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历史的进程：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3)

虽然担心AT&T成为行业垄断者，联邦政府官员仍然开始意识到，统一的、标准化的通话服务对每个美国人的生活以及美国社会的福祉都非常重要，在很大程度上，电话服务是一项权利，而非特权。决策者意识到，如果作为统一的实体，电话业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可以避免“重复性”行为、“破坏性”行为以及“浪费”行为。1921年，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向国会通报：“电信业是天然的垄断行业。”委员会称，由于建设全国性通信基础设施并实现规模经济所需的投资十分巨大，所以即使存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基础设施竞争模式的设想，实现这一设想本身也将是非常困难的。于是，经济学家开始将通信服务当作公共产品讨论。

韦尔觉察到联邦政府在处理通信产业时存在巨大的矛盾性，他抓住这一点，与华盛顿达成了一个协议。他意识到，联邦政府可能会对AT&T采取措施，因此转变了之前的立场，由呼吁解除管制建立竞争市场，转为号召加强政府管制，他希望借此使AT&T成为政府在寻找的“天然垄断”企业。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理查德·维特（Richard H.K.Vietor）对这种大胆的、违反常理的战略做了如下描述：韦尔选择在这个时候果断地将AT&T置至于政府管制之下，以此作为避免竞争的补偿。从政治角度讲，这是AT&T垄断通信业唯一可行的办法……如此来看，这是获得标准化服务的必要牺牲。

这个策略最终得以奏效，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韦尔为其梦想付出了代价。1918年，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对通信业实行了国有化，并将其置于邮电部部长阿尔伯特·伯利森（Albert S.Burleson）的管理之下，因为伯利森长期呼吁对通信业实行国有化。出于备战的考虑，走马上任之后，伯利森随即任命韦尔管理通信业。韦尔改变了态度，很快接受了由自己的AT&T所撰写的合同条款，这为其将AT&T的所有权转移给政府奠定了基础。这是政府与私营公司之间能够签订的最完美的合约。同时，合约还规定：联邦政府同意将电话公司总营业收入的4.5%支付给AT&T作为服务费，同意接受每部电话高达5.72%的年度折旧率，同意分期偿还无形资产，同意支付所有利息及分红，并且同意保持财产完好如初。

在合同履行之初，AT&T就申请大幅提高服务接入费，这一申请得到了许可。紧接着，AT&T又利用其国有资产的主体地位向各州提出类似要求。在被政府“接管”后的5个半月内，AT&T将长途通话费提高了20%，这使其比在自由竞争市场中的获利更多。战后AT&T又恢复为私营公司，但仍然执行联邦政府在短暂的托管期间制定的费率。

乔治·华盛顿大学通信及公共政策与管理专业的杰拉尔德·布罗克（Gerald Brock）教授对此进行过研究，他总结出当AT&T处于政府管制时，它在建设全国性通信基础设施方面所获得的好处：接受管制是一个降低风险的决策。AT&T通过牺牲资本与管理上的自由，换取虽有限但有保证的收益，避免了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贝尔系统不仅利用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武器将竞争者打败，并为其寻求垄断找到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同时还降低了发生全面国有化或严重反垄断行动的概率。

直到20世纪80年代，AT&T仍是一家垄断公司，紧接着联邦政府介入，将其与标准石油公司一同解体。然而，到了2011年，AT&T以占全美通信市场39.5%的份额重新夺回行业霸主地位。AT&T的主要竞争对手威瑞森公司则占据了全美通信市场24.7%的份额，两家公司总共占据高达64.2%的市场份额，这使两者几乎形成寡头垄断。

电话的出现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信平台，这使得管理遍布全国的分散型经济活动成为可能；交通方式的转变又扩大了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这主要指由燃煤蒸汽机车提供的定点式运输转变为由汽油驱动的汽车、客车、卡车提供的散点式的运输；不同于印刷机和电报，电话可以在任意时刻和任意地点使用，这使得管理汽车时代大容量的经济活动成为可能。利用电话，企业可以“实时”监控规模更大的新型垂直整合业务，并且监控力度更大。新型通信平台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生产率。

当然，电话需要电力供应。1896年，美国大概有2 500家电光源公司和接近200个跨州运营的发电厂，另外还有7 500家专用电厂，电力总投资高达5亿美元。除了为通信服务提供电力，这些电厂还为照明设备、工厂设备以及家用电器提供电力支持。

由于将营业时间延长到了夜晚，电力照明使得商业活动更加活跃，这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增长。1910年，美国每10户家庭中只有一户能用上电，而到1929年，大多数城市家庭都用上了电。

与之相比，工厂采用电力的步伐则相对缓慢。1900年，只有5%的工厂使用电力。随着汽车及大批量流水生产线的出现，这种情况很快得到改善。亨利·福特（Henry Ford）是第一批认识到电力可以大幅提高汽车产量的人之一。后来，他深刻地领悟到，如果没有工厂的电力化以及电动机的发明，他想让每个工薪家庭都能买得起一辆T型轿车的梦想就不会实现。他写道：全新电力系统的产生将汽车产业从皮带和总轴时代解放了出来，因为为每种工具提供自己的电机这一设想最终成为可能。电动机使机器可以按照工艺流程布局，仅这一项就使产业效率提高了一倍。如果没有高速运转的工具，就不会有我们所号称的现代工业。

20世纪上半叶，由于蒸汽动力转向了电气动力，工厂的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汽车工厂的电气化释放出巨大的产能，使得数以百万计的人开上了汽车。到1916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汽车数量为340万。14年之后，这一数字增至2 300万。在整个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汽车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

其他一些重要行业也演变成这个巨型商务综合体的一部分，后来这个商务综合体被称为“汽车时代”。截至1933年，汽车行业消耗了“美国20%的钢铁、12%的铝、10%的铜、51%的铅、95%的镍、35%的锌以及60%的橡胶”。1932年，一位汽车爱好者这样描述汽车行业对经济的巨大影响：“汽车业是世界历史上对原材料消耗最大的行业，其他任何行业都不可与之相提并论。”

汽车的大规模生产促使石油行业迅猛发展。在美国，每周都有新油井被开采，而加油站则成为美国随处可见的一道风景。20世纪30年代末，石油已经取代煤炭成为美国的首要能源。由于美国成为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得克萨斯石油随之在世界上成为美国能源的代名词。英国政治家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曾讽刺道：“天堂或许构建于正义之上，而地球则构建于石油之上。”

就像为铁路运输铺设轨道一样，修建道路及大规模生产汽车同样耗资巨大。虽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由政府负责对道路系统进行投资，但汽车行业在美国完全靠私人投资。最初，很多小型汽车公司纷纷涌现，但不久之后，为了实现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和分配，构建大型垂直整合型公司成为当务之急，这导致汽车行业的绝对成本上升，经过市场洗礼，大型汽车公司只剩6家，由汽车工业的三驾马车（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及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引领，直到现在，这三家公司仍是汽车市场上的领头羊。

和铁路部门一样，汽车行业也认识到，只有将合理化的集权式管理与自上而下的行政控制结合在一起，才能监管伴随大规模汽车生产出现的分散式生产活动。在此背景下，美国所有汽车生产商最终都变成了上市公司。

汽车经济也极大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空间发展方向。蒸汽印刷术和燃煤动力铁路运输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印刷、通信及定点式铁路运输界定了商业生活及居民生活的集聚范围。很快，小城市发展成大都市，新型城镇在铁路沿线迅速涌现。那些依赖印刷、通信及铁路运输的企业自然而然地将经营场所设在了通信/能源中心的周边。

20世纪上半叶，随着汽车的问世和全国性公路网络的建立，郊区发展迅猛，这是因为汽车可以将乘客和货物运送到铁路无法抵达的农村地区。20世纪50～80年代，美国修建了州际公路，这是历史上投资最大的公共工程项目，它促使郊区商业及住宅开发在州际公路沿线地区迅速展开。工厂开始从人口密度大、房地产及劳动力成本高的城市中心搬迁到农村地区，这导致货物运输方式由铁路运输转向公路运输。紧接着，劳动力也发生了转移。1945年以后，在郊区化发展过程中，人口大量地向郊区飞速聚集，人们兴建了6 500万栋房屋、4.8万个零售店和商业中心。商业场所及居民住宅分散化，起初是由于电力设施和电话线路的扩展，后来，收音机和电话传入新兴的郊区化社区成了主要影响因素。

在成千上万个社区之间组织整合商业活动的结果是：郊区迅猛发展，物流体系越来越复杂，导致在努力获取更大的垂直整合型规模经济效益时，各个行业为数不多的领军者将更加集中化的操控权握在手中。2008年7月，第二次工业革命达到顶峰并濒临崩溃，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已涨到每桶147美元。与此同时，少数巨型公司操控整个行业的现象也达到一个极限。三大能源公司（埃克森美孚、雪佛龙以及康菲）操控了美国国内大部分石油市场。我在前面曾经提及，AT&T和威瑞森通信公司占有通信行业64%的市场份额。联邦政府在2010年的一项公开研究结果中发现，在美国的绝大多数州，一家电力公司往往掌控着25%～50%的市场份额。从全国市场来看，5%的公司（699家中的38家）控制了全国发电量的40%。通用汽车、福特、克莱斯勒以及丰田这4家汽车公司共掌控了汽车市场60%的份额。新闻集团、谷歌、加内特、雅虎以及维亚康姆这5家新闻公司共掌控了美国新闻市场54%的份额。在游乐场、食品和娱乐业，查克芝士娱乐公司、戴夫和巴斯特娱乐公司、世嘉娱乐公司，以及南梦宫万代控股公司共掌控了96%的市场份额。在家电制造业领域，前四大公司，惠而浦、伊莱克斯、通用电气及LG电气，共掌控了90%的市场份额。相似的产业集聚模式同样遍布于美国经济的其他主要行业。

即便处于化石燃料时代末期的今天，石油产业仍是世界上产业集聚度最高的行业，之后是通信业、发电业及销售业。实际上，其他依赖化石燃料及通信技术的产业也都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这样才能构建充分的垂直整合模式，并依靠规模经济收回前期投资，因此，它们也被迫采取高度合理化管控程序，以此管理那些分散广布的经济活动。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4家控股公司中有3家都是石油公司，分别是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埃克森美孚以及英国石油。排在石油巨头之后的是十大银行，即摩根大通、高盛投资、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投资公司、花旗集团、德意志银行、瑞士信贷、巴克莱银行、瑞士联合银行以及富国银行，它们控制了将近60%的世界投资额。并且，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那样，排在这些金融投资机构之后的是500家国际贸易公司，它们的年度总收入达到22.5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全球GDP（62万亿美元）的1/3。同样，这些公司的存在也不可避免地依赖于化石燃料、全球通信以及世界电网。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可以通过如此少的机构，对这么多人的生活产生这般巨大的经济影响。

如此规模空前、难以想象的经济聚集现象并非偶然出现的，也不是人类贪得无厌的副产品。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地归罪于放松管制，或政治上的不称职，或更严重的政治勾结与支持，即使上述因素的确催生了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讲，经济聚集是通信/能源矩阵带来的后果，而矩阵本身恰恰构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石。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垂直整合型公司都是大规模生产最有效的途径，这有利于其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与流通。在集权式管理模式下，垂直整合型公司将供应链、生产过程、流通渠道进行整合，这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效率和生产率，降低了生产和流通的边际成本。最重要的是，它降低了消费者获取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促进了经济繁荣。虽然企业高层因投资回报增长而受益，但公平地讲，工业化国家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同样在改善，这是值得赞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