们雇用一名导师进行辅导，并在下一次公开集会的时候在众人面前进行一系列教义问答。

在政府权力被划分于国王、国会和法庭三方以保证个人自由、法治和财产权以前，上帝和恺撒就是分离的。被意识形态的热情所点燃的宗教战争之火（基督教和新教之间、新教和新教之间）燃遍欧洲，并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在战争中，参与方变得精疲力竭且元气大减，然而，这却为独立的非宗教政府和启蒙运动那些更为宽容的主题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