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明治维新

近代日本在“尊王攘夷”的战斗口号中迅速来到世人面前，这个口号的含义就是使日本不会受到外国的侮辱，使政治恢复到十世纪由天皇和将军“双重统治”之前的黄金时代。位于京都的天皇和他的朝廷是这其中最为积极的力量。当支持天皇的一派取得胜利的时候，在那些支持天皇重新主政日本的人心中就是日本令外国人屈辱，并把这些外国人全部赶出日本的时候；就是可以再次恢复到传统日本的生活方式，让那些所谓“改革派”在国内外事务上闭嘴的时候。一直备受猜忌的外样大名以其强大的力量成为了“倒幕”先锋，这些人希望以“复古王政”为名而取代德川幕府成为日本的统治者。而农民们则希望将自己收获的稻米多保留一些给自己因此也支持倒幕运动，但是他们却非常不喜欢“改革”。武士阶层只是出于能够保持自己俸禄的动机才上阵杀敌。商人们则希望复古派能够推行重商主义，但是他们也从没有对于限制贸易的封建制度有更多指责。

1868年，日本的倒幕运动取得胜利，复古王政成为现实，在日本历史上存在了很久的“双重统治”正式结束。若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评价当时的日本，最为保守的天皇获得了胜利，那么日本肯定会采取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可是出乎人们预料的是天皇的新政府从一开始就选择了相反的方针。在新政府成立之后不到一年，各蕃的大名所拥有的征税权就被取消。原本大名应该得到的收入全部收归政府。不过政府的剥夺并非是赤裸裸的，大名们还可以获得相当于他们原来正常收入的一半左右的俸禄，并且免去大名对武士及公共建设所应负担的费用。原有的武士像大名一样，同样从新政府中领取俸禄。在后来的五年中，政府又从法律上废除了显示等级之间并不平等的外观标志，这其中就包括了原本有着严格限制的服饰问题，政府甚至还下令“散发”[20]。所有的贱民都得到了解放；农民的土地不再禁止转让；各蕃之间原有的重重关卡被撤除；在幕府时代作为国教的佛教也失去了这样的地位……1876年，政府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以偿还期为五到十年的公债形式进行折算后一次发放给大名和武士[21]，其具体的数额则以德川时代每个人所领取的固定俸禄数为标准。这笔钱足够这些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人创办新式的企业开启新的生活。“这正是在德川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商业金融巨子和封建贵族进行特殊联盟的最终确立形式。”[22]

不过刚刚诞生的明治政府所实行的这些有深远意义的重大改革，在当时是非常不得人心的。比起这些令人吃惊的改革措施，当时的日本人更关心1871年到1873年日本对于朝鲜的侵略（“征韩”）计划。但是，明治政府对于自己的改革方针没有任何动摇和妥协，反而十分干脆地否决了对朝鲜进行侵略的计划。总而言之，这个新政府所采取的各种政策都与当初支持天皇并帮助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的人们所希望的有着尖锐的对立。所以到了1877年，著名的西乡隆盛，这个曾经坚定支持天皇的而今的政府对立派领导者，带领对立派发动了大规模的反政府叛乱。西乡隆盛其实正是尊王派希望完整维持日本封建制度的最大代表，但是明治政府在“复古王政”获得成功之后的第一年就与尊王派的愿望背道而驰。政府用一支由平民组成的义勇军，将西乡隆盛的士族军队击溃。我们由此能够看出，明治天皇的革新在当时引起了国内多么强烈的不满。

不仅士族对于新政府不满，农民也有着一样强烈的不满。在明治天皇当政的最初十年里，也就是1868年到1878年之间，农民起义多达190次。1877年以后，明治新政府才开始缓慢地减轻农民重税的政策，所以，在农民阶级眼里，新政府根本就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无足轻重。对于政府兴建学校、进行征兵、丈量土地、散发令、让贱民获得平等、极端限制佛教、改用阳历等等政策，农民都持反对态度，所有被农民认为是改变他们生活方式的措施统统都被农民否定。

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在支持新政府这些如此激烈又得不到人心响应的改革呢？就是那些在封建时代就已经形成“特殊联盟”的商人阶级和下层武士组成的集团。这些武士在封建时代往往管理着大名的垄断企业，如矿山、纺织、造纸等等，他们是大名的心腹家臣，在政治手段上也得到了磨练；而商人则通过购买手段获得了武士的身份，并将许多生产技术的知识在下层武士中进行了普及。由武士和商人组成的联盟很快就把对自己充满信心又有干练之才的人推上了新日本的前台，成为明治政府的智囊，为政府出谋划策贯彻实施。但是令我们值得追问的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出身，而是这些人为什么有着这样精明能干敢于实践的魄力。回顾一下日本的历史，十九世纪后半叶，刚刚结束封建统治的日本，并不比现在的泰国更有朝气，它的国力十分衰弱，可是为什么能够出现这样一批洞察时势的领导人？要知道明治维新所取得的成绩是需要极其高明的政治手腕和敢于排除阻碍、大胆尝试的大事业，这甚至在任何民族中都未曾出现过。我们认为，之所以有这样一批有卓越能力的领导人，不管是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长处还是短处，都是由传统日本人所具备的民族特质而来的。本书希望探讨的问题，正是研究日本民族的特性在过去是什么样，在现在又是什么样。我们在此，只能简单地介绍一下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是怎样完成维新伟业的。

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根本没有意识形态革命的概念，他们从不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这种革命，而只是把这项伟业当做一项事业。他们没有消灭什么东西的想法，其心中的目标只是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强国。他们没有有意地对众人崇拜的东西进行破坏，封建制度及其体系没有被指为一无是处，也没有出现剥夺封建统治阶级财产的极端情况，反而用优厚的俸禄劝诱这些阶级，让他们支持新政府。在处理完急需解决的问题之后，明治的政治家又着手改善了农民的境遇。之所以在十年之后才进行这样的措施，完全不是因为从阶级立场上拒绝农民阶级的要求，更多的是因为明治初期衰弱的国力让他们无暇解决这样的问题。

没有阶级革命概念的明治政治家，出人意料地拒绝废除所有等级制的思想。“复古王政”之后，天皇的地位登峰造极，依然是绝对权威的等级制。不过他们废除了将军的职位，让原本复杂的等级制得到了简化。之后又废除了藩国，也从而消除了效忠于藩国主君还是效忠国家的矛盾。所有这些变化，都没有将日本人最为熟悉的等级制习惯否定，只不过塑造了一个全新含义的等级制。这些新的领导人被称为“阁下”，他们为了把自己的政治目标推向国民，甚至进一步让中央集权。他们有时给民众施加压力有时则给予恩惠，交替使用，恩威并施，总之要让自己的政治目的最终实现。这其中，当这些政治家们推行改用太阳历，建立公共学校以及废除对秽多等贱民的不平等待遇时遭到了公共舆论的强烈抨击，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打算迎合舆论的想法。

1889年由明治天皇所颁布施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可谓是明治政治家在推行自己政治纲领时给予人民的恩惠。它规定了人民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并且组成了议会。这部宪法是这些政治家们批判研究了西方各国宪法之后，精心拟定的。但是，他们也同样“准备了所有能够想到的措施，防止人民对于政治理想的干涉和舆论的侵扰”[23]，起草宪法的机构[24]是天皇宫内省的一个局，所以这让宪法有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明治的政治家们对于自己的目的有着十分清楚的认识。1880年，参与宪法起草的伊藤博文公爵派遣木户（孝允）[25]侯爵出访英国，希望将当前日本遇到的问题，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26]进行沟通，听取他的意见。在一番长谈之后，斯宾塞把自己的意见写了出来并寄致伊藤博文。其中在关于等级制的问题上，斯宾塞写道：传统的日本习俗为日本准备了一个难以媲美的、得惠全民的基础，这需要加以维护和培育。斯宾塞说，传统中所培养的对长辈的义务，特别是对于天皇的义务，这是日本应该珍视的一大优点。日本的前进一定会在“长辈”们的领导下进行，这会让日本克服那些以个人主义为信仰的国家难以避免的很多困难。斯宾塞的这封信让明治的政治家对于自己的信念更加有信心，他们十分满意这一点。他们竭尽全力地让日本在现代世界中继续保持“各得其所”的传统和优势。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彻底丢弃等级制习惯。

明治时期的政治家在政治、宗教或经济等等各个方面都在努力维系着日本传统的“各得其所”的义务。这与西方的诸如美国、英国的方式完全不同，以至于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这个很多事实根源的要点。因为这种强有力的上层领导，日本人就不必被公众舆论所左右。在日本的上层人物中，其实并没有像西方那样选举产生的人物。平民百姓对于这个掌握日本发展方向的阶层是毫无发言权的。1940年的时候，政府的最高层人员都是可以随时去“谒见”天皇的重臣或者天皇的顾问以及由天皇亲自任命的官员——包括阁僚、府县知事、法官，各局长官等其他高官。而真正由民选选出的官员是不可能有这种待遇的。那些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在对于内阁成员或者大藏省、运输省局长的遴选和任命上根本没有什么发言权。虽然众议院可以反映国民的意见，并有权质询或批评政府高层的特权，但他们无法决定这些人的任命，以及政府的决策或预算等，对于创制法律也同样没有决定性的作用。不仅如此不是由选举产生的贵族院也会对众议院进行许多制约，贵族院的议员有一半左右是传统贵族，此外还有天皇指定的成员，他们约占总成员的四分之一。而贵族院和众议院几乎有着同等法律批准权，这再次反映了日本的等级性社会。

通过这样的习惯，日本的政府高级职位基本上能保证被“阁下”们所掌握。不过，要是认为日本的等级制政治体制下缺乏自治，那就错了。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的上层权力总是显得过于强大而影响到了下层的地方自治权。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亚洲国家毫无民主，其区别只是在于他们的民主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像传统中国一样，日本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也是以五到十户为最小的政治单位，这在后来称为“邻组”[27]。“邻组”中的各种事务由组长负责，以保证各成员行为端正，如果发现成员有什么可疑的行为，则必须做出报告，如果遇到逃犯在本组的范围之内则要把犯人交给政府。在明治维新最初的时候，日本一度把这样的制度废除，不过后来还是重新恢复了“邻组”。明治的政治领导者在市镇和农村中都培植“邻组”，不过相比较起城市，“部落”在今日的日本农村中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部落并不属于正式的行政单位，但是没有废除。它不受国家权力干涉。一般一个部落由十五户左右的农民家庭组成，是农村秩序的维持者，而部落长每年更换。部落长要完成的事情包括“要把属于部落的财产保护盒管理好；当部落遇到丧葬或者受灾的时候部落长要监督或给予援助；负责成员的耕作、盖房或者修路等事务的合适日程安排，如果出现火灾，部落长负责振铃作为火警；如果是休息日，也要部落长来振铃以示通告”。[28]但是他们不负责代征国家赋税，这与其他亚洲国家不一样。所以，日本的部落长不会把自己置于政府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位上，他们所起的作用正是民主责任范围内的。

市、町、村是近代日本正式的行政机构，负责辖区事务的是通过公选而选举出的“长者”们共同认可的一位领导，他将负责本地区的事务，并主持中央政府或者府县公署布置下来的任务。在村一级，这样的职位一般是由一位长者和拥有土地的农民家族中的成员来共同担任，后者往往是名义上的村长。虽然村长的一些经济利益会有所损失，不过却十分有权势。因为村里所有的财政、公共卫生、学校以及财产登记和个人情况都是在村长和长者共同负责下进行管理的。村公所一般都非常繁忙，国家发放的小学教育补助需要由村公所来主持和管理，本村需要上缴的远超过国家补助的教育开销经费也是在村公所的监督下进行开支，村公所负责村里所有共有财产及其租贷，改良土地和植树造林的管理，各种财产买卖也需要在村公所登记之后才是合法的。包括村民的住址、婚嫁、人口添丁、过继和收养、有无前科等相关个人资料都需要在村公所及时地登记。而每户家庭，对于同样的材料也需要保管一份。无论个人有什么变动，去什么地方，他的个人信息都会由该地报送其原籍所在的村公所登记入册。当这个人申请就业或因为触犯法律接受审判时，也必须从他所在的原籍市、町、村公所获得其本人材料的副本以证明自己的身份。正是因为这样，每个人都不会轻易冒险让自己或自己的家庭在籍册里出现不良记录。

对于市、町、村这些行政单位来说，其责任巨大，而且形成了一种共同的责任。虽然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已经出现了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分的全国性政党，但是日本的地方行政仍然与传统形式没有太大差别，“长者”或者村长仍然是村镇的负责人，为共同体服务。但是，地方行政对于本地的法官、警察和教师三个方面没有自己的自治权。需要注意的是，当百姓之间发生了民事纠纷，一般的解决方式就是调停或仲裁，因此法院对于地方行政的影响非常小。警察的作用大一些，若是出现集会，警察们总要在现场。除此之外警察更主要的任务是对居民身份和财产的记录。日本政府会在一段时间内把警官从其负责的地方调离，这样做是为了保证他不和当地人发生联系，一直处在局外人的地位。至于教师也常有类似的调动。政府对于学校有十分严密的各种规定，同日之内，每个学校都会用同样的教科书学习同样的东西，在同一时间，同样的伴奏之下，做同样的广播早操。

对比一下美国，日本的政府机构与之大相径庭。在美国，国家权力由全民普选出来的人来执行，包括最高的行政权和立法权，而地方管理则是地方政府和警察、法院互相配合共同执行。而日本的政府机构与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非常相似。例如，荷兰的法律起草就是由女王的内阁负责而不是国会。各地方负责人也是由女王任免，也就是说荷兰女王至少在形式上有着广泛的权力，包括对于地方事务的管理，这种权力似乎比1940年以前的日本还要广泛。虽然事实上女王对于地方的提名基本上没有相左的意见，可是必须在女王任命之后，地方官行使权力才是合法的，荷兰的警察和法院也如此。不同的是对于学校的管理，在荷兰，自由创办学校的权力赋予了每个宗教团体。日本的学校管理基本上同于法国。

虽然日本的政治制度似乎与西欧一些国家有相似性，但其真正的差异在于日本政府的职能上。日本人对于“各得其所”有着长时间的认同，所以日本的政治往往是靠自己从传统中孕育的道德体系和礼仪来进行。当出身特别的有能力的才俊们担任政府高官的时候，可以预计，这些贵族只要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而没有出格的劣行，那么他们在日本社会中的特权就会得到民众的尊重。这不是出于这些政治家的政策都是民众所拥护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在日本，越界就是错误。对于政府的最高层人员来说，“民众的舆论”根本不可能影响他们的决策，他们希望看到的只是国民支持自己的决策。如果中央政府越过权限而干涉地方事务，日本民众也多数会尊重中央政府。这与美国的形式正好相反，美国人觉得作为国家的政府不应该在各种地方政务上插手，但是日本人绝不这样想，对他们来说，国家的地位是神圣的。

日本政府同样做到了“适得其所”，他们非常注意在国民等级范围内承认国民意志。一些范围内的公众舆论领域，日本政府甚至是努力恳求民众的同意。例如，为了振兴日本的农业生产，日本官员在对传统农耕法进行改革时，便像一个民主国家一样，绝对不会使用手中的权力来强迫农民接受这种改革。在日本决定建立国家担保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及农民供销合作社时，日本政府的官员经过了多次与地方名流的交谈，并且听从了他们的建议。这是等级制要求的各行其责所决定的，政府不能侵犯民众等级范围内的事务自由。也就是说，日本人希望实现的是，将权力分别适当地分配给不同的阶级并将各自的权力使用范围规定清楚。比起西方，日本人更为尊重自己的“上级”，而“上级”也因此获得了更大的行动自由，并且是严守自己本分的自由。日本人普遍认定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遵守本分。”

更为让人惊奇的是，明治的政治家对于宗教领域中的离奇制度。他们在没有超出自己阶级权限的范围内，塑造了一种能够象征民族统一和本民族优越性的特殊宗教，除此之外，民众可以有自己不同的信仰。日本政府的这种特殊宗教就是神道教。这成了民族的象征，受到了特殊的尊敬。日本人并不承认神道是一种宗教。因此，虽然日本政府要求所有国民都信奉国家神道，但在日本人眼中，这并不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专制，并不违反像西方国家那样总是强调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这就如同美国人尊敬国旗并向星条旗敬礼一样，它代表的只是一种对国家的忠诚。既然神道不是宗教，日本便可以在学校中开设有关神道的课程而不会受到像西方一样的非难。在学校里，日本的历史渐渐为国家神道的历史所代替，天皇正是神道中“永远的统治者”观念的最好崇拜对象。与美国不同的地方是，国家神道是由国家支持和管理的，而美国则是由个人意愿主导政府对宗教信仰采取自由态度。在日本除了神道之外的如佛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不会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无论他们是什么教派，或是祭祀等礼仪和风俗，日本政府从来不会干预。在具体管理方面，神道与其他宗教也不一样，行政上和财政上的管理维持都是截然不同的：国家神道由内务省神祗局进行管理，其所有的费用，如祭司人员、祭祀仪式及神社的维系运营费用都是从国库中支取；其他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的各派别或者其他宗教则全部由文部省宗教局负责管理和监督，他们的开支费用也是在教徒自愿捐赠支持下才实现的。

如果根据日本对于神道的信仰就认为国家神道是一个巨大规模的“国教会”，虽然不会让日本人心服，但起码也可以说国家神道是日本的一个“庞大机关”。要知道，在日本全国大约有超过十一万座的神社遍布四处，既有如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也有一些只是在特别祭典时祭祀神官（相当于祭司、法师或者住持）才想起来需要清扫一下的小神社。主管神社事务的神官像他们的政府一样，是一种全国性的等级制体系。神祗官从最高层的“阁下”一直到最低层，无论各郡、市、府、县，层级都十分分明。与其说他们是在引导民众祭祀，倒不如说他们是在替民众执行祭祀的仪式。这也与我们到教堂礼拜完全不同。国家神道毕竟不是单纯的宗教，它不进行教义宣讲，这是在日本的法律中明文规定的，因此神道并没有我们所熟悉的类似礼拜仪式之类。代替礼拜仪式的的是町、村等各级代表在频繁的祭祀活动中到神社进行的参拜。参拜之时，主持的神官用一根扎着麻绳和纸条的“币帛”，在参拜者头上挥来挥去，为他们进行祛邪。之后，神官会打开神龛的内门，用尖锐的声音呼叫，以召唤众神降临，享用供品。神官进行祈祷，而前去参拜的人们则根据不同的身份有秩序地排列起来，将一根自古以来都被视为神圣的、带有细长纸条的小树枝毕恭毕敬地供上。之后，神官会再次用尖锐的声音喊叫，完成送回众神的工作，然后将神龛的内门关闭。遇到大祭祀日，天皇也会亲自为国民致祭祈福，在这样的日子里，政府通常都是放假休息的。这样的祭祀日不同于地方神社的祭祀或者佛教的祭祀，它不是一般群众可以参与的祭祀活动，因为这被认为属于非国家神道的范畴之内。

除了国家神道举行的大祭祀日，其余的参拜神社活动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政府不会随意干涉。在这些活动中，日本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意参加不同教派进行的祭祀活动。其中，尤以佛教的活动最为活跃。直到现在，日本的大多数国民仍然是佛教信徒，并且形成了佛教中各种不同的宗派和不同教义及各自认可的开山祖师。当然，在神道教的范围之内，除了国家神道之外还有其他神道教派。这些教派甚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日本政府还没有推行国家主义的时候，成为保护国家主义的壁垒。另外一些教派则将自己的作用发挥在了精神治疗方面，并且被比作“基督教科学”。日本的民众信仰多种多样，除了这些神道或佛教信仰之外，还有很多人对于儒家宗旨非常认同，与之相反的则是另外的一些人则专门从事一些显示神灵显圣或者参拜圣山神社的活动。至于平民百姓的祭祀节日，如前所说，大多数与国家神道没有什么关系。每当到这种节日的时候，人们会涌到神社，进行漱口祛邪的仪式，其中包括拽绳、打铃、击掌，让神灵降临。然后恭敬地行礼，行完礼之后再来拽绳、打铃、击掌，将神灵送回神位。完成这些，只是祭祀日活动的一个开始，之后他们会离开神社，去神社的院子里或街上购买一些珍品玩物，或者看相扑比赛、祓术以及包括小丑插科打诨逗笑的神乐舞。一位英国人，在日本居住并遇到这些祭祀节日时，说自己总要想起威廉·布雷克的一节诗[29]：

假若教堂能够赐给我们几杯啤酒，

以及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温暖的欢乐之火。

那么，我们会终日祈祷唱诗，

而不会想到背叛自己的信仰。

与西方往往对宗教感到严峻不同，除了极少数终生为宗教信仰献身的人之外，日本人并不会对宗教有一种畏惧感。很多日本人还非常喜欢跋山涉水地到深山中的寺院去参拜，如果换一种角度，这倒是一种愉快休假的方式。

在明治时代，日本人将国家在政治中的权力范围和国家神道在宗教中的职能范围划分得很清楚。除此之外的政治生活或者宗教信仰方面的领域，人民是相对自由的，只有那些被认为关系到国家利益的事，等级制体系下的高官们才会出面进行强势控制。

在日本建设现代陆海军时，他们也遇到了如何处理等级制的问题。旧的等级制已经不再适合日本社会，因此军队中与其他领域一样，废除了旧的等级制，相比较民众阶层，军队中的这种废除更为彻底。虽然他们保留了一些旧习，不过军队中已经完全不存在旧的等级制了，甚至连以往传统的日本敬语也被废除。军人的晋升与家庭出身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密切，其中更突出了个人能力的作用，这在日本是非常少见的事情。也因为如此，日本军队在民众心目中有着非常高的声誉。新军队因此能够赢得民众的忠实支持。更为有利的是，军队中排、连级单位的士兵大多来自同一地区，彼此之间家离得很近，因此士兵与地方都会有天然的联系。军人之间，军官和士兵、老兵和新兵也建立了牢固的关系，这些关系取代了传统上武士与农民、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这使得军队比日本社会其他方面更能起到推动民主进程的作用，也使得这支军队在很多方面能够反映人民的利益。以往我们会认为军队是一种国家工具，其作用之一就是维持当下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可是日本军队并非如此，他们对于小农阶级有着诚恳的同情，甚至因为这一点而使得军队对一些新兴的大金融资本家或企业家提出了抗议。

军队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对于这一情况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或许并不是日本政治家希望看到的，他们并不希望没有传统等级制限制的军队成为日本等级制社会中居于最高地位的代表。因此，明治的政治家们制定了不少措施达到他们的目的。虽然在权威的宪法中并没有这些措施，但是它却在日本军部首脑们脑海中形成了一种惯例，即军队不干涉政府行为而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于是就出现了日本军部可以绕开政府单独行事的局面。例如，日本的陆海军大臣便与外务省及内政各省大臣不同，他们可以直接进谒天皇，在很多事情上能以天皇的名义推行自己的措施，而不必向文官内阁成员做出通报或协商。这种局面到后来演变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日本军部甚至可以阻止对自己不利的内阁成立，他们采取的办法就是拒绝放行入阁的陆海军将领。如果内阁之中没有高级军官担任陆海军大臣一职，那么内阁就不能组建，这个事关重大的职位是必须由真正的军人来担任的。因此，当内阁的一些行动引起了军部不满时，军部只要把他们在内阁中的代表召回就足以让内阁解体。军部的人不允许并且他们也能够做到不让外人干涉他们的最高决策阶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外务省保证不会占领中国东北的情况下，关东军却依然熟视无睹，武装占领了满洲的原因，因为军部首脑在内阁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做出决策时，选择支持当地司令官，日本军部使用了自己的特权，这个特权就像政府不希望军部干涉自己一样，军部同样不希望受到任何人干涉。凡是关乎等级特权的方面，日本人敢承担所有后果，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是支持该项政策的，只是在面对特权和等级的时候，日本人不会逾越界限做出反抗。

日本的工业发展也是由明治新政府的高层特权人士主导的，这与任何西方国家都有着不同的地方。他们安排了所有发展步骤，制定出具有特色的准则，不仅有完善的计划，而且政府亲自创办企业并用国家财政补贴他们认为对国家事业实现有所帮助的企业。在这些企业中，组织和管理都是政府官僚。他们也会聘请外国技术专家和派出人员到国外学习。一旦这些企业走上正轨，即他们所说的“已经有了完备的组织和发达的业务”时，这些企业就会被政府卖给私人。以“令人吃惊的低廉价格”，[30]出售给经过政府甄选的金融巨子们，其中三井和三菱是最为著名的两家。日本的政治家一直有一个看法，他们认为这些事关整个民族兴衰的工业的发展是不能相信市场法则和自由企业的。但这与有着近似观点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不相同，主持这些企业的财团就是在日本模式下获得巨大利益。总的来看，日本的模式最终实现了以最小可能的失败为国家建立了发展过程中最为需要的企业。

日本把“资本主义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成型的出发点和顺序”[31]进行了修改。它的工业发展并不像西方资本主义那样由生产消费品和轻工业开始，它在最初便着手于对国家有着关键作用的重工业发展。日本把发展的优先权交给了兵工厂、造船厂、炼钢厂、铁路交通建设等等，在很短时间内便实现了高水平的技术并具备高效率。当然，私人的财阀集团并没有主宰全部的这些工业，日本政府人员仍然掌握着规模庞大的军工企业，通过特别的国家财政补贴保持这些企业在市场中的优势。

日本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中，是没有安排小工商业者和非政府经营者的“应有地位”的。获得支持的财阀集团都是国家主持或者得到国家信任的大商人，他们享有一些政治特权，被允许涉足工业发展的特权领域。就像日本在生活领域中一样，特权并没有垄断产业界的全部，除了享有政府特别对待的大企业领域之外，日本还存在着很多产业界的自由领域。这就是所谓的“剩余产业”，这些产业用最少的资本，最大限度地使用日本廉价的劳动力来进行生产和经营。即使缺乏一些先进的现代技术，这些小企业仍然能够生存，并且直到现在仍然存在。这与美国人称为的“家庭血汗工厂”有些类似。这些小企业的生产模式基本上是：先由一个小本制造商把生产原料买进，然后他把这些原料贷给下级的家庭工厂或者只有四五个工人的小工厂进行加工，等下级小工厂完成加工之后，制造商再将这些产品回收，然后重新交给小工厂原料，进行新的加工和回收，几经此过程之后，制造商便将这些产品出售给一般商人或者出口商。据一些统计数字显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约有超过百分之五十三的工人就是在这些规模极小的小工厂或家庭工厂里进行工作的。[32]这些工人大多都是在“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中完成其职业生涯的，受到了类似家长式的学徒制庇护，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包括大城市的很多家庭里，一个身背婴儿的母亲手中还在熟练地进行着一些计件的零活儿。

与政治、宗教领域中一样，在日本的生活方式中，工业的特权和自由双重性对于日本实现国家战略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就好像日本的政治家特意在工业和经济领域中建立了一个在日本其他领域中都存在的、规范的等级制，他们似乎在专门塑造财界贵族。政府先创办几个战略性企业，然后专门挑选一些影响力巨大的商人家族，将其培植成在商界等级制中处于特殊地位的贵族，也有意让经济领域里的各个阶层都有属于自己的“合适地位”。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打算抑制这些商界寡头，并且通过一些保护政策加强与他们之间的联系，即让这些寡头获得利润，保证他们有很好的社会地位。但是传统日本对金钱及利润和商人阶级都不是很积极的，这些富可敌国的财界贵族很难避免被一般民众谴责和攻击，只有政府在根据所有日本人认同的等级制观念继续扶植和保护这些从来没有过的贵族。政府的努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军队中那些与下层民众有着密切关系的少壮派军官以及在这项扶植中完全得不到好处的农民阶级对于这些财阀贵族进行了激烈攻击。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攻击对象并非有着光荣传统的大财阀，而是一些新近的“成金”[33]大户。所谓“成金”，通常译作“暴发户”（nouveau riche），不过“nouveau riche”这个词并不能完全表达日本人的情感。“nouveau riche”在美国人认为的含义中是“新来者”（newcomers）的意思。这些“暴发户”因为自己没有社交的气质和修养而被人们嘲讽。但是，他们却有令人吃惊的累积财富的本事。或许他们只是从一间破烂的小木屋中起家，从最初的鞍前马后开始，最后却成为资财亿万的石油巨子。“成金”来自日本的将棋游戏，意思是由一个小步卒一下子变成了女王。它如同“名士”一样，横冲直撞，神气十足，不过这并不符合日本等级制的习惯。所以在普通人眼中，这些暴发户是通过令人不齿的诈骗或剥削才致富的，他们对于暴发户极尽指责。对比一下美国，我们对于“白手起家者”是什么样的态度？两者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因此，在等级制的日本社会中，巨富是可以存在的，而且政府会对这些巨富大力扶持，授予他们在经济等级制中应有的地位，并与之进行密切合作。但是，如果本身并不属于经济界的特权阶层而创造出了巨大的财富，那么日本的公共舆论就会毫不客气地质疑其成功之道。

总之，日本人对世界秩序的构筑绝对不会忘记等级制。人们的年龄、辈分、性别和所属阶级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关系及其应有的行为。无论是政治、宗教、军队还是产业等各个领域，等级制划分都是十分周到的，不管你是等级制中的高层人物还是底层人物，只要做出了不得体的行为，就必然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只有人人做到了各守本分，人们才会平和安宁地生活下去，同时他们才是安全的。等级制才是日本人的信仰，有等级的区别在日本人看来是合理的。这就像美国人对平等与自由的信仰一样。

不过，日本人却要将自己信仰的这种“安全”保证推向世界，这必然要遭到惩罚。等级制在日本国内完全没有问题，它与日本民众的思想十分吻合，因为这是日本在自己的环境下经过历史沉淀所选择的最为适合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在这个日本人认为的由等级制主宰的世界里，他们的野心也正是等级制一点一点塑造出来的。只是，等级制本身是不能被输出的思想。日本的很多主张，在其他国家看来，大言不惭，狂妄之极，这让人反感和愤怒。当骨子里沁润着等级制思想的日军官兵发现占领国居民们对他们根本不欢迎时，是十分不能理解的。日本来到这里不正是在一个新秩序里让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地位”吗？虽然这个地位可能不高，但好歹没有被排除在整个等级制之外，还是有一个地位的嘛；对于那些“贱民”如“秽多”来说，只要被纳入等级制，不也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一件事吗？在侵略中国之时，日本军部曾经拍摄了多部以中国热爱日本为主题的战争影片，情节中有不少原本痛苦绝望、沦落风尘的中国姑娘，因为日本士兵或工程师的到来而相爱最后获得了幸福的故事。相比较起纳粹德国赤裸裸的征服论，日本的宣传确实与之存在着很大不同，但是，日本与德国一样，同样还是失败。

日本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自己能够用要求日本人的标准来要求其他国家和人民。事实并不是这样。日本人并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会接受这些日本人自己心甘情愿去遵守的“各得其所”的道德观的。其他国家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观。等级制只是日本的产品，日本人会把等级制之下的所有一切视为当然，因此日本的学者们对于日本人都很熟悉的伦理体系没有更多论述。可是作为我们，必须首先将日本的伦理体系进行研究和描述，否则无法真正了解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