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协同共享：新经济模式的诞生(1)
资本主义时代正逐渐离我们远去，尽管这一进程并不迅速，但却是大势所趋。与此同时，一种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新型经济体制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Collaborative commons）。事实上，当前的混合经济中已蕴含资本主义市场和协同共享两种元素，两者既相辅相成，又存在不可避免的竞争。有时，两者能够通过互利的方式反哺自身。但更多的时候，其竞争的本质促使两者相互吞并或取代对方。
市场资本主义与协同共享两种经济模式之间的较量将是一场历时弥久的鏖战。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便对抗刚刚开始，拥有超过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体制已经力不从心，尽管它曾充分地表现了人类的本性，并且规定了日常生活中商务、社会和政治等包罗万象的社会框架。虽然我认为资本主义在未来50年左右的社会架构中仍将占有一席之地，但21世纪下半叶，它能否在经济体制中保持主导地位是极不确定的。关于经济模式的大转型，虽然在现阶段其迹象并不明显，但协同共享模式已进入攀升期。到2050年，协同共享很可能在全球大范围内成为主导性的经济体制。日益合理化、智能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将继续繁荣发展，并且在整合网络服务和解决方案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经济中强大的合伙人。而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体制将丧失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我很清楚，这个预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简直难以置信。资本主义体制不可或缺的理念深深扎根于人们的脑海中，就好像人们要靠空气呼吸一样。在过去几个世纪里，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根据自然法则做出了伟大的判断，但这次不同的是，经济体制不是自然现象，而是人类产物。在经济体制的演变中，资本主义的表现可圈可点。同历史上其他的经济体制相比，虽然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命期相对较短，但它给人类历史带来的深远影响（无论积极或消极）仅次于人类由狩猎社会过渡到农业社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的没落并非由“敌对势力”所致，资本主义大厦的门前没有蓄势待发的狼群摧城拔寨。恰恰相反，瓦解资本主义的正是昔日将其推向顶峰的运行理念。在资本主义内部架构中一直以来隐藏着一个矛盾，这一矛盾曾将资本主义推向了主导经济的地位，现在却加速了它的灭亡。
大势所趋：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
资本主义的宗旨是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入经济领域，人们所需物项以商品的形式在市场中交换。几乎所有日常所需都被纳入资本主义范畴，包括食物、饮用水、手工制品、社会关系、好创意、时间，甚至是决定我们是谁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它们都被定价并在市场上销售，而市场一直以来都是商品交换的特殊地点。今天，几乎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与商业交易相关。也就是说，市场定义了我们。
但矛盾也在于此，资本主义的运行逻辑是它的成功即意味着失败。且听我细细道来。
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富论》中指出，市场的运作模式同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如出一辙。在自然界中，任何作用力都对应着唯一的反作用力。同样，在自我调控的市场中，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如果消费者对商品或服务的需求增加，那么卖家的售价就会随之上涨；如果售价过高，需求则会减少，进而迫使卖家调低价格。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另一位早期代表，他同样借喻牛顿力学，提出经济活动本身是持续性的。与牛顿第一定律相似的是，萨伊认为经济活动一旦启动即持续运转，除非有外力产生反作用。他说道：“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它的自身价值就从这一刻开始全部作用于市场中的其他产品……一个新产品的诞生对其他产品的影响是即时性的。”下一代新古典主义学派的经济学家改良了萨伊的说法，认为新技术提高生产率，使卖家能够以更低的单价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大量供应的低价产品拉升了自身的需求，这个过程迫使竞争者研发新技术来提高生产率，从而以比对手更低的价格赢回更多的老客户或吸引到新客户。这个循环的运转同永动机的运转机制相似。新技术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低价意味着消费者可支配的资产更多，而这反过来将刺激卖家展开新一轮的竞争。
然而，以上情况也存在一个隐患：他们都是基于“市场是竞争的”这一假设。问题是，如果一个或几个卖家有能力一家独大从而消除竞争并建立垄断或寡头，那么卖家就可以使价格保持在高位，因为买家几乎没有替代方案，这种情况在交易中的商品或服务是必需品时尤为突出。此时，垄断者几乎没有必要研发新技术提高生产率、降低售价或维持竞争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已经对垄断者司空见惯了。
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新的市场参与者会不断涌现，他们将带来技术突破，提高生产率，降低垄断商品或服务替代品的售价，从而动摇垄断者在市场中的地位。
现在，我们用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假设可以得出一个有逻辑的结论：设想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它的运行逻辑经得起任何质疑，它的竞争过程可以带来“生产率极限”和经济学家所说的“最优公共福利”（optimum general welfare）。这就像一个游戏的残局：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终极技术诞生，将生产率提高到理论上的最高点，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新产品的生产成本接近于零。换言之，如果不考虑固定成本，则每生产一件额外产品的成本为零，这意味着产品几乎是免费的。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资本主义的血液（利润）就会枯竭。
在市场交换型经济中，利润是从差价中赚得的。例如，我是本书的作者，我把书卖给出版商，换得的是预付款和未来的版税收入。在读者拿到这本书之前，书的生产还要经过诸多环节，包括编审、排版、印刷、发行、经销和零售。参与流程的每一方都提高了交易价格，在原价格的基础上加入了足以使其获利的差价。
但写书和卖书的边际成本降低到接近于零时会发生什么呢？事实上，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定价定得很低，甚至绕过出版商、编辑、印刷公司、批发商、经销商和零售商，在互联网上免费发表。在这种情况下，营销和发行图书的成本接近于零。仅有的成本是写书所消耗的时间、购买计算机和接入互联网的支出。电子书创作和发行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
零边际成本现象已经破坏了出版业、传媒业和娱乐产业的旧格局，越来越多的信息以几乎零成本的方式提供给数十亿受众。今天，全球超过1/3的人口通过手机和计算机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生成自己的信息，并通过视频、音频、短信以接近零成本的方式在互联网世界分享。零边际成本革命的触角正在延伸到其他商业领域，例如可再生能源、3D打印和在线高等教育。现在已经有上百万的产消者（消费自己生产的商品）在全球范围内以接近零边际成本的方式制造绿色电力。据估计，全球有将近10万名业余爱好者采用3D打印技术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同时，600万学生正在参与慕课。近乎零边际成本的网络课程不但由世界知名教授授课，学生的学分还被大学认可。在这三个例子中，虽然前期成本相对较高，但都有增长指数曲线，就像过去几十年将计算机运算的边际成本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指数曲线一样。在未来二三十年里，各大洲和全球网络中的产消者将以近乎零边际成本的方式生产并共享绿色能源、商品和服务，并且通过在线虚拟课堂学习，进而将经济带入一个商品和服务几乎免费的时代。
这场零边际成本革命中的很多佼佼者认为，在近乎免费的商品或服务更加流行的同时，他们也会创造出其他利润可观的商品或服务，甚至可以帮助资本主义重整旗鼓。《连线》杂志（Wired）前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以世界上第一家一次性大众剃须刀生产商吉列公司为例，提醒我们免费赠品一直都被用来吸引潜在消费者购买其他商品。吉列公司历来免费赠送剃须刀，旨在吸引消费者购买适合该剃须刀的刀片。同样的道理，现在很多艺人允许上百万歌迷在网络上免费分享自己的音乐，目的就是希望能培养出忠诚的歌迷届时付费观看现场的演唱会。《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向数百万读者提供免费的预览版新闻，一定比例的读者会付费订阅以读取完整版的内容。从这个角度看，“免费”是构建付费用户基础的市场工具。
但是，渴望“一切都免费”的想法本身就是十分短视且幼稚的。随着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商品和服务转向近乎零边际成本甚至免费，资本主义市场将进一步萎缩至更加细化的市场领域，靠利润为生的企业只能倚仗高度专业化的商品和服务存活在经济体的边缘，且其用户群还在不断流失。
对近乎零边际成本经济模式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商业领域很多思想老旧的人无法想象商品或服务接近免费时经济的走向：如果利润枯竭，资产毫无意义，市场是多余的，那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
有些人已经提出这样的疑问。令他们欣慰的是，几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在很久之前就审视了这个问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 Heilbroner）和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都思考过引领资本主义前行的致命矛盾。他们都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在遥远的未来，新科技是否会让生产率足够高、价格足够低，最后导致零成本模式的出现。
奥斯卡·兰格（Oscar Lange）是20世纪早期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注意到了成熟资本主义体制下潜伏的谜题。因为，追求新技术以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价格从根本上会威胁到体制本身。在1933年经济大萧条的阵痛期，他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生产方式私有制能否无限期持续以促进经济增长？或者，科技发展到某一足够发达的阶段，是否会成为资本主义体制进步的桎梏？
兰格发现，当一个创业者完成技术创新，能够以低价提供商品或服务时，较之仍陷于传统生产方式的竞争者而言，创业者享有暂时性优势，而竞争者的早期投入则不可避免地贬值。竞争者迫于压力，也会研发出自己的技术创新作为回应，从而再次提高生产率并降低价格，如此循环周而复始。
但在成熟产业中，很多企业已经抢占了足够大的市场份额成为垄断或寡头，它们不遗余力地阻碍经济进步，竭尽所能地确保资本不因技术过时而贬值。兰格写道：“当维护已投入成本成为创业者首要关注问题时，那么经济进步的步伐一定会戛然而止，至少会大幅放缓……这种现象在垄断市场尤为明显。”
实力较强的产业领导者通常会尽力阻碍新竞争者的涌入和新技术的研发。通过放缓或停止新技术的研发，不但保护了先期投入资本的价值，而且阻碍了资本投入新的盈利领域，形成了一个正反馈回路。如果资本不能进入新的盈利领域，经济就会陷入长期停滞。
兰格用严肃的措辞描述资本家相互剥削的恶果：如果不能打击为保护先期投资而阻碍经济进步的做法，或者打击没有成效，那么资本主义体制的稳定性就会动摇，甚至崩塌。
阻碍经济进步的做法注定是失败的，因为新的创业者总会挤入体制内，探寻提高生产力并降低价格的技术创新，用更低的价格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得客户群。从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兰格提出的这一模式是循环往复的：不断提升生产率，进而不断降低成本和价格，挤压利润空间。
对于当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商品或服务近乎免费这一设想其实是带有一点儿预言色彩的。而早期的经济学家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保守的热情”。凯恩斯是20世纪备受尊重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至今仍在经济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930年，当数百万美国人认为1929年经济突然下行只是经济沉入谷底的“开篇”时，他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孙辈经济发展的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短文。
凯恩斯在文章中提到，新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提高生产率并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同时，生产商品和提供服务的人力消耗也大幅降低。凯恩斯发明了一个新术语，他告诉读者：“在未来，你会无数次听到这个词—‘技术性失业’，意思是指由于探索节省人力劳动方法的速度超过了新岗位的生成速度而造成的失业。”他还提到技术性失业在短期可能是种困扰，但长远来看它是件好事，因为“人们正在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凯恩斯认为：“我们很快将达到一个点（甚至比想象的更快），在这个点上，所有的经济需求都将得到满足，人们愿意把更多的精力投入非经济活动。”他很期待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中，近乎免费的商品或服务达到富余水平，人类得以从苦难和拜金主义中解脱出来，转而关注生活中的艺术，实现人性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