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报恩：不容回避的人生主题

所谓“恩”，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欠他人的情，这是需要偿还的，也就是“报恩”。日本的“报恩”与“恩”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这一点在西方的伦理学中是混在一起的，英语中一般用如obligation（义务、恩义）与duty（义务、任务）之类中性词来表示。这让日本人觉得不能理解，就好像我们不能理解经济债务中没有区分“借款方”和“贷款方”一样。在日本人看来，如果称得上“恩”，在接受之后，就是一生的债务；“报答恩情”应该是积极的，无时不刻地偿还这样的恩情，用一系列不同的概念充实“报恩”的内容。知恩不报是不道德的，而报恩的行为则是令人提倡的好德行，就是美德的开始。

让美国人理解日本人的这种道德观念，最容易的角度就是把它看做一种经济行为，看到如果不偿恩情会有什么后果。在商业行为中我们遇到了不能按照合同履行义务，甚至是故意想方设法不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时，我们是绝对无法容忍的。如果你欠了银行的钱，那就不能不去偿还，而且是必须履行偿还债务的义务。作为一个债务人不但要还上本金，还要把利息还上。但我们对国家、对家庭并没有这样的看法。我们总把爱看成一种不被强制、自由赋予和高尚的一种感情。对国家的爱也就意味着国家利益是我们眼中最高的东西。我们并没有像日本人那种一出生就在身上背负着巨大债务的基本观念。我们会同情和援助生活贫困的双亲抚养好孩子，不会打自己的妻子。不过对待这些，是不会像金钱债务那样一清二白，斤斤计较的，我们也没有从中必须得到的回报。但我们却觉得日本人对待这些事情就像在这些事情背后有一种像美国人对待金钱债务一样强大的约束力。日本人的这种对“爱”或者“恩”的观念时刻都存在，他们不仅只是在一些如宣战或家庭出现重大变故的紧要关头才会体现出这种观念，而是像纽约的市民总是害怕抵押、华尔街的资本家在自己卖空脱手后总是盯着行情是否上涨一样，无时无刻不存在。

日本人还将“恩”分为几种不同范畴：一种是无限的，无论是“数量”上（有多的大恩就报多大的恩）还是持续时间上都永存的“恩”；另一种是“数量”上相等并且应该在一定时间内将恩情还清的。无限的恩，也就是日本人所谓的“义务”，是他们认为的那种“无以为报”的恩情，这种恩情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就是“孝”，另一类是对于天皇的恩赐，也就是“忠”。孝和忠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是每个日本人必须应尽的义务。就像日本的初等教育被称为“义务教育”一样，义务这个词太恰当了，因为这是必须完成的事。

虽然一生中的偶然情况或许能改变一些义务中的细节，但总的来说义务是自出生以后就被决定的并且任何偶然情况也无法让义务有本质性改变的东西。下面，我们列一个简表看一看日本人一生中有哪些无法逃避的义务：

一、日本人在一生中能够接收到的恩惠：

天皇所赐的皇恩。

父母的养育之恩。

主人的知遇之恩。

师长的教诲培育之恩。

在人生中所接受的各种帮助之恩。

说明：所有对自己有恩的人都被视为是自己的“恩人”。

二、受恩之后自己应尽的义务：

义务的产生是因为受恩之人自己的主动报恩行为产生的。

A.无法通过时间或数量来偿还的无限的“义务”。

对天皇、法律、国家尽忠的义务。

对双亲、祖先尽孝的义务。

对自己的工作尽责的义务。

B.可以通过时间或数量来衡量的有限的“义务”。

（一）社会中应尽的情义

对主君应尽的义务

对亲戚应尽的义务

对他人应尽的义务——比如偿还从他人所借的金钱，回报他人的好意，感谢他人在工作上的帮助等。

对特殊亲戚（如伯父母、叔父母、表兄妹、堂兄妹等）的义务——此处的义务并非因为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恩”情，而是因为有着共同的祖先，所以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

（二）对自己名声的义务

如果受到了侮辱或失败，那么需要履行“洗刷”污名的义务，也就是报仇或复仇的义务。

从不怀疑自己（专业上）失败和无知的义务。

遵守礼节的义务。

日本人一生中所受的恩惠和受恩之后的报恩义务是需要无条件而必须完成的，也因此它们在日本人的人生中成为了绝对性的东西，这也是与如中国那样对国家的义务和孝道所不同的地方。自从七世纪开始，日本大量引进了来自中国的各种伦理观念，如日语中“忠”、“孝”都是汉文。不过，与日本人相比，中国人对于道德的态度并不像日本人那样绝对无条件。中国对于忠孝都是在一定前提下进行的，因为忠孝之上还有“仁”，这是中国人最高的道德，英语通常用“benevolence”（慈善、博爱）来表示，不过，“仁”的内涵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内容。对于子女，父母应该有“仁”。任何地位较高的人如果不“仁”，那么地位比他低的人就有理由反对他。所以，忠义需要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仁”。能够成为尊贵的皇帝，其前提就是因为他对臣民施行仁政。皇帝手下的各种官员也是如此，需要遵循“仁”的道德标准而行事。在中国，“仁”就是衡量和评价所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试金石。

对于中国人的这个前提，日本人从来没有接受。日本著名的学者朝河贯一在论述中日两国在封建社会中的差异时曾经设计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对于‘仁’的信仰显然与日本对于天皇的信仰彼此不容，因此，虽然这是一套完整的学术理论，但日本从来都无法照搬”。[39]其实，日本的伦理体系是把“仁”排斥在外的，与“仁”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情况完全不同。“仁”在日语中仍然用汉字表示，其读音是“jin”，施行仁义或仁政，并不是日本人具有强制性的道德。被日本人排除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仁”从而不像忠孝一样是日本人必须遵行的道德行为，“仁”具有了“强制性以外之事”的内容。比如进行慈善事业的捐款、赦免犯人等等，这显然只是分外之事，没有不得不做的意思。

还有一种“强制性范围之外”的内容体现，即是地痞流氓黑社会之间所遵循的的道德标准，这也被看做是“仁”的一种。比如在德川幕府时代，如果一个职业杀手因为仇敌追杀而向并非自己集团的同行请求保护，后者为了避免前者的仇敌危及杀手的生命，便会答应这个可能是素不相识的人的请求，将他藏起来，这种“见义勇为”的行为就被认为是一种“行仁义”。现在的日本，“行仁义”被演化得更加低贱，通常在讨论惩罚某些人的不良行为时被使用。比如，日本的报纸写道：“那些下等劳工到了现在还在行什么仁义。对于这样的行为，应该严加惩处。警察要取缔他们，不让他们举行这些到现在还在日本各个角落盛行的仁义。”这里的“仁义”其实指的是黑社会中所谓“盗亦有道”的道德标准。总之，在中国有着崇高道德位置的“仁”，在日本已经难以附加地被贬抑，不再是道德的至高点。[40]日本人虽然篡改并贬抑了中国体系中地位最为崇高的“仁”，但却在吸纳中国体系的同时没有为这个体系找到一个足以代替“仁”的新的道德标准。“仁”作为履行道德的前提和条件，在日本行不通。所以，日本的孝道就成了无条件遵循的义务，即便父母是有着恶行或无德的混账父母，也必须无条件地孝敬。除非，对于父母的孝道与对天皇的皇恩出现冲突的时候可以不顾孝道而顾及皇恩，其他所有的情况，都是无条件的，而不管父母是不是值得尊敬，是不是在破坏自己的幸福。

有一部现代日本电影，能够反映日本人基于自己的孝道看待父母的问题：母亲、儿子、儿媳一起生活，其中母亲经营着一家小餐馆，规模可观，手头富裕。儿子则是乡村学校老师。有一年，儿子的一个学生因为家里遭灾而生活窘困，以至于学生的父母打算把这个学生卖到妓院去。作为老师，儿子对于此事非常痛心，于是向村子中的人提议，筹集了一笔钱准备为这个学生赎身。可是这钱却被手头富裕的母亲偷走了，村民们对此非常不满，儿子虽然知道这是母亲干的，可他没有任何说法，自己承担了失去村民集款的惩罚。在此过程中儿媳知道了真相，为了救自己的丈夫，她把责任全部归到自己身上，也没有揭发自己的婆婆，儿媳最后怀抱婴儿投河自尽。在这整个事件中，没有人去追究母亲的责任。最后儿子只身前往北海道，锻炼自己的人格，成了一个品德卓绝的英雄。以一个美国人的角度，这幕悲剧的起因很简单，那就是偷钱的母亲应该负全部责任。可是对于这样的说法，我的一位日本朋友非常强烈地反对。他说，尽孝道经常会遇到和其他道德发生冲突的情况。在这部电影中，主人公实在不够聪明，他选择的办法造成了一些悲剧。但是，若是因为这件事而谴责母亲，即便只是心里谴责，他自己肯定也将十分内疚辜负了母亲的大恩。

在日本，只要是结婚成家之后，青年人就真正开始了沉重的孝道义务，无论是日本的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我们都能够看到这种例子。除了部分“摩登”人物，日本大多数年轻人的婚姻对象都是父母通过媒人的方式挑选的。最关心能娶一个什么样媳妇的人，不是儿子本人，而是儿子的整个家庭。这里面的原因除了有关金钱的问题之外，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媳妇进门之后将会载入家谱，并且生出儿子，为家族传宗接代。大多数的惯例是通过媒人安排，让青年男女主角在各自父母的陪同下，制造偶然的见面，见面过程中没有交谈。另外一些婚姻可能是在利益驱动下进行的，比如嫁出姑娘的父母或许因此而得到一些钱财；娶媳妇的男方可能只是为了与名门望族联姻。当然也有男方的父母因为姑娘人品不错而不问儿子意见决定婚姻的，这时儿子必须遵从父母的安排，因为这是报答父母之恩的表现之一。当儿子结婚以后，对于父母的尊重和报恩仍然继续。若是长子，还需要与父母一起生活以继承家业。不过，我们都知道，婆婆与媳妇总是存在着矛盾，婆婆似乎总是找媳妇的茬儿，就算夫妻二人非常和睦，但如果婆婆不愿意，也有可能把媳妇赶回家，出现离婚的情况。这样的事在日本小说或者人物传记中，能够见到很多，这不仅对于媳妇来说充满了苦难，对于丈夫来说，也同样充满痛苦。遵守孝道的丈夫，最终一般都会顺从母亲的决定而离婚。

一位现居美国的“摩登”日本女人在东京的时候曾经帮助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位媳妇其实与自己的丈夫非常恩爱，但却因为婆婆的决定而不得不与自己异常悲痛的丈夫分别。此时的媳妇身上还有重病，但是她没有责怪自己的丈夫，而是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倾注到了马上出生的孩子身上。可没想到，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俯首贴耳的儿子来索要孩子，因为孩子是婆家的。最后，婆婆带走了孩子，并把孩子送进了孤儿院。

这些行为在日本都被看做是在孝道之内的事情，子女不能不进行报答和屈从的，这是被认为在偿还欠父母的债的事情。可是，这些行为在我们眼里就会被认为是无理地干涉个人应该享有幸福的例子。日本人从来不把它们视为“外来的”的干涉，因为“恩情”是所有的基础。就像一些美国故事中所塑造的那些诚实人一样，日本人就是不管需要如何艰难地付出总之都要把欠债还清的人，上述的这些故事正是在赞美这些高尚的品德，告诉世人日本人的自尊是什么，并且告诉世人日本人有着何其坚强的意志和抵御不幸的忍耐力。日本人不会因为磨难就留下仇恨、憎恶和愤懑，因为在“恩情”的义务面前，这些都是不应该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关于亚洲国家“最可恨之物”的谚语。比如，缅甸的是：“火灾、洪水、盗贼、知事（官吏）、坏人”；而日本人所说的则是：“地震、震雷、老头（家长、父亲）”。

与中国的孝道不同的地方是，日本的孝道并不包括有着上几百年历史的祖先，而有着共同祖先的庞大宗族也不在这一孝道体系照顾范围之内。日本人的孝道主要针对的是近祖。他们每年都要整修祖坟，重新描绘墓碑上的文字，不过若是后代子孙已经忘记了祖先，那么这位祖先的墓碑也就不会有人过问，而其灵位也会从家中的佛龛上撤下来。日本人所隆重纪念的只是他们记忆中仍然占有一席地位的祖先，目光着眼的是当下而并非远古。有不少专著都提到，日本人对于一些抽象的思辨或者幻想中的形象构想兴趣非常缺乏。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就能发现，这些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日本人最看重的就是现在仍然活着或者仍然活在他们心中的那些人。

孝道并非只是尊敬和服从自己的双亲或祖先，这一点在中国和日本都是一样的，孝道还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比如，西方人认为，父母对于子女的照顾是出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可是在中国和日本则认为照顾好自己的子女也是对祖先尽孝的内容之一——继续延续祖先的血脉。日本对于这一点尤其明确，他们觉得如果把自己从祖先和父母那里得到的恩情传承到自己对待子女的身上，就是一种对祖先之恩的回报。日语中并没有什么词汇表示父亲对子女有不能回避的义务，所有表示父母义务的概念都涵盖在孝道的道德观念之内。在孝道的要求之下，家长应该抚养子女或者幼弟并让他们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家长要管理家中的财产，保护自家的亲戚以及其他类似的日常义务。另外类似制度化的日本家庭对于承担这些义务的家长人数有限制，也就是说，父母的义务，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被取代的，都需要父母亲自去履行。比如，一个成家的儿子因为意外而去世，那么儿子的遗孀和子女今后的照顾和抚养义务就成了父母应尽的责任。若是女儿丧夫，成为寡妇，那么父母也得收养女儿和她的子女。不过，如果是外甥女或者侄女丧夫，对她是否收养与照顾，就不是强制性“义务”的内容了，即便是收养了她们，也已经属于另一种含义不同的义务了。一般来说被抚养、教育的侄甥，都会在合法的程序下过继为监护人的养子。倘若仍然以侄甥的身份被抚养，那么，叔伯如果不履行让他们接受教育的义务等等问题也就不是非法的，因为这并不是叔伯辈的“义务”了。

直系亲属出现了困难而给予援助，也不在孝道的义务之内。一个被收养的年轻寡妇，通常只是所谓的“冷饭亲属”，所谓“冷饭亲属”就是指在家庭中地位比较低，她们只是吃冷饭和剩菜，而需要听从家庭中任何其他成员的支使，家人对她的所有决定，她只有毫无怨言地听从的份儿，包括她们的子女在内也是这样的地位。当然也存在一些特殊的情况，让她们受到比较好的对待，不过良好的待遇并不是收养她的家人的“义务”。

兄弟之间也没有彼此亲爱的义务，更多时候他们会觉得彼此之间是势同水火的关系，不过，作为兄长一定要履行照顾弟弟的义务，这样就会得到人们的道德认可。

在日本家庭生活中，最大的矛盾是婆媳之间的冲突。在日本人眼中，嫁入这个家的媳妇只是一个外人，因此媳妇必须努力适应新的家庭生活，尤其对于婆婆方面，要做到顺从她的脾气，熟悉她的喜好。有很多情况都是婆婆丝毫不给媳妇留面子，而不客气地宣称媳妇配不上自己的儿子。我们觉得婆媳之间的这些问题很可能是因为婆婆对于媳妇的妒忌造成的。有意思的是，就像日本的一则谚语说的：“媳妇虽然可恨，可是照样可以生出令人疼爱的孙子”，所以，虽然婆媳关系总会出现各种问题，不过孝道的伦理标准还会在婆媳之间存在和发挥作用。俗话说媳妇熬成婆。尽管媳妇在对待婆婆的时候是非常温顺的，但当这些温顺的媳妇成为婆婆时，同样也会像她的婆婆那样苛刻、唠叨、吹毛求疵。当她们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因为孝道的观念不能任性，可是这并没有让她们成为一个真正温顺的人。随着时间的延续，似乎日渐老去的她们把自己媳妇时代的怨气全部发泄到了新媳妇身上。在现在的日本，姑娘们所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希望自己未来的丈夫并不是一个要继承家业的男子，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与总是霸道的婆婆在一起生活。

必须义务“尽孝”并不代表着这个家庭中充满了温馨和慈爱。我们觉得只有充满温馨和慈爱的家庭，才是一个有道德基石支撑的家庭，世界上很多文化体系也是这样向世人展示的，可是日本并不是这样。日本家庭中更为重视的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家族成员心中不可取代的地位，就像一位日本的作家所说：“正是因为日本对于家庭的作用十分重视，因此他们不很关注每个家庭成员相互之间的纽带关系。”[41]实际情况虽然与这位作家说的并不完全一样，不过大致说来，日本人基本上就是如此。日本人在家庭中对于长者的服从并非是有意让家庭更加制度化，关键在于这是履行人生义务的一种具体内容，对于家长来说，他担负着家庭中最大的责任，其中就有对家庭成员中年轻人的监护责任，这种义务就要求年轻人也做出自己的牺牲，就算他们并不认同家长的意见，也不得不遵从长辈们的决定，如果倒行逆施，那就是在说自己根本没有把对家庭的“义务”放在眼里。

在平民百姓的生活中，我们还能够发现在孝道支配下的日本家庭中还存在着家族成员之间非常显见的相互怨恨和不满。因为，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值得尊重的”父母或者子女。可是日本民众在对于向天皇尽忠这一“义务”中，是绝对没有所谓“怨恨和不满”情绪的。天皇在日本政治家的一再塑造下已经成为神圣的象征，已经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人间喧嚣。这实在是一个巧妙的设计。神圣的天皇和全国统一在一起，所有国民尽心为国家效力是唯一高尚的理由。有人说天皇就是日本国民的君父，这种说法并不能完全涵盖天皇在民众心目中的意义，因为家庭之中还可能存在着一个人品卑劣的父亲，而天皇则绝对不可能是一个身有瑕疵的父亲，他是超越一切世俗的圣父。只有天皇是圣人，为天皇尽忠才会成为一种最高的道德。这一点，日本的政治家非常清楚。

明治初期，日本的政治家对西方各国进行了各方面考察，在对于国家元首的问题上，日本政治家认为：西方国家的历史不过就是人民与统治者进行斗争的历史，这一点是与日本精神完全不合的。当日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更是明确写道：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对于国务大臣所作的行为不负有责任。天皇不是国家元首而是日本国民统一起来的最高象征。我们知道，在之前将近七百年中，天皇对于日本的实际统治并没有发挥作用，按照这个传统，在明治维新之时如果继续让天皇隐藏在政治角力的幕后其实是不难的。现在唯一要进行的工作就是必须在思想上让所有日本人都认同绝对向天皇尽忠的观念，并把这一观念塑造成日本人的最高道德信仰。回顾一下日本的封建时代，日本人已经习惯了“忠”于将军这个“世俗首领”的义务，而忘记了天皇这一神圣的信仰。这让新时代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如果要完成日本在精神上统一的历史使命，那么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必须要做一些什么来改变日本人已经习惯的传统。

日本民众对于将军的忠诚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人们尽管对于同时兼任大元帅和最高执政的将军也尽忠，不过阴谋推翻将军统治甚至包括准备暗杀将军的事件总能发生。当时的日本人在忠诚于将军还是忠诚于自己的封建主君（大名）的问题上常常出现矛盾，而对大名的忠诚又往往比对将军的忠诚更有强制性。毕竟，大名是更为直接的主从关系，而将军则淡薄很多。在动乱时期，逼迫将军退位、拥立自己效忠的大名的或预谋司空见惯。包括明治维新在内，不也是高呼“忠于天皇”的口号而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吗？天皇当时只是一个深居皇宫、任人摆布的符号而已。拥护天皇的一派还是获得了胜利，这位明治政治家为改造日本传统提供了基础，他们努力把“忠”从世俗的将军身上转移到具有神圣象征的“天皇”身上，1868年的革命才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王政复古”。从此之后，政治上，天皇仍旧隐居幕后，不管理政府和军队，不亲自制定决策。真正在日本掌握政权的是那些贵族政治家——“阁下”们，他们是经过严格挑选的天皇顾问。但是不能忽视的是，在日本人的精神领域之中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根本性变革，日本人已经完全脱离了封建时代对将军尽忠，而是变成了全民对神圣的、永恒的日本统一的象征——天皇的尽忠和报恩，这是新时代日本人的最高义务。

为什么能够如此容易地完成这种对“忠诚”义务的转移？此处不能不说到日本古老的民间传说，也就是日本皇室是天照大神后裔的那个传说，它对于新时代的日本精神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与西方人所认为的神学并不一样。事实上，就算是那些对这个传说不屑一顾的日本知识分子也并未因此而怀疑必须忠于天皇的看法，至于那些接受天皇家族是来自神灵观念的一般民众，也不是像西方人所想像的那样日本人对天皇有着宗教一样的信仰。“神”相当于英语中的“god”，其含义是“至上”，也就是等级制中的顶峰。日本人对于人与神的界限并不像西方人那样有着巨大的鸿沟，日本人觉得人死后就将变成神。在封建时代，人们所“忠”的对象是没有任何神灵资格的等级制首领，而让日本人把“忠”的对象变成“天皇”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又重新认识到了在整个日本历史上天皇是唯一的万世一系的。这在西方人看来、根本就是没有根据的胡说，因为，我们所熟悉的英国、德国式的皇位继承从来没有什么万世一系的说法，我们并不能理解日本人的这种想法。可是这样的指责对日本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日本的规则就是日本的规则，日本人就是认同皇家血统永远不会改变，“万世一系”的。日本并没有像中国一样的王朝更替，它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有过许多变迁，但日本的社会组织形式从未瓦解，日本人遵从的模式也没有根本改变。当日本各种势力在反对德川幕府统治的时候，他们的宣传并不是因为皇室是神灵的后裔，而是强调皇室的“万世一系”。他们说，如果把自己的“忠诚”必须献给等级制中的最高者，那么就只有天皇才是让他们的忠诚的对象。天皇是国民最高的主祭者，而不是西方人所认为的神灵。

近代日本使所有日本人把自己的“忠”献给了具体的人，并且特指天皇本人。维新之后的第一代天皇，杰出、威严，长期在位，他成了所有日本人瞻仰的对象和国家的象征。他出现在民众面前的时候很少，仅有的几次，礼仪隆重，威严肃穆。民众匍匐在他身前，毫无声息，所有人都不敢抬头正视他。天皇所出现的地方，二楼以上的窗户都被严密遮闭，这样可以保证没有人能从高处俯窥天皇。即便是天皇身边的高级顾问在觐见天皇的时候也同样要遵循严格的等级制规定。天皇不会召见执政官员，因为只有少数有特权的“阁下”们才有机会“受赐觐见天皇”。天皇对于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不会发布诏书，他的诏书主要内容不过是关于道德、节俭或者是安抚民心的告谕。当天皇即将驾崩时，整个日本都在为天皇虔诚祈祷。

天皇逐渐成了不关乎国内任何政治纠纷的精神象征。如同美国人超越所有政党分歧而对星条旗无限忠诚一样，天皇在日本就像国旗在美国一样“神圣不可侵犯”。我们觉得适用于国旗的各种仪式，是无法用在人身上的，可是日本人却对天皇这个人的最高象征观点明确、不容置疑。人民对于天皇充满敬爱之情，天皇也会对人民有很多感情表达。日本的平民在听到天皇“关心国民”的各种措施时可以热泪盈眶，“为了让陛下放心”，日本人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以报答天皇的天恩。在这种围绕人际关系而建立的文化中，人们忠诚于天皇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对国旗的忠诚。所以在日本，只说爱国就是国民的最高义务，那是不够的，必须要说全力报谢皇恩才行。

“忠”的义务让普通民众与天皇之间有两重不同的体系。一方面，民众对于天皇的忠诚不存在任何中介，要想使得“陛下放心”，要想表现自己的忠诚，他们必须拿出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天皇对于民众的圣旨敕令，则是经过大臣之间的各种中介者之手而传到民众那里的。所以，只需要“这是天皇的圣旨”一句话，就能够唤起普通民众对“忠”的义务，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有这样的号召力。罗里（H. Lory）曾经谈到过一件事：在一次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举行的军事训练中，当连续行军五六十英里之后，因为太过口渴和劳累，有二十多名日本士兵累倒了，其中五名士兵不幸死亡。训练之前军官的命令是，在训练过程中谁也不能喝水壶中的水。这是为了锻炼日本军队的忍耐力和坚韧劲。当人们打开死亡士兵的水壶时，人们发现水壶中的水没有丝毫减少，这些士兵完全是死于对于命令的忠诚。“那位军官的命令就是传达的天皇的命令。”[42]

除了上述的情况之外，日本的民政管理中，“忠”也能够影响一切，不论是丧葬还是纳税，所有的税吏、警察、地方征兵官员等等都是臣民在尽忠过程中的中介。日本人认为，只要认真遵守国家制定的法律，那就是报答最高恩情——“皇恩”的表现。对比一下美国的观点，这是一种最强烈的差异。美国人认为，不管是什么法律，无论是有关停车的尾灯标志或者其他所得税等等的法律条文，都是在干涉个人事务中的自由，这会让所有人对此感到愤慨。至于国家的联邦法律则更加让人质疑，因为这些法律还干扰各州自己的立法权，美国人认为这是华盛顿的官僚集团强加给美国人民的。我们觉得不管怎样质疑法律，都不能让国民的自尊心得到满足。日本人则觉得美国人的这种态度是无法无天，我们则认为日本人是没有民主自由的驯民。这种不同的自尊心感受与彼此有着很大不同的文化熏陶有联系，美国人觉得自尊心就反映在自己处理自己的事情上；而日本人则认为自尊心体现在能够知恩图报。这两种不同的风格都有自己的缺点：在美国，即便是某项法律对于全国都有益处，也仍然会在被接受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在日本，则是虽然日本民众一生都要背负着“恩情”的重压，但他们却安然接受政府拟定的法律。或许，日本人已经有一种可以在遵守法律和给自己自由的中间地带找到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比如，美国人非常反对一些暴力行为、直接行动或者私人报复，但这在日本是允许存在的。总之，虽然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有各种自己特有的解决办法，但是支配日本民众生活的还是对于“忠”的态度。

全世界的人应该都看到了日本在1945年8月14日宣布投降时，“忠”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威力。很多了解日本或者对日本的生活有过体验的西方人士都觉得让日本投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认为，让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放下武器，无异于天方夜谭。更何况在很多地区，正在作战的日军并没有遭受过决定命运的失败，而他们又非常坚信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在日本本土，负隅顽抗的日本人比比皆是。所有攻进日本本土的先头部队只要进入日军的射程范围之内，都有被歼灭的可能。我们已经知道了日军在战争中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这个民族似乎就是一个好战的民族。上述的这些看法忽略了日本文化中“忠”的作用。天皇下诏投降，战争就能结束。当然，在天皇决定下诏投降之前，军国主义顽固派把皇宫围住，准备阻止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可是诏书一旦宣布，日本人，包括那些顽固者还是服从了。从中国满洲，到印尼的爪哇，所有身在前线的司令官，包括身在本土的东条英机们，没有谁不服从这道诏书。当美军抵达机场之后，竟然还受到了礼貌性的欢迎。一名外国记者这样写道：早晨的时候，他们还手指按着手枪扳机，到了中午，枪就收了起来，傍晚来临，他们便上街购买一些日用品。日本人不再抵抗，完全是出于使“陛下安心”的报恩心情，可是谁都知道，仅仅在一周之前，同样的日本人还在发誓要手持竹枪，奋不顾身地击退夷狄让“陛下安心”！

这实在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日本人是不会像西方人所认为的那样有着不易改变的支配人类行为的情绪。有人认为，日本民族会完蛋；还有人则主张，要让日本得救只有推翻现在的政府让自由主义者掌权。这两种说法并不适应于日本，它只适应于那些正在全力以赴，得到全民支持，努力推进总体战的西方国家，日本的行动方针与西方国家有着根本的不同。我们在占领日本的几个月而平安无事的时候，还有一些西方人士在担心日本会爆发因反占领而引起的西方式革命，他们觉得现在的“日本人其实还不理解自己已经被打败”。这种担心只不过是在西方社会哲学理论下推测出来的，他们只是用西方的标准看待日本。可是，日本并非一个西方国家，日本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爆发革命，也没有采取什么消极破坏办法来偷袭占领军。日本人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己固有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忠”，它让还没有丧失战斗力的日本军民，不得不遵守作为日本人的义务而选择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在日本人眼中，对于“忠”的维护才是最重要的事，战争的结果并不能取代日本人的文化信仰，“忠”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东西，日本人有信心说：即便是一个投降命令，那也是天皇的旨意。即使是对待投降这样令人难以接受的问题，日本人仍然把“忠”当做法律一样摆在了决定自己行为的最重要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