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巧论袁曹足智多谋

（一）智论十胜十败

东汉献帝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到洛阳迎接汉献帝迁都许县（今河南许昌市东）。从此，曹操把献帝控制在手中，形成“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局面，开始了他扫除群雄、统一北方的进程。

而在当时，袁绍是曹操在北方最大的威胁。在官渡之战前，曹操一心想征伐袁绍，但是当时袁绍已经火并公孙瓒，兵众十余万，准备进攻许都。曹操想出兵抵抗，又担心兵力不敌，就对郭嘉说：“袁绍拥有冀州之兵众，青、并二州也跟从他，地广兵强，兵力不比我们少，我想发兵征讨，而力不能敌，该怎么办呢？”郭嘉于是向曹操陈述了自己的预见，只要以智胜，袁绍虽强，最终必为所擒。概括了曹操十胜而袁绍十败，使曹操信心十足，大喜过望。他说：“您有十胜，袁有十败，兵虽强，也没有用处啊。”

十胜的第一条是“道胜”。袁绍繁文缛节，全是虚套；而曹操不拘小节，豁达大度，顺乎自然。道，孙武谓“令民与上同免也”，即为政治，是内部、外部的团结与巩固。孙武把“道”作为分析战争胜负的“五事”之首。这就是说曹操安定社会的措施，顺应自然规律；袁绍则扰乱天下，民不聊生，这就首先在“道”上取得了胜利。这是从总体上着眼，对曹、袁优劣的评价和估量。郭嘉以人性为第一要义，列为十胜之首，可以看出当时一些士人对人的天性的重视。在中国，天道自然的思想源于道家。到了东汉，作为王充的哲学命题，已指出自然界的运动及发生发展是自然而然的，没有外在的支配力量。人的天性是自然的天性，理应顺乎自然。人本身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由的自然存在物，各有其禀赋、能力、情欲等等，人的本质是自然的、自由的。所以，不应该用“繁礼”强加约束。性格被束缚住了，天性的自然发展会受到抑制，人的本质力量便得不到充分发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摆脱不了这种禁锢。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儒学独尊的局面受到冲击。在此情势之下，顺应人的本性，反对繁文缛节，为一些士人所重，以期施展才能，曹操和郭嘉便属于此类知识分子。所谓“体任自然”，就是按自然规律办事，充分发挥人的内在禀赋，不要被人为的礼仪所束缚。当时曹操采取了一些安定社会的措施，而袁绍却扰得民众不安，因而，郭嘉在分析曹、袁之优劣时，首先肯定了曹操的“道胜”。

第二条是“义胜”。袁绍倒行逆施，而曹操顺应时代潮流，表率天下。即袁绍违背潮流而动，曹操能迎天子都许。袁绍师出无名，曹操可以奉汉献帝之名以令天下，名正而言顺，这就在“义”上胜过了袁绍。东汉末年，皇权衰败，朝纲不振，汉献帝不过是军阀手中的招牌和旗号而已。不过，话说回来，皇帝毕竟是封建政权的最高象征，是名义上天下的最高统治者。自春秋战国以来，意欲称霸天下的权臣枭雄，都懂得打着天子的旗号对于扩充政治军事势力的重要意义。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奉迎汉献帝立都许昌。从此，曹操常以朝廷天子的名义发号施令，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讨伐异己，以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这里，郭嘉主要讲了曹操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当时，这可以说是最大的“义”。

第三条是“治胜”。汉末政失于宽，袁绍又以宽济宽，厚待豪强，使豪强擅乱侵扰，他在自己的辖区内，非但没有纠正汉末弊政，反而对豪强大族更加放纵，任令他们凌压百姓。豪强们为所欲为，广营田地，下民贫弱，却要代出租赋，以至卖妻鬻子，也不足应命。袁绍谋士审配的宗族强大，竟招纳亡命，窝藏罪犯。因此，其统治区内阶级矛盾激化，因而他不能统治民众。曹操针对袁绍租赋繁重的弊端，免收河北当年租赋，打击豪强，百姓喜悦。

第四条是“度胜”。认为在用人问题上，袁绍外表宽怀内心猜忌，用人而疑人，只重用亲戚子弟，历史上的袁绍的确是个不善用人的军事集团首领，也是不识贤愚、刚愎自用之类人物的典型代表；而曹操外表平易，但内心机变精明，用人不疑，不论亲疏远近，只要有才能就大用，这就在气度上胜过了袁绍。

第五条是“谋胜”。袁绍谋略不少但不决断，事后才醒悟；而曹操能看准就干，随机应变。也就是说袁绍遇事多谋不能断，常常错失良机；而曹操处理大事非常果断，善于随机应变，这就在谋略和决策方面超过了袁绍。

第六条是“德胜”。袁绍凭借世代名门的资本，大倡尊崇人才以博得好名声，那些夸夸其谈的所谓人才都归向他；而曹操能诚心待人才，不图虚名，以俭易作风垂范下属，赏赐有功者不吝啬，有真才实学的忠诚之士都归向他。因为袁绍依仗出身大族，沽名钓誉，跟从他的都是一些只务虚名而没有实际本领的人。而曹操以仁义和诚心待人，自己严谨俭朴，赏赐有功的人却慷慨大方，所以天下有才能而讲求实效的人都愿辅佐曹操，这就在德上胜过了袁绍。

第七条是“仁胜”。袁绍只看到眼前有人饥寒交迫，常把体恤之情表现在脸上，这只是妇人之仁罢了；而曹操对琐屑小事常常疏忽，对于军国大事思考得周详细致。曹操很重视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安定社会、惠泽下民。而袁绍放纵豪强、贪暴无比、民不堪命，却在些许小事上假仁假义。曹操的大施实惠于民，与袁绍的妇人之仁相比，大得民心。

第八条是“明胜”。袁绍的臣下争权夺位，谣言诽谤不绝于耳；而曹操能驾驭群下，谗言诽谤行不通。袁绍出身官宦世家，听惯了阿谀奉承的话，偏爱身边谄媚之徒，言听计从，而不喜欢直言进谏的人，不愿采纳他们的意见。袁绍本人浮躁而无大度，必然导致手下智者窝里互斗，大臣争权夺利，智谋反成了自身的瓦解剂。袁绍又听信谗言，为谗言所蒙蔽，结果正直的智谋者反遭陷害，卑鄙小人却横行无忌。曹操用人有方，谗言不行，内部团结，这就在“明”上超过了袁绍。

第九条是“文胜”。袁绍不分是非；而曹操能明断是非，赏罚分明。袁绍不辨是非，简直把种种不明是非的事情做到了极点。对他帐下各谋士将领之间的明争暗斗不仅不加以阻止和批评，反而纵容之，所以才有许攸之变和高览、张颌的临阵叛变，直接葬送了他的家业。而曹操善于以礼和法治国，他以国法治下，以军法治军，很少有法外施恩的事情，所以有曹操之马践踏了麦田，曹操割发代首的事情。虽然这也是曹操狡猾的表现，但也说明了曹操治下是严格依法办事的。

第十条是“武胜”。袁绍喜欢虚张声势，不知用兵机要；而曹操能以少胜多，用兵如神。袁绍不懂军机，却非常喜欢虚张声势；而曹操善于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令敌人惊恐，这就在军事上胜过了袁绍。

郭嘉从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十个方面，把袁绍、曹操进行对比分析，得出袁绍十败、曹操十胜的结论，真是要言不烦，入木三分。曹操听了以后十分满意，笑着说：“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这个精辟的分析，无疑坚定了曹操作战的信心。

（二）诡奇谋士郭嘉

曹操有很多谋士，都从不同角度分析过曹操相对于袁绍的优势，唯有郭嘉从道、义、治、度、谋、德、仁、明、文、武等十个方面，全面分析曹操、袁绍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人心向背、个人气质、谋略才能等等领域的优劣，比其他谋士的分析更详尽、深入。曹操对郭嘉的分析大为赞同，坚定了战胜袁绍的信心。

同时，郭嘉经过全面而深刻的剖析，认为袁绍站在世家豪族立场，逆历史潮流而动，推行儒家的礼治路线；而曹操站在庶族即中小地主立场，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推行法家的法治路线，袁、曹在政治、军事、用人、作风等方面的截然不同，正是两条根本路线对立的表现，由此得出了曹操“十胜”的结论，这是具有科学预见性的判定。郭嘉的“十胜论”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它充分地论述了进步的法家一定能战胜儒家，进步的政治势力一定能打败腐朽的政治势力，从而粉碎了袁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曹魏集团树立了与袁绍进行决战的敢打必胜的信心。郭嘉能够精确地、科学地预见曹操“十胜”、袁绍“十败”，证明他的确是一位高明的谋士，确实不愧为曹操第一谋士。

即使在以后的历史岁月里，郭嘉的这篇“十胜论”也给后人带来了很多可以思考的东西。因为他所做的已经不只是曹操和袁绍这两个人的对比了，用现在的观点来看，郭嘉所指出的这十个方面，包括了政治措施、政策法令、组织路线及各人的思想修养、心胸气量、性格、文韬武略等多种因素，这都是关涉事业成败兴衰的关键。让人不由得联想到一个权力经营者如果能做到这十胜，必将成为一方霸主或无敌于天下。我们不知道后来那些取得了辉煌成就的帝王将相们是否都看过了郭嘉的这“十胜论”，但这位封建时代智谋人物的这一理论概括，其中精义，即使在现在看来，不论是对从政者还是创业者，也依然值得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