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从西方哲学看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2)

在康德那里，真正的至善是道德与幸福相匹配的，也就是善有善报，好人一生平安。他是反对禁欲的，反对克己，反对伤害自己的苦行僧生活（尽管他个人一生独身），他认为这些都是不道德的。由于人的有限性，要做到德福一致，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灵魂不死，二是上帝的存在，这就是宗教产生的充分条件。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论述共产主义的时候，讲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实际上也就是道德和幸福的一致。就是关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的理论观点，与康德的第三个“二律背反”——自由与必然也是具有逻辑一致性的。

当我们讲述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在自然科学条件上，首推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与转化、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在2008年的暑假，我借到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据说我国很长时间内是没有中文译本的。不管怎么说，我一读到这部被列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的文本时，一下子就被它吸引了，直到今天还不能从感动中走出来。过去给学生上课，在讲到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撑作用时，只是拿过去自己的哲学课老师举出的，什么文昌鱼、南美肺鱼的发现证明了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道理。读完了《物种的起源》，一下子产生了一种对以往浅薄见识的羞愧感。不是说这种见解有什么问题，而是太单一，太有限了。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当中，有不少科学论断，让我在《物种起源》当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印证。比如：“在理论自然科学中，我们往往不得不计算不完全知道的数量，而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用思想的首尾一贯性去帮助还不充分的知识。”下面达尔文的一段话，正是对恩格斯断言的最好注解：“有些古生物学家，例如阿加西斯、皮克特和薛知微曾反复强调某些地层中突然出现整群物种的事实，以此做主牌来反对物种演化的理论。假如同属或同种的众多物种果真在同一时刻产生的话，那么这将对以自然选择为依据的进化学说，确实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按照自然选择演化的理论，凡是同类的生物，都是从同一个原始祖先传下来的，它们的演化必定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而且这原始祖先肯定是在变异了的后代出现之前的遥远时期就已存在了。然而，我们往往对地质记录的完整程度估计过高，常会因为某属某科不在特定的时期出现，就错误地认为它们没有在那个时期生存过。经验常常提醒我们，在一切情况下，肯定性的古生物证据是绝对可靠的；而否定性的证据则是没有价值的。我们常会忘记，整个世界和那些曾详细调查过的地层相比，是多么广大；我们还忘记了，某些物种群在蔓延到古代欧洲和美国的群岛之前，可能在别的地方已经生存了很久并逐渐繁衍起来了。我们也没有考虑到许多情况下，连续地层之间的间断时期可能比每个地层沉积的时间还要长久。这种长的间断时期，已足够使一亲种繁衍出许多子种，而在后来形成的地层里，这些物种成群出现，就像是突然创造出来似的。”

在另一处，恩格斯指出：“如果地球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那末它现在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它的植物和动物，也一定是某种逐渐生成的东西，它一定不但有在空间中互相邻近的历史，而且还有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历史。”这与达尔文的叙述可谓相得益彰。

在恩格斯这篇成熟的《导言》的最后，他从宇宙观的角度总结说：“无限时间内宇宙的永远重复的连续更替，不过是无限空间内无数宇宙同时并存的逻辑的补充——这一原理的必然性，就是德莱柏的反理论的美国人脑子也不得不承认了。”我们可以推断，如果就整理事实材料这一科研工作的基础来说，恩格斯与达尔文是无法相比的。但是在《物种起源》这部文献面前，我们看到它用以证明论题的根据几乎“自溢”，要想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抽象那也是水到渠成的。

什么叫“理论来源”？如果仅仅把从德国古典哲学（还只包括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哲学的理论来源”（哪怕加上“直接”二字），那也是太狭窄，太“短路”了。新世界观是一个整体，当时的自然科学绝不仅仅起一个支持和证明的作用，它们主要还是启发，一些表达上的技术甚至论证上的巧妙功夫必定得到借鉴。就像我们今天，大量的网络语言和信息化的思维方式，怎么能不影响现在每个人的世界观呢？

同样可以想见，霍布斯的《利维坦》，他的天赋人权命题，难道就不能跳过德国古典哲学，对马克思直接起作用吗？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没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当然了，现代西方哲学界的一些早期人物，也会对马克思有影响，因为马克思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不过，限于篇幅和结构，这里不再研究。

二、 在思维方法上必须跳出唯物唯心的平台

我们现在讨论一个比较敏感，但并不困难的问题。那就是关于哲学基本派别的问题。有哲学基本问题，就会有哲学基本派别，但是我感到，一旦划分完成就要管到思想的尽头，这很不利于我们的新世界观。“哲学就是哲学史”，那么，在基本派别的角度，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西方思想斗争史；一部中国哲学史，就是一部中国思想斗争史。历史的真面目果真如此吗？

亚里士多德与弗兰西斯·培根，尽管不是面对面的争论，但前者主张演绎法，后者主张归纳法，这是基本派别的斗争吗？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斗争也属于这种斗争吗？答案是否定的。可它们在哲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

哲学基本问题，实际上是思考世界与人生的逻辑起点，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立场问题或党性问题。立场和党性，只有在历史观上才存在，而在自然观上，或者在宇宙观上，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还是通行的原则。尽管我们都知道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的利益，也会遭到攻击的。”但这只是个比喻，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这里并不是说，只要触犯了我的利益，我就坚决反对“在平面内，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一百八十度”。马克思是指，在平常看来与人没有直接关系的事物，一旦与经济利益挂钩，那就会“把人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比如无神论，在封建社会直接触犯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那是不可饶恕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你只要不涉及人家的经济利益，无神论算不上什么大罪，甚至干脆就不是罪，因为钱比神现实得多，重要得多。这我们就搞清了，不会有人因经济利益问题就去咒骂相对论本身，去嘲讽计算机技术。该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这样，我们的哲学殿堂就比较有魅力了。

当我们解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基本概念的时候，学生很难产生共鸣。你只要回答思维和存在（默认的客观存在），谁第一谁第二，就分出了“阵营”。特别是在解释唯心主义的时候，“先有水杯这个概念，然后才有实际的水杯”，谁也不会相信有这样的人。或者得出“唯心主义是疯子”这样的结论。这就要看你对“第一”这个概念怎么理解了，实际上唯心主义这里的“第一”并不是顺序上的第一，而是逻辑上的。各种水杯是可以更换的，也是要转化为它物的，但是，水杯这个概论并不会变，它始终如一。唯心主义看重这种逻辑在先，实际上就是个思维方法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你把这种思维方法用到任何一个地方，比如你到基层去搞调查，不是先了解第一手材料，而是停留在听汇报，看文件上面，这是你的主观武断和怠堕的表现，它与哲学上的唯心主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虽然是“生活当中有哲学”，但并不是什么事都要上哲学这个“纲”的。你爱吃鱼，这用什么哲学观点来解释？丈母娘来了，你站在哪个阵营来处理？小偷在撬锁，这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如果我们这样讲哲学，它不但是庸俗化的，干脆就被取消了。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这种理论思维，必须是在最基本的逻辑框架内来进行训练，而不是随便插标签。

唯物主义需要借助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这不是马克思做过的么？我指的还不是这个方面，而是它的形而上的抽象法。在这一点上，我们以往所做的，正是以它为对立面的，我指的正是这种逻辑在先及其意义。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意识，虽然它来源于自然界，但不能因此就永远受动。我们承认任何时候人之外的客观实在都是生存之根，但这种朴素的立场不会成为问题。问题最大的是我们如何与这一客观实在自洽地相处。你认识它的本质，认识它的规律，又合理地改造它，这些都必须有形而上的高度才能做到。唯心主义为什么会产生？照过去的说法，在思维方面主要是认识的片面性，然后还有阶级根源。在我看来则不然。真正的唯心主义对人类文明是有大贡献的，关键是我们的哲学界把那些历史上的唯我论、宿命论，都归到唯心主义这个范畴当中了。像尼采这样的人，居然说出“我为什么这么聪明”的话，不管他在这话之外又说了多少别的话，把他称为哲学家也是牵强附会的。难道唯心主义者就这样不知天高地厚么？

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自觉地进行归纳概括，总结出普遍规律，当作进步的思想武器，这是一切哲学，不管是唯什么主义，共同的宗旨。

“存在就是被感知”用思辨的头脑来分析，我体会是：感知到对象，才能确定自己的存在，或者说，存在者在被你感知到的意义上，对你来说才是真正的存在。因为存在论本来就是意识论。我们通常解释为“不管什么东西，你感知到它，它才存在；感知不到，它就不存在”。这样的悖理谁能接受？它如何像小孩子的蒙昧意识一样传到今天？

这涉及到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在驳斥“存在就是被感知”或“物是感觉的复合”的时候，用了两个设问，第一是“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第二是“我们是否用头脑思想？”这其实可以归为一个问题——离开了人，存在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经常向学生讲，没有人，宇宙只是一个寂寞的永恒。它有过程，但没有历史。我们看黑格尔的观点，在他那里，作为哲学开端的存在，是一个没有规定性的、没有展开的存在。它既包含着一切，又不表明任何东西，是有和无的统一。我们现在讲列宁的物质定义，核心就是客观实在，从我们的思维来看，这不也是有和无的统一么。它包含一切，又不归为任何具体存在。人类抽象思维能力发展到今天，这种一致性很容易理解。如果列宁真把贝克莱的那个命题当作“儿童蒙昧意识”来批判，那就太举轻若重了。如果不是，那就包含误解或有其他原因，总有他的理由。但我们绝不能再继续这样教学生了，以至于到最后，向主观唯心主义发出带有人身攻击性的质问：我们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母亲所生？再拿“心外无物”这个命题来说，我们也经常把它说成是“中国的贝克莱命题”，把王阳明说成是中国的贝克莱。我没有读过这位大思想家的《传习录》和《大学问》，只是在一些材料中看到把他的哲学中心归纳为“心外无理”。当然，“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这一连串的概括，在文本中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应该把握一个思想家的体系（内在的体系就是系统），从全局来理解具体论断。如果说这种论断很武断，很无用，甚至对人有害，我们能说服人么？你在网上一翻便看到这样的信息：王守仁（1472？1529），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又称：他的政治主张是“明赏罚，量情法，重纲纪”。再看影响：在他的老家修建的纪念设施就不用多说了，就是在宝岛台湾、日本等地，影响也是相当大的。如果我们只用一个“心外无物”来介绍这样一位大思想家，简直把人家看成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丑了，实际上这种角色正是我们自己。日本三岛毅博士的一句诗“龙岗山上一轮月，仰见良知千古光”，东乡平八郎有句名言“一生俯首拜阳明”。蒋介石在日本期间，看到电车上很多日本人都在看王阳明的《传习录》，看一会，闭目沉思一会。他大为震惊，于是开始阅读《传习录》，并崇拜王阳明。并把台北的草山命名为阳明山，以示纪念。请问，当我们的学生读到这些信息后，我们这种上课能起什么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在我看来，主观唯心主义就是侧重于主体的能动性，客观唯心主义则侧重于客体的制约性。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历史上，它们都是不能越过的阶段和模式。同样，唯物主义也具有这样的地位。两种思维路径是相互交织和相互斗争的，这才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