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建造富足金字塔

富足的定义

富足是一个相当激动人心的愿景，在开始阐述何为富足的生活之前，必须给它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为了界定富足的含义，许多经济学家都采取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即从贫困入手来给富足下定义，但是这种方法可能有些取巧。美国政府在给贫困下定义时，使用了两个不同的指标，分别是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标是用来度量那些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人的收入的；相对贫困指标所衡量的则是个人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收入与同一时期所有人的平均收入相比的相对水平。但是，无论用哪一种方法来定义富足，都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因为富足是一个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的愿景。

举例来说，在2008年，世界银行修改了国际贫困线（绝对贫困的衡量尺度）的标准，从它长期以来的“一天的生活费不足1美元”调整为“一天的生活费不足1.25美元”。根据这个标准，如果某个人每星期工作6天，一年工作52个星期，能够赚得390美元，就不算一个绝对贫困者。但是，就在同一年，美国政府宣布，美国本土的48个州（阿拉斯加与夏威夷的数据略微有些不同）共有3910万人仍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不过，他们的年收入却可能“高达”10400美元。很显然，不同国家、不同组织确定的绝对贫困标准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如何缩小这些差距是一个难题，而如果你的兴趣在于为减少全球贫困人口的数量设定一个统一的目标，那么就必须克服这个难题。

相对贫困指标也有问题。如果不能用赚得的钱买到你所需要的东西，那么，你的收入与你的邻居们相比，到底处于何种水平也就显得无关紧要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你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获得？这种易获得性也是决定人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商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却依不同的地区而定，而且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今天，大多数挣扎在贫困线上的美国人都拥有电视机、电话、电灯、自来水和室内排水管道系统。而大部分非洲居民却享受不到这些基础设施。如果你能把生活于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穷人所享受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全部平移到那些日平均生活费低于1.25美元的索马里穷人身上，那么，这些索马里人马上就会变得“富可敌国”。这也就意味着，现有的相对贫困指标无益于全球统一标准的制定。

而且，这两个指标都很容易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还会失去原来的意义。今天，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不仅远远领先于大部分非洲人，也远远高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最富裕的美国人。如今，99%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都能用上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和至少一台电冰箱；95%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88%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拥有一部电话；71%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拥有一辆汽车；70%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人甚至还用上了空调。初看起来，这些东西似乎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在100年前，就连亨利·福特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些跻身于全球最富行列当中的人，也只能享受到这些奢侈品当中极少的一部分。

富足金字塔模型

或许，定义富足更好的方法是从我们在这之前没有讨论过的一些东西入手。我并没有谈到川普大厦（Trump Towers）、梅赛德斯–奔驰与古驰。与其说富足意味着使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都过上奢侈的生活，还不如说它意味着要保证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有可能生活下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则需要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至少拥有基本生活资料——甚至还要更多一些。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阻止一些不必要的浪费。在全世界，每分钟都有7个人因饥饿而死亡、有3个人因饮用了受污染的水而去世、有3个人死于空气污染、有两个人死于疟疾，而这些悲剧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们能够提供食物救助、提供干净的水、净化室内空气、消灭疟疾。从根本上说，一个富足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生活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人都有事做，而不是整日为生计奔波，勉强度日。

虽然上面这些想法仍然显得太过模糊，但是，有了这些想法就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开始了。为了进一步明确富足的含义，不妨先让我们看一下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著名的金字塔型需求层次理论。我们的想法也分层次，与这种金字塔型理论有相似之处。在1937—1951年间，马斯洛在布鲁克林学院任教，他是一个很有进取心的人，在此期间，他还拜著名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和格式塔心理学家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为师，不断刻苦钻研。当时，大多数心理学家都把精力集中于解决各种病态心理问题，几乎没有人去关注人的心理潜能。马斯洛则不同，他认为本尼迪克特和韦特海默是两个非常“杰出的非凡人物”，因此他开始研究他们两个人的行为，试图搞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两位变得如此成功、如此非凡的。

日复一日，马斯洛还研究了许多其他“达到了人类最高境界”的人的行为特点。爱因斯坦、罗斯福和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等人都成了马斯洛细心研究的对象。马斯洛希望在这些人身上找到某种共同的心理特质，从他们的经历中发现有助于他们获得成功的一般性的环境特点，以此来解释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获得旁人无法企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而其他芸芸众生则只能一生挣扎，却始终无法突破。

为了阐明他的思想，马斯洛创立了他的“人类的需求层次”理论，这种理论的图示呈金字塔状。在这个理论的金字塔里，包含了人类五个层次的需求——在金字塔的最高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即某个人想完全发挥自己潜能的需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类各层次的需求是递进型的，只有在前一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能进入下一层次的需求。正因为这个原因，像对空气、水、食物、温情、性和睡眠等生理上的需求构成了金字塔的最底层，紧接着的一层是对保障、安全、法律、秩序和稳定等安全上的需求。在他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中，中间那一层需求是对家庭、人际交往、感情和工作等的需求，这是爱与归属的需求。再往上一层是对成功、地位、责任与名声等尊重的需求。而在金字塔的最高层则是对个人发展与自我实现等“自我实现的需求”——只有在这一层次上，一个人才真正实现了自我发展的目标和服务社会的宏愿。

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的金字塔相比，富足金字塔稍显扁平，但是，在构筑富足金字塔时，我们也有与他相类似的理由。这个金字塔分为三层，最底层由水、食物、住所以及其他与基本生存问题相关的东西构成；中间那一层则为丰富的能源、充分的教育机会、便利的信息通信技术等能够进一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各种“催化剂”；最高层则是为健康与自由保留的，健康与自由是促使任何人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最核心的两个先决条件。

下面，就让我们更近距离地看一下这个富足金字塔吧。

底层：水、食物和住所

在富足金字塔的最底层，创建全球富足意味着满足人类单纯的生理需要，即提供足够的水、食物和住所。每个人每天都能喝上3～5升干净的水，吃上2000卡路里或更多营养均衡的食物，这也是生活于地球上的每个人要保持最佳的身体状况每天所必需的水和食物。同时，还要确保每个人都能通过个人饮食或服用其他补充剂的形式，吸收全面而均衡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维生素和矿物质对人体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举例来说，仅仅是简单地提供一定量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A，就可以有效地预防儿童失明症。在此基础上，还要再增加25升水，这是每天洗澡、做饭和清洁必需的。目前还有8.37亿人生活在贫民窟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05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将会上升到20亿。因此，必须为他们提供坚固耐用的住所，以防范恶劣的天气，在住所里还必须配备电灯、通风设备以及卫生设施。

在发达国家，这似乎不算什么，因为任何一个普通家庭都有机会拥有这样的住所。但是，对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人来说，这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我们还可以从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著的《世界是平的》一书入手，来讨论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在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巨大挑战并不是一个个独立的点。恰恰相反，它们往往像一排排多米诺骨牌一样聚集在一起。推倒其中一张，所有的骨牌都会倒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战胜了其中的一个挑战，那么就很可能连带着战胜其他的挑战。这将构成一个正反馈的环路，带来极大的正收益。更可喜的是，这种多米诺骨牌式的正反馈效应还将远远超越国界——这将为发展中国家民众提供满足基本生理需要的各种生活资料，同样也会提高发达国家民众的生活质量。

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更细致地讨论富足金字塔之前，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先来深入探讨一下，为生活于这个星球上的每个人提供干净的水的重要意义。

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至今仍有10亿人不能喝上安全的饮用水，还有26亿人生活在缺乏基本卫生设施的环境中。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世界上有一半的人住院是因为饮用了不干净的水，这些水要么沾染了致病细菌，要么受到了有毒化学物质或放射性物质的污染。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仅仅是这些污染物当中的一种——某种能导致腹泻的细菌，就可以解释全球4.1%患者的致病原因；更严重的是，它每年还要夺去180万儿童的生命。现在，许多穷人都拥有了手机，但是他们却没有干净卫生的厕所可用。当今全世界一半以上人拥有的水资源质量，还不如古罗马人。

那么，如果顺利地解决了水的问题，又将会带来什么结果呢？根据太平洋研究院（Pacific Institute）彼得·格雷克（Peter Gleick）的计算结果，到2020年，估计将会有1.35亿人因为无法喝到安全的饮用水、没有合格的卫生设施可用而死亡。能喝上干净的饮用水意义非常重大。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干净的饮用水能够拯救许多人的生命。而这也意味着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每年不再需要浪费掉5%的国内生产总值了。因为水源过于肮脏，这些地区现在不得不花大量金钱用于卫生保健和劳动力转移，更不用提因此导致的生产力损耗了。同时，人体如果缺水，吸收其他营养成分的能力就会降低，因此提供干净的水也能帮助那些正遭受饥饿和营养失衡折磨的人。只要水源得到了净化，一连串的疾病以及疾病的传播媒介都将会从地球上消失；同样，许多与环境有关的问题也可一并得到解决（为了烧水而被砍倒的树更少了，为了净化水而被燃烧掉的矿物燃料也会更少）。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还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现在，在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个以往无可比拟的优势，那就是信息。我们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特别是关于人口增长趋势、导致人口增长的动力以及人口增长的影响等方面的信息。例如，我们都知道地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同时我们还知道人口在不断地增长，因此许多人都担心人类会不会走向一个大灾难。在有些人看来，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他们经常拿这个“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来批评我提出的通过解决水资源问题这样的途径来实现全球富足的观点，他们认为，我所倡导的东西不过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其最终结果只能导致全球人口的大爆炸，从而使我们面临的境况进一步恶化。

从某种层面上讲，这种说法完全正确。如果目前正面临着缺水威胁的8.84亿人突然之间都不缺水了，那么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定会活得更长久，结果自然会出现一个人口峰值。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这种情况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作为一个物种，智人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大约15万年了，然而直到1900年之前，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婴儿死亡率低于10%。由于父母到了晚年的时候需要儿女的照顾，所以在那些婴儿死亡率非常高的地方，父母只有通过生育多个小孩并维持一个庞大的家庭，才能保证自己在晚年能够过上舒适的生活。幸运的是，事情将会出现逆转，而且这是真的。正如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他最近的一次访谈中就这个话题所指出的那样：“为了减少人口，你所应该做的最关键的一点实际上是改善人类的健康状况……这两者是完全相关的，当你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后，不出半代人的时间，世界的人口增长率就会下降。”

比尔·盖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从过去这40多年来人们收集到的大量人口数据中看到了一种新的趋势。举个例子，今天的摩洛哥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它有一半多的国民年龄都在25岁以下，其中15岁以下的几乎占到1/3。摩洛哥之所以有那么多年轻小伙子，主要是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结果，而不是人口过剩导致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71年的摩洛哥吧，那时，婴儿死亡率比较高，而人的平均寿命则比较低，每个摩洛哥妇女平均生育7.8个小孩。但是，在水质、环境设施、卫生保健等方面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妇女权利也得到极大提高之后，这些年，摩洛哥的婴儿出生率却呈现出了直线下降的趋势。现在每个妇女平均只生育2.7个小孩，因此人口增长率也下降到了1.6%以下——所有这些，都是因为人们的寿命更长了，身体更健康了，生活也更自由了。

对此，“洗涮涮行动”组织（WASH Advocacy Initiative，这是一个致力于解决全球水问题的组织）总裁约翰·奥德菲尔德（John Oldfield）是这样解释的：“控制人口最好的方法是提高孩子的存活率、让女孩接受教育、随时随地宣传避孕的知识和好处，而在这几点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孩子的存活率。在某些社区，婴儿死亡率一直徘徊在1/3左右，这样大多数父母就会选择多生育小孩，其家庭规模明显超过了预期。他们为了传宗接代而生小孩，为了保险起见而生小孩，为了将来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而生小孩，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导致人口的急剧增长。最好的‘计划生育’方法是，消灭天花、利用疫苗预防疾病、使人们免受腹泻和疟疾的折磨。这或许是违反常识的，但确实是最有效的方法。疾病增加，就会导致婴儿死亡率和儿童死亡率上升，而这又反过来促使婴儿的出生率上升。对穷人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那么婴儿的出生率也会降低。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水的问题得到解决了，那么全世界的饥饿问题会得到缓解，世界性的贫困会减轻，全球性的疾病负担会降低，迅猛的人口增长速度会放慢，生态环境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孩子们将不再会被拉出课堂去取水或者采集烧水用的木柴，由此教育水平也会得到提高。现在，许多地方的妇女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重复去做诸如烧水、捡柴火等单调的事情，所以只要为她们提供干净的水，那么她们各个方面的境况——从家庭生活质量到家庭收入，都会好转（因为妈妈们现在有时间出去找一份工作做了）。但是，最好的一个消息是，解决水的问题所引起的上述一系列正向连锁反应仅仅是这类共生现象当中的一个例子而已。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所有的巨大挑战就像摆在面前的多米诺骨牌，只要找到了任何一个解决挑战的方法，都会像推翻任何一张骨牌一样，引起一连串积极的连锁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富足离我们很近，比许多人所认定的要近得多的另一个原因。

中间层：能源、教育和信息通信技术

一旦我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得到了满足，就会进入富足金字塔的下一个层次。这个层次是能源、教育和信息通信技术。为什么要把这三者并列在一起呢？或者说，把这三者结合起来有什么优势呢？因为这三者的组合会给人类带来双重红利。从短期来看，它们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从长期来看，它们会为我们铺就一条通往富足的道路，会带来人类历史上两大最宝贵的资产：专业化和交易。能源为我们提供了手段，使我们得以完成所要做的工作；教育能促进工人更专业化地工作；充分的信息或交流不仅能促成进一步的专业化（主要是通过扩大教育机会），还能促使专家之间相互交流他们的专业知识，并使他们的技能得以推广开来。这也就是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称的“交易秩序”（又称“市场秩序”或“耦合秩序”）：劳动分工的日益深化，促成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扩张。马特·里德利（Matt Ridley）也在他的杰作《理性乐观派：一部人类经济进步史》（The Rational Optimist:How Prosperity Evolves）一书中阐明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今天替你缝制了一件兽皮外衣，那么你明天也要替我缝制一件’这种做法，不但好处有限，而且收益还是递减的。‘但是……让我来制作衣服，而你就去寻找食物吧’，那么，所带来的收益就会是递增的。事实上，它还有一个极好的特性，即交换甚至不一定非得是公平的。要让以物易物行得通，两个人不需要提供同等价值的东西。即使交易是不平等的，也往往仍然能让双方都受益。”

在这“三重奏”中，很显然，能源是这场比赛当中最大的制胜法宝，那么，到底需要多少能源才能让我们赢得这场比赛呢？就让我们从尼日利亚开始说起吧。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稠密的国家，在那里，一个中等规模的家庭其成员通常有5个，而且全家人都只能挤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4盏电灯就能提供足够的照明了。通常，一只60瓦的白炽灯就足以让我们在灯光下阅读了——但是在今天，同样的亮度我们只需要一只15瓦的灯泡就足够了，而在将来，当LED（一种发光二极管）技术使用更广泛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能源将会更少。

让我们来看看一个五口之家所需要的能源的情况吧。如果想要保存适量的新鲜食品和药品，那么可能需要一个容积为453升的电冰箱，它的能耗为150瓦；一个双头炉灶需要1200瓦；两把用来通风、降温的电扇，每把耗能100瓦；1～2台笔记本电脑，每台耗能45瓦，如果我们再让自己挥霍一下的话，还拥有一台液晶电视机、一台DVD播放器以及一台收音机，那么，每台电器耗能100瓦（虽然笔记本电脑完全可以取代这些东西）。另外，再加上5个手机充电器，它们的总能耗为35瓦。这样一来，一个典型家庭的总能耗大约为1.73千瓦。我们假设每户家庭都按平均使用时间来使用这些电器，那么，每户家庭每天的最低用电量为8.7千瓦时。而这只相当于一个普通美国家庭能耗的1/4。（一个普通美国家庭平均只有2.6个人，而每天消耗掉的能源总计为16.4千瓦时，或者说，每个人每天平均为6.32千瓦时，这些还不包括为取暖而消耗掉的天然气与汽油。）但是，这些能源却能给尼日利亚民众的生活带来根本性的改善。

当然，生活上根本性的改善还体现在其他许多方面。例如，双头电炉灶虽然只是一种非常简单的家用电器，但是，它能为全球35亿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变化，这些人原本需要通过燃烧木头、粪便与秸秆等生物燃料来煮食物与照明。根据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报告，36%的上呼吸道感染、22%的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1.5%的癌症都是由于燃烧这些生物燃料而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所引起的。这个简单电炉灶可以使全球的疾病负担至少下降4%。

和水一样，电炉灶还是另一个能解决其他一系列问题的东西。联合国200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表明，在非洲，被砍伐的木材当中有90%都被当作了能源。因此，为人们提供一个电炉灶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濒危的森林，而被保护下来的森林可以为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更好的生态系统服务。这里所说的生态系统服务是指环境为我们提供的免费服务，具体包括：作物授粉、碳封存、气候调节、水净化、空气净化、营养扩散、营养循环、废物处理、防洪、病虫害防治、疾病控制，等等。生态系统服务的意义非常重大，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生态系统每年为我们的环境提供的（免费）服务，其价值相当于3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大概等于全球所有经济体一年的总产值；第二个原因是，至少在目前，仅仅依靠我们人类自己的能力，还无法提供上述服务中的任何一种，这一点是我们花费了两亿美元建立起来的实验生物圈2号已经清晰地表明了的。

但是，电炉灶的优点并不仅仅体现在它的生态意义上。它还可以让妇女们和孩子们从收集柴火这种工作当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时间去工作、去接受教育，由此可以进一步降低儿童的死亡率、提高妇女的地位，更好地保障他们的权益；因此，采用电炉灶后，还会使人口增长率下降。单单一只简单的电炉灶就能带来如此巨大的积极变化，读者们不妨请想想，如果上述提到过的所有家用电器都用起来，一个普通的尼日利亚家庭每天耗电量真的达到了8.7千瓦时，可想而知，人类能够因此而得到的好处将何等巨大！

另一个会引起深刻变化的因素是教育。我们必须让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位孩子都接受教育，掌握基本的读写能力、数学运算能力、生活技能与批判性的思维能力。当然，有人或许会认为，只教给孩子们这些东西，似乎太过于单薄了，但是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孩子们如果在小学里掌握了这4个方面的基本技能，就能为他们日后实现自我完善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很显然，这些技能也是实现富足的重要基础。再者，在这里所说的自我完善的意思也与过去所认为的并不完全相同。如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互联网这个新生事物，它是一个蕴藏丰富资料的宝库。要想了解互联网上的相关信息，掌握上述4大基本技能是最大的关键。互联网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很显然，它也是有史以来促进自我完善的最伟大的工具。

如今，我们之所以要着重强调个人的成长与个人责任，把这两者说成是最关键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于教育改革的潮流当中。正如肯·罗宾逊爵士（Sir Ken Robinson）等教育专家反复强调过的，目前，我们担心的并不是教室过于陈旧，而是学位的贬值。他说：“突然之间，学位变成了一文不名的东西，当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如果你拥有一个学位，就等同于你得到了一份工作。在那个时候，如果你找不到工作，那只能是因为你不想工作。”

因此，教育问题具有双重的复杂性：一方面，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几乎不存在任何基本的教育设施；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即使存在着基本的教育设施，它们的教育理念也是极其陈旧落后的。今天许多国家的教育体系也是建立在同样落后的等级观念的基础上的：数学与科学学科是最重要的，人文学科其次，艺术学科则排在最末位。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这种教育体系原本是在19世纪建立起来的，当时正值工业革命时期，这种教育制度最能让人获得个人成功。但是如今，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技术文明日新月异，信息经济飞速发展，创新理念成为具有终极决定意义的资源。而现行的教育体系却完全无益于这种资源的培育。

此外，目前的教育体系还是围绕着学习事实性知识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但是，今天的互联网已经可以即时提供关于几乎任何一个事实的可靠而有效的资料。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孩子目前所学习的许多技能，实际上是他们根本就用不着的。而被忽略掉的那些技能，恰好又是他们所需要的。在教会孩子们如何培养他们的创造力与好奇心的同时，再为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读写能力和数学运算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是保证他们将来能够适应越来越快的技术变革的必需且最好的方法。

更让人感到高兴的是即将到来的教育领域的技术变革。与目前所采取的“一刀切”的教育体制完全不同，将来的教育体系是通过个人电脑（或者像智能手机这样的个人计算设备）而得以实现的，因而它必定是去中心化的、个性化的、完全交互式的。去中心化意味着学习不容易被政府所垄断，也不太容易受到社会经济动荡的影响；个性化意味着可以根据个体的需要与他所偏爱的学习方式进行量体裁衣式的教学。去中心化和个性化这两者都是教育领域的巨大改进，但是许多人认为，交互性这个特点所带来的益处才是最大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与一人一本协会（One Laptop Per Child，简称OLPC）的创办者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所解释的：“从约翰·杜威（John Dewey）到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再到西摩尔·派普特（Seymour Papert），这些哲学家都一致赞成‘干中学’。这个观点告诉我们，如果你想学到更多的东西，那么你就得更多地去实践。‘一人一本’计划强调的是让孩子们利用微软的工具去探索知识，并且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想法勇敢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给孩子们下学习指令。爱比责任更能征服孩子。用笔记本电脑代替老师，指导孩子们根据个人兴趣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同时为孩子们提供相互分享和批评的工具，这样一来，孩子们就会变成主动的学习者与老师了。”

富足金字塔中间层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是信息通信技术。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提到过这个主题了，信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在肯尼亚，有一个名为卡致560（KAZI560）的就业服务机构，它就是利用移动电话让潜在的工人和潜在的雇主建立联系的。在成立后的头7年里，卡致560就通过这个移动网络帮助大约6万肯尼亚人找到了工作。在赞比亚，农民们没有银行账户，他们依靠移动电话去购买种子和肥料，这使他们的收益大概提高了20%。在尼日尔，2005年的时候，手机网络成了这个国家事实上的食品分配系统，帮助人们有效地避免了饥荒。2007年，著名的企业管理天才伊希斯·尼扬奥（Isis Nyong’o，他当时是音乐电视网的高管，如今已经跳槽到了谷歌公司）告诉BBC，移动电话对非洲的影响“完全不亚于一场民主革命”。

更重要的也许是，手机所引起的这种变化是一种“有机”的变化。移动电话技术的传播根本不需要借助任何传统的“推销”。事实上，手机是像病毒一样迅速地普及开来的，它的流行一发不可收拾，并且完全不可抗拒。借用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的话来说吧，是观念发生了转变。一旦人们了解了这个科技产品，一旦这个科技产品的价格下降到连普通人也差不多负担得起（之所以说“差不多负担得起”，是因为在第三世界国家，许多人往往需要依靠小额信贷才能购买手机），它的使用率就会成倍地增长——就像我们在尼日利亚所看到的那样。

在2001年，1.34亿尼日利亚人当中，只有50万台固定电话。同年，尼日利亚政府开始鼓励在无线通信领域进行市场竞争，并且得到了市场的积极反应。到了2007年，尼日利亚已经有了3000万手机用户，很显然这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们要记住，受益的不仅仅是尼日利亚人。2009年，诺基亚公司的盈利达到了10亿美元，该公司表示，这些盈利主要是在非洲市场上实现的。也正因为如此，到了2010年，当芬兰的这家跨国公司宣布第十亿部手机是在尼日利亚卖出的时候，甚至完全没有人觉得惊奇。

顶层：健康和自由

富足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它无所不包，并且关乎所有人。富足意味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有鉴于此，富足金字塔的最顶端由以下两个概念组成：健康与自由，它们对加强个人的能力有重要作用。现在就让我们从健康开始说起吧。

如果说个人很重要，那么个人的幸福安康尤其重要。因此，保护个人的健康、维持良好的卫生保健制度就成了一个富足的世界的核心问题。现在每年都有数百万人“无谓”地死去。因此，有一件事情是确信无疑的：要建立一个富足的世界，首先要实现的一个目标就是确保这种悲剧不再发生。（之所以说这些不幸的人是“无谓地死去”的，是因为这些人的死亡都由一些完全可以预防或已经能够轻易治愈的疾病引起的。）

急性呼吸道感染是引起其他严重疾病的诱因之一，全世界每年大概有200万人因此而丧生。在发展中国家，在导致伤残调整寿命年下降的所有因素当中，急性呼吸道感染位居第一。患急性呼吸道感染这种病风险最高的人群是儿童、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这些感染通常没有得到及时确诊。例如肺炎，早在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前，我们就完全可以治愈这种疾病了，但是，在所有5岁以下不幸夭折的儿童当中，病因可以归结为肺炎的仍然占到了19%以上的比例。更令人不解的是，治疗肺炎并不需要什么稀罕的特效药物，它们不但廉价，而且唾手可得。这就意味着，主要是诊断和（或）用药问题。

现在，要进行一次血液检测，必须有无菌器材与专业的医护人员。很显然，采集一个血液样本并不需要抽取太多血，但是采集到的血液却必须送到相应的实验室里去检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等待一次简单的血液检测结果，病人往往必须等上数天时间，有时候甚至可能需要等上好几个星期。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不仅仅因为检测费用十分昂贵，而且还因为交通也非常不便，因此使得许多病人无法在发病后第一时间去医院就诊。更不要说，会有多少人愿意在几周之后专程花时间前往医院去了解检测结果或者到医院接受治疗了。

好消息是，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新的技术，它叫做芯片实验室（Lab-on-a-Chip，简称LOC），利用这种技术即有可能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芯片实验室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实验室”，恰恰相反，它是一个便携式的、手机大小的装置，允许医生、护士，甚至是由病人本人采集体液样本（比如尿液、唾液或者一滴血），而且在几分钟内就能得出结果。利用芯片实验室，一次就可以为数十人进行现场检测（当然，无法同时为几百人进行现场检测）。“这是一种全新的技术，”这个领域的一位先驱、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的生物工程学与化学教授约翰·麦克戴维特（John T.McDevitt）说，“它将会为还不曾拥有这种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人带来健康保证。它对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其医疗费用每年都以8%的速度在增长，全国经济总量当中的16.5%都用于卫生保健事业，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不运用像芯片实验室这样的个性化的医疗技术，那么即使是发达国家，也会因为过于高昂的医疗费用而面临破产的危险。”

芯片实验室的另一个优点是它拥有强大的采集数据的能力。而且，因为这些芯片全都连上了网络，它们所收集到的信息，比如猪流感的爆发，可以立即上传到网络上，进行云计算，同时对这些数据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第一次，”麦克戴维特说，“我们将能获得大量全球性的医疗数据。它将在阻止新的致命病毒与流行病毒的传播方面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更大的喜讯是，芯片实验室只是许多种类似技术当中的一种，还有许多其他技术也正在开发当中。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2010年发布的一个报告声称：个性化医疗这一领域——在2001年之前还未出现这一行业（人类基因组测序常常被当作这个行业诞生的标志），每年的增长速度高达15%。这个报告预测到2015年，全球个性化医疗市场的规模将会达到4520亿美元。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很快就会有办法、有途径、有动力来评估个人的健康，而这是以前从来不曾出现过的。

富足金字塔的最后一个元素是自由。实现自由似乎是最艰巨的一个任务，当然，它也是最关键的一个任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他于1999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指出，政治自由的推进必须与可持续发展保持同步。因为根据定义，富足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先决条件。幸运的是，在出现某种突破性的新技术之后，总会浮现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自由的机会——特别是出现了重大的信息通信技术之后。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观念。社会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他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就曾经指出过，允许民众自由表达自己意愿的通信工具的出现，将会对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造成巨大的压力。但是，即使如哈贝马斯这样杰出的思想家也不可能预测到贾瑞德·科恩（Jared Cohen）在2009年6月所发现的东西。

科恩是一个标准的年轻“Y世代”，他也是一个互联网专家。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科恩进入了奥巴马政府，在国务院工作，而且碰巧是在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领导之下。2009年6月中旬，当伊朗选举结束后，民众的抗议风起云涌。就是这个科恩，联系上了Twitter的创始人杰克·多西（Jack Dorsey），并说服多西让他的公司更改了网站维护的时间表，以保证伊朗人可以继续利用Twitter在网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由于所有其他形式的通信都已经被封锁或者切断了，Twitter成了伊朗人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

这个渠道究竟有多重要？这一直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威比奖（Webby Awards）是互联网界的一项主要的国际奖项，在一次评选中，所谓的Twitter革命不仅入选威比奖“10年来最重要的10个时刻”，而且名列榜首（一起入围的还有2008年的总统选举、谷歌股票公开上市等）。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Twitter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它不可能挡住子弹。但是，不管怎样，这场革命已经足以证明，信息技术确实是变革的非常强大的推动力量。“通过利用新的媒体来扩大横向联系可以对当前政府施加压力，”政治分析师帕特里克·奎克（Patrick Quirk）在《外交政策聚焦》杂志（Foreign Policy Focus）上写道，“这一代人加强了推动民主变革的强大的潜在力量的基础。”

伊朗发生的故事仅仅是这种变化的其中一个例子。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2009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同样极大地推动了肯尼亚、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主运动。这份报告还说：“事实证明，使用并从战略高度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缓解贫困，而且能够推动民主化——包括言论自由、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人权状况的改善。”

更大的挑战

现在，对于富足这个概念，你应该有了一个初步了解了吧；对于我们的最终目标，你也应该有基本概念了吧？我认为，在未来25年内，这些目标应该都可以实现；而且我相信，在接下来的10年内，就可以看到某种显著的变化。不过，在确定我们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时间表后，还需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这一切是不是有点过于不着边际了？

到了2035年，困扰着我们的问题真的都能得到解决吗？这种话真的可信吗？

这就是本书第一部分接下来几章将要重点讨论的问题。而本书的第二至第五部分将专门讨论涉及这些变化的技术问题及几种力量（它们结合起来会为我们带来富足）；第六部分将探讨加快和协调这个过程的方法。因此，在本书第一部分的余下几章中，我们将致力于探讨：什么大多数人当听到有关富足的“许诺”时，都会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有人认为我是在胡说八道。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这样说是有一定理由的。有些人觉得，如今我们已经深深地陷进了疾病、饥饿与战争的泥淖当中，根本不可能爬出来。在他们眼里，只有这个深坑，别无其他。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们所设定的时间期限太短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不可能出现足以化解所有危机的技术进步。还有一些人则认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在恶化：富人更富有了，穷人更贫穷了，而且一些全球性的威胁——流行病、恐怖主义、不断攀升的地区冲突，也愈演愈烈。所有这些担忧都很正常，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会为你一一解答这些疑问。但是现在，首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产生这些悲观情绪的根源，以及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面对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坏消息，人们看不到任何积极的趋势。我们这样做显然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很可能这种悲观情绪就是通往富足之路的最大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