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功过是非(1)

（一）革新律制创建科举

隋炀帝杨广取得帝位以后，为收揽民心，又大修文治，改定典章制度，力求有所创新。他刚办完隋文帝的丧事，就开始着手进行改革。

炀帝厘定制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改革行政制度。在中央，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下令废除西魏、北周时期的“六官制”，开始实行以尚书、内史、门下三省为行政中枢的制度，内史省负责皇帝诏书的起草，门下省负责诏书的审批，而尚书省是皇帝诏书的执行机构，这样分工，使中央各部门的职能更具体，运转更顺畅。这一制度到唐代得到继承和发展。地方上，改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为二级制。隋朝初年，由于战乱频仍，人民流离失所，加之地方机构的工作不力，导致地方机构设置混乱。当时的情况是，在不足一百里的土地上几个县同时存在，人口不满一千户的地方却有两个郡来分领。更可笑的是，有的郡、县只有名称，根本没有自己的辖地。然而，州郡县所辖的土地和人口虽少，官员的数量却很多。国家要给官员发俸禄，却又拿不出钱，只好把这笔费用摊到老百姓头上，以致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隋朝建立之初，便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大业年间为郡、县两级）。此举大大加强了政策法令上传下达的速度，提高了行政效率，减少了官员的数量，减轻了百姓负担，也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管理。

二是继续推行均田制，减免赋役。均田制始于北魏，它是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前提下，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农民向国家交纳赋税的一种制度。由于战乱，隋初有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百姓劳动的热情也非常高，鉴于此，隋朝推行均田制。根据均田令，百姓基本都能获得一份土地。同时，在文帝和炀帝前期，还大力减免百姓所承担的国家赋役。如，文帝开皇三年，将承担赋役的年龄由18岁提高到21岁；到炀帝大业前期，男子的成丁年龄又提高到22岁。而且，隋炀帝还经常临时性地减免赋税。隋前期实行的与民休息政策，大大提高了百姓的劳动积极性，同时也给中央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至文帝末年，国家的粮食储备已相当充足，可以保证五六十年的供应。

三是改革教育制度，创建科举。隋炀帝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他兴办学校，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七万七千多类图书。可大部分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剩28469卷，可惜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此外，他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400卷和《区宇图志》1200卷，还规定了藏书以甲乙丙丁为目，分经史子集四类，这就是后来的四部分类法，这些都是隋炀帝的创举，他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大业二年（606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士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士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所沿用，影响深远。

四是修订法律。大业二年（606年），鉴于隋文帝末年法令严峻、人民喜欢宽政的局面，诏吏部尚书牛弘等人修订新的律法。于大业三年（607年）四月颁行，一共十八篇，共五百条。该律规定的刑罚较《开皇律》为轻。死、流、徒、杖、笞等五刑中该重就轻的有二百多条，此外还取消了“十恶”的名目及其中的某些条文，表示“宽刑”。但是法律修订以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特别是到了炀帝末年，用刑十分残酷。

从隋炀帝改定的这些制度来看，即位之初，他还是一个有见识、有抱负的统治者，是希望有所建树的。但是他绝不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后来的残暴统治将这些改革的益处抵消得一干二净。

（二）大兴土木开凿运河

尽管隋炀帝以弑父杀兄的途径获得帝位，但为了证明自己作为皇帝是当之无愧的，便试图在短期内建立最伟大的功业，以期与秦皇汉武功绩相媲美。同时自己当上皇帝，无人管制自己的私欲，多年的压抑一扫而去，现在可以无所顾忌地享受生活了。

在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派杨素等人负责修建洛阳城。当时，每月都有二百万人在工地上劳动，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新的洛阳城有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外郭城也就是大城，周围有七十里长。里面的皇城是文武衙门办公的地方。再往里，就是宫城，周围有三十里。隋炀帝修建洛阳城，是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的。当时首都长安在西北面，往东的路不太畅通，影响了国家政令的畅达。洛阳则处在国家的中心地带，可以有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隋炀帝在修运河的同时，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效地治理江南，控制北方，巩固国家。还有，在长安的时候，各地的粮食运往长安要费时费力，到了洛阳便可以很方便地取得粮食，减轻了百姓负担。这也为后来的唐朝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大业三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大业五年沟通长江黄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四十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

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秋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的这一举措为后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也太大。劳民伤财导致灭国。

这一系列大规模的土木工程，一方面使国家耗费巨资，堆积着劳动人民的累累白骨；另一方面，的确加强了隋朝对全国的统治，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东都的营建和大运河的开凿，为各地物资统一平衡的运送调动以及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南移提供了有效的方案和条件，奠定了之后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的规模和格局。然而就大兴土木而言，皇帝必须首先考虑到子民的承受能力，要考虑子民的生存状态。隋炀帝就是没有注意人们的承受限度，不记成本地滥用民力，驱民于水火，无视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权，必然产生暴政，亡国亦不可避免。

（三）北巡突厥方勤远略

经过二十年的战争与招抚，隋炀帝时东突厥已经臣服。然而，处于游牧社会的突厥与处于农业社会的隋朝，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政治制度仍然有极大的不同。因此要保持北边国境的长时间安宁，就必须对突厥实行恩威并施的政策。隋炀帝决定巡视突厥，以显中华之富强和对少数民族的重视。

大业三年（607年）正月初一的早上，当时的突厥启民可汗正进京朝见隋炀帝，见到宫中数不胜数的文物，非常羡慕，请求袭用中华的冠带服饰，炀帝不允许。第二天启民可汗又带领他的下属上表坚决请求，炀帝见到启民可汗如此拜服中原文明，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对牛弘等人说：“当今衣冠全备，致使可汗揭开发辫请求袭用我中华的冠带服饰，是众爱卿的功劳。”于是赏给每个人很多丝帛以资鼓励。

四月炀帝巡视北方，住宿在赤岸泽（今陕西华县北）。五月，启民可汗派遣他的儿子拓特勒前来朝见。炀帝征发河北十多个郡的青年男子开凿太行山，直达并州以开通驰道。启民可汗派其侄子毗黎伽特勒前来朝见。没过几天启民可汗又派使节请求亲自入塞迎接圣驾，炀帝没有允许。六月，炀帝以及随行兵马驻扎在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炀帝要出长城到塞北炫耀武力，要直接经过突厥到达涿郡（今北京西南），恐怕启民可汗惊扰害怕，先派武卫将军孙晟宣谕皇帝圣旨。启民可汗奉诏命，于是召集所属诸国部落如奚、室韦等酋长数十人聚在一起恭候隋朝皇帝。从榆林到北突厥牙帐，到东面的涿郡修筑了一条长三千里、宽一百步的御道，突厥全国都出力服役。

炀帝住在行宫中，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亲自来到行宫朝见炀帝。吐谷浑、高昌同时也派出使节前来觐见。这一切使炀帝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几天以后，炀帝坐在北楼上，一边看士兵在黄河中捕鱼，一边宴请百官群僚。

启民可汗一再上表，认为：“先帝（隋文帝）怜悯我，赐给我义成公主，赏赐各种物品，使一切都不缺乏。我的兄弟因他部落的酋长们，并且演奏隆重的乐曲，让他们感受到华夏文明礼乐之先进。突厥哪见过这个阵势，个个又惊又喜，争先恐后地进献牛、羊、马等数万头。炀帝赏给启民可汗丝帛二十万匹，对他的手下也给予不同程度的赏赐。还给予启民可汗辂车（古代诸侯乘坐的车子）、乘马、鼓乐以及觐见天子不称名称的特权，地位在诸侯王之上。又下诏征发青壮年男子一百万修筑长城，西起榆林（今内蒙古托此嫉妒，想要杀掉我。我当时真是走投无路，仰望只有天空，俯视唯有大地，奉献上身家性命完全依赖归附于先帝。先帝可怜我将要死掉，收养我使我获得新生，任命我为突厥大可汗，回去安抚突厥的民众。陛下如今统治天下，还像先帝一样，养护我和突厥的民众，使之一切都不缺乏。我承受的圣恩是言语所不能表达的。现在我已经不是从前的突厥可汗，而是皇上的臣民，希望带领全部落的民众变更衣服，完全同华夏民众一样。”炀帝虽说很高兴，但还没有失去理智，因此他认为不可行，赐给启民可汗玺书，告谕说：“大漠以北尚未平静，仍需要征战，只要存心恭敬顺服，又何必改变服装？”

炀帝想要向突厥人夸耀显示隋朝的强大和富足，命令宇文恺制作特大的帐篷，帐篷可以容纳几千人。大帐篷做好以后，炀帝在城东亲临大帐，准备了盛大的仪式和威武的卫队，宴请启民可汗和其克托西南），东到紫河（今山西右玉西）。尚书左仆射苏威极力劝阻，但是炀帝固执己见。高峻的长城既是隔断华夷的城墙，又是显示帝国威风的艺术品。由此可见，隋炀帝民族政策还是华夷有别的，是要确立汉民族中原王朝正朔形象，让夷狄都听命于隋朝皇帝。

八月秋高气爽，炀帝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沿金河（今内蒙古大黑河）溯流而上。当时天下承平已久，各种物资都极为充足富裕，陪同炀帝出行的带甲之士就有五十多万，战马十多万匹，旌旗招展，辎重满路，千里不断。炀帝又命人制作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卫士几百人，能分开也能合并，行殿下安装轴轮以便推移。同时又制作行城，周长大约两千多步，用木板做主干，周围披上布料，装饰各种丹青颜色。行城上还有防守用的城楼。胡人以为炀帝一行人运用神功营造了这些华丽的建筑，无比震惊，每望见御营，在十里之外就赶快下马屈膝叩头。

启民可汗奉献庐帐等待御驾的到来，隋炀帝一行经御道来到大利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的牙帐，萧皇后也来到义成公主帐前。启民可汗恭敬地跪倒在地上，手中捧着酒杯为皇帝祝福长寿，而王侯以下的突厥官员也在帐前袒身割肉，没有人敢仰视炀帝。炀帝十分高兴，看到彪悍的突厥降服，王公屈膝于自己的改变戎人的风俗，可以在万寿戍建筑城池，修造房屋，使用的物品一定优厚供给。”

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启民可汗前来朝见天子，炀帝对他礼遇和赏赐更加优厚。十一月，启民可汗去世，隋炀帝十分伤心，特地为他停止朝会三天，立他的儿子咄吉为可汗，这就是始毕可汗。他继续实行与隋友好的政策，双方频频遣使，贸易也有所发展。面前，隋炀帝的权力意志得到极大满足和舒展，当时即赋诗一首。炀帝赐给启民可汗和义成公主金瓮各一个，还有衣服、被褥和锦彩，突厥贵族也有各种不同的赏赐。由于天气渐冷，隋炀帝没有按预定的计划东走涿郡回朝，而是就近取马邑道入塞，启民可汗一直护驾至入塞后才回牙帐。

大业四年（608年）四月，炀帝诏令：“突厥启民可汗尊奉朝廷的教化，思念。

（四）巡视西域重建丝路

隋成立时，西域广大地区的霸主是突厥。突厥分裂后，西突厥是西域的主人，他们控制了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隋文帝虽成功地降伏了东突厥，但是对西突厥尚无暇顾及。炀帝继位以后，值天下承平已久，国力强盛，随即对西域开始大规模、有系统的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