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阶段：农业

大约在12000年以前，人类首次在新月沃地定居并开始从事农业活动。农业的生产力比狩猎和采集的生产力要高得多，使得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平方英里几百人。当农业社会接触到狩猎和采集社会的时候，后者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很小，原因有四点。第一点就是人口密度，狩猎和采集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1人，而农业社会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英里几十人。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如爪哇和本州岛，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几百人，因此狩猎和采集社会难以在军事上与农业社会竞争。第二，农业社会中培养了一小部分战斗精英，专门用于歼灭他们的游牧邻居。还有一部分统治精英策划和领导这些战斗精英。（只要农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进入所谓“文明”阶段后，社会角色分工是可以实现的。）第三，在农业社会中，人类和驯养动物之间的密切接触导致致病微生物细菌感染，如天花和麻疹。从事农业者对这些微生物已经具备了免疫力，而这些微生物对他们的狩猎和采集社会的邻居却是致命的。天花致死的阿兹特克人（Aztecs）的数量超过了科尔特斯（Cortez）军队的数量，且在17世纪，在美国白种人与该病菌有实质性接触之前，北美地区已有约2000万的土著美国人因此而失去生命。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许多农业社会已经出现了个人财产权制度。而对于狩猎和采集者来说，对大范围的野生动物栖息地建立独立的所有权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而不是绝大多数）早期农业是集体的，而我们会发现，在人类有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初，农民就已拥有个人财产权并在个人土地上从事耕作活动了。与那些公有制的竞争者相比，这样的农场变得更为高效，并且那些偏好个人财产权的社会很快发现，他们不仅比自己的狩猎和采集邻居先进，同时也比公有制的农业社会更具优势。

将农业的变革称为“第一次经济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说：

第一次经济革命之所以称其为革命，不是因为它把人类的主要活动从狩猎和采集转向了定居农业。之所以称其为革命，是因为它为人类的基本比例关系创造了一个转变的动机。这一转变的动机起源于两个制度的不同财产权。若对资源的所有权是公共的，则人们没有动机去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知识。

农业社会的主要经济障碍基于以下事实，即在狩猎和采集社会，土地是最关键性的投入要素。如果人口增长，如10%，为了保持人均食物消费数量不变，人们需要耕作更多的土地。由于边际土地的质量低于现有农地，因此其生产力也更低。为了满足新增人口的食物需求，人们不得不额外耕作超过10%的土地。这并不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先进的灌溉和施肥技术、轮耕制度和牵引式串联式犁具极大地提高了每英亩的产出。但是这些进步是在许多个世纪里发展起来的，如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从公元1000～1500年，谷物产出提高为原来的4倍，即这段时期内的年增长率仅仅为0.28%。在这段时间里，人口数量的增长迫使一些低质量的边际土地也投入了生产，使得在这500年里出现的大部分（不是全部）农业生产力的增长被抵消了。因此，纯农业社会的生活水平是保持相对静止的。

的确，大约在12000年前的人类向农业社会的转变带来了人口的大量增长。并且，随之而来的适度的农业技术改善也促进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但是，这些进步并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就在18世纪中期，大饥荒夺去了超过100万爱尔兰人的生命。

在中世纪时期，知识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较为零散。在18世纪，英国那些不断采用最近农业技术的“与时俱进的农民”有很长的路要走。

马尔萨斯对这种悲惨的状况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这个世界里，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农业产出的几乎凝滞的增长速度。马尔萨斯经典的“积极抑制”（饥荒、瘟疫和战争）为食物营养和食物需求之间的不平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