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作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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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运思篇(1)

题目

“文”与“题目”(胡怀琛)

照作文的原理说,先有“文材”,把文材写出来,便成为文。把文写成了,然后再拿简单的几个字,做这篇文的标记,这就叫做“题目”。题目唯一的效用,就是“便于称呼”。古制题目的方法有二。其一是把全篇的开头两个字拿来做题目。例如庄子写成了一篇文,把这文开头的“秋水”二字拿来当作题目,这篇文就叫《秋水》。又如他写成了一篇文,把这文开头的二字“马蹄”拿来当作题目,这篇文便叫《马蹄》。其二是把这篇文中重要的思想摘出来,做这篇文的题目。例如诸葛亮写成了一篇“表”,因为这篇表的内容,是讲出师的事情,所以就称为《出师表》,《出师表》也就变为题目。苏东坡写成了一篇“赋”,因为这篇赋的内容,是讲的游赤壁的事情,所以就题名为《赤壁赋》。“古书”及“古文”的题目,有的是作者自己题的,有的是后来的人替他代题的。譬如《出师表》,就是后来的人替诸葛亮代题的。又如《庄子》中的《秋水》《马蹄》也疑是后来人替庄子代题的。

凡是一篇文,好像是一个人,题目好像是这个人的名字。必须先有了这个人,而后替他题一个名字。绝不是凭空地拟了这个名字,然后四处去找人,把这个名字送给他。倘然没有这个人,也就根本不必要这个名字。这个道理是极明白的。

所以庄子是先有要发表的思想了,然后写成两篇文;把两篇文写成了,然后题名为《秋水》,为《马蹄》。诸葛亮是先要出师了,然后写这一篇表;把这一篇写成了,然后被称为《出师表》。苏东坡是先游了赤壁,然后写这一篇赋;他把这篇赋写成了,然后题名为《赤壁赋》。庄子绝不是先定了《秋水》及《马蹄》的题目,然后跟着题目去找思想。诸葛亮绝不是先定了《出师表》的一个题目,想作文,然后想起来要出师。而苏东坡也不是坐在家里,因为想要作作赋,而后去游赤壁。如此看题目和文的关系是怎样,我们可以彻底明白了。

但是,初学作文的人,自古至今,总是要先出题目,而后作文。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因为初学作文的人,倘然没有题目,他便无从作起。

现在我们觉得坐在课堂里,作某城、某镇的游记;住在江南,写东北义勇军抗敌的战绩,这种办法是很不好。这样,至多也只能造就作“虚伪文”的作家。然而没题目作文,又是初学者的一件困难事情。那么,如何办呢?照我个人的意见是如下:

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先生指点学生去找文材。有了文材,就有文;有了文,就不怕没有题目。而题目的字面,也尽可以自由地写几个字,并不必要受什么拘束。

如学生自修练习作文,也可以自己在可能的范围以内去找文材。

譬如住在上海的人,往吴淞去一次,是可能的事;我们就往吴淞去跑一次,只要留心找,就能找得到文材。我们看见海景,我们看见中日战争的遗迹,我们看见乡村的民众,我们看见……这些都是文材。把这些文材写下来,就都是文。把文写成了,再看所写的是什么,就可以加上一个题目。例如:《吴淞游记》《吴淞考察记》《记吴淞炮台遗址》《劫后之吴淞》《一个吴淞乡人之家庭》《哀吴淞》《记吴淞之形势》《论吴淞在兵事上之重要》《吴淞之海景》……凡此种种,都可以成为一个题目。

以上所说,就是题目的来源,也就是题目与文的关系。我们学作文,要认识文是什么,也要认识题目是什么。所以我在这里把文与题目详细地说一说。读者读了,可以得到一种准确的认识,作起文来,可以不至于走错路。

(选自《作文门径》,上海中央书店,1936年1月)

作文之拟题(阮真)

作文的拟题是现在作文教学上最感困难的问题。教师对于学生作文的拟题,要从无中生有,往往拿不着头绪,想不出一个适当的题目。古往今来文人学者所作的文章很多,他们的题目可以给我们采取仿效或翻造的,已是盈千累万;现今报章杂志以及社会上各种常用文字的题目,可为拟题材料的,不知凡几。便是中学生的课卷,各书坊搜集刊行的,中间所列题目,又不知凡几。那么拟题是最容易的事了,还有什么困难呢?但是,我们如果从人文界自然界各方面无边无际地去想,作文题目的来源是没有限量的,又何止那些古人今人数千百万的现成题目?我们替学生拟题,就该问一问,哪些题目是我的学生所能做的,所要做的?我何以在这个时候教这些学生做这些题目?我们的教学目的和教学进程上是否必要出这些题目?学生做了这些题目是否能在作文的知识技能上得到进步?那么拟题中间就有很多复杂而难解决的问题了。

现在一般教师对于学生作文的拟题,好多是随意的。例如教师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今天便叫学生做《记梦》,不知道教师有梦,学生没有梦,学生对于梦的本身就不发生要作文的动机,更没有兴趣,叫他们记些什么梦,哪个人的梦呢?又如教师身体违和了,就叫学生做《说病》;教师感到雨下得太长久了,就叫学生做一篇《淫雨论》。他如遇到清明就出《踏青》《扫墓》的题目,遇到中秋就出《赏月》的题目,好像清明的艾糕、中秋的月饼,年年都该吃一回这些应时的食品。这派教师的出题,往往取眼前事物,不假思索地随意写下一个。学生有没有话说,有没有文做,他们是不问的。所以有时学生见了题目,叫苦连天,写不出一句话来,只好随便胡说几句,或写些刻板的套语了。

其次是抄袭的。例如《秦始皇焚书坑儒论》《政在养民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我看见好多教师出过这种同样的题目,我幼时于第一题做过一次,第三题做过二次。最便宜的是这些题目往往中小学校通做的。据黎锦熙《国语的作文教学法》(见《教育杂志》十六卷一号)篇中说,国民学校的学生,居然也有做《政在养民论》的。不问学生有没有这种识见,便叫他们做这些题目,真是荒谬绝伦了。我在初级师范做学生时,还做过《汉武帝论》,我大意只说了武帝雄才大略,不是穷兵黩武。教师居然说我“出色当行”了。还做过《刘备论》,大意说他不联吴以制魏,逞私愤而忘公敌。教师居然说我“骎骎入古”了。现在一看,不过是写人云亦云的空文章。有些不能人云亦云的同学,见到这种题目,便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又其次是模仿的。新文学家出题,多是模仿小说或时文的。例如《对于……的感想》《……的我见》《自述……的经过》一本学生的文卷中,这类题目可以发现几次。又如《一个青年的烦恼》《我的人生观》《弱小者的悲鸣》等等。这些题目,不是绝对不宜出的,不过有的太呆板,有的太高远,有的太文艺化了。

又其次是根据教师的学识经验的。譬如教师是个总理的信徒,作文题目也多在总理身上着想了。例如《三民主义救国论》(这是和《政在养民论》相仿的题目)《调剂劳资冲突在节制资本论》等,这类固然是发挥党义的文字,但中学生或者还不宜做这种大文。譬如教师是个孔子的信徒,题目就多出孔子的格言或经书要义了。例如《不敬何以别乎义》《有德者必有言说》《曰古之贤人也论》,这简直和八股文题差不多了。又譬如教师是个文学家、国学家,也就教学生多作文学、国学的研究题目了。

我以为教学生作文如要达到教学的目的是要有计划的,所以绝不能毫不思索地随意写一个题目;替学生拟题是要斟酌时地环境和学生的程度的,所以绝不能抄袭模仿;替学生拟题是要根据学生的学识经验和生活需要的,所以绝不能根据教师的学识经验。那么作文的拟题确是极重大而困难的问题,我们不能不加意研究了。

关于作文拟题的问题很多,我要分四项来说:第一是拟题的预备问题;第二是拟题的方法问题;第三是题面的修辞问题;第四是题目的限制问题。这四项问题之中又有许多的小问题,现在分别讨论如下:

一拟题的预备问题

教师对于学生作文的拟题,在一学期教学开始之前,应当有些大体的计划与事前的经营的,这就是拟题的预备问题了。事前的计划定好了,预备妥当了,倘使临时有些偶发事项,在我们的教学计划上很可利用它得到功效的,那么我们不妨取作题材,或者变更预定计划的某一部分。教师按照教学目的与进程预定了计划,然后枪法不致错乱,也不致连掉十三枪,枪枪都不中了。教师在事前预备了题材,然后不致临时想不出题目,随意写个题目教学生乱做;也不致抄袭模仿,或专凭个人的经验随便拉一个去充数了。所以我对拟题的预备问题还要分两项来说:第一是拟题的计划问题;第二是拟题的材料问题。

1.拟题的计划问题。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教学生作文如要达到教学的目的是要有计划的。但是这种计划怎样定法呢?我以为要注意下列的几个条件:

(1)要认清国文教学的宗旨目的与读文作文的教学进程标准(这些问题可参看拙著《中学读文教学研究》)。根据这些宗旨目的标准预定一学期或一学年的题目及教学计划。

(2)要注意作文和读文联络。最好在编制读文教案的预习指导项下先将作文题目提出,使学生在读文时就有了作文的目的和动机,那么读文不致毫无目的,漫不经心地忽略过去;作文不致毫无意思地空做,也不致毫无法度地乱做了(参看拙著《中学读文教学研究》)。

(3)要注意各级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有时还要注意和别的学科联络。例如学生还没有读过西洋史上工业革命史的,不宜叫他们做《论社会主义的起源》;没有读过西洋文艺复兴史的,不宜叫他们做《论宗教革命》和《评马克思唯物史观》一类的文章。

(4)要注意学生的生活需要。教师要在学生所处社会、家庭、学校的环境上和学生将来的职业上去着想,研究他们要做些什么文字,该学些什么文字。

(注)这话不是我一个人杜撰的。我可以拿一个西洋教育家的研究来证明,据克来氏(Cole)在《教学英文的要义》(The Vital in Teaching English)篇中说:

一百个学生将来做事的机会,约有二个人要做新闻记者或书记的;在百分比例中,文学家是没有一分可能的机会的。百分中或有十个人要做报告于公众的文字,如医生和科学家的报告,以及律师的辩护文等……百分中大约有四十个人要做赴会演说的稿子。其余的人——或竟可说百分之五十——大都要到了和人家通信时才动手去写信札。写信中所要说的话,大抵为日常生活的事故。

中国的社会环境、职业状况和美国不同,中学毕业生的出路,当然也不同的。如果有人去做一万个以上的中学毕业生的职业调查,我们在作文教学的计划上,也可有些把握。照现在社会的特别状况来推测,我想做小学教员的要占多数;其次是在党政界混饭吃的;其次是投身军界或实业家的;升学习专门学术或职业的很少;做新闻记者的百不得一;做文学家的,恐怕千不得一。那么时髦的国文教师,何以教学生偏重做小说新诗呢?

教师若不在此研究,那么教学上根本没有计划,即使有了好题目,做得好文章,在教学的目的上看来还是错误的。例如世界书局出版的《全国学生作文成绩》(民国十一年辑)上,居然有《蛙声赋》《讨蝇檄》《讨蚊檄》《迎冬文》《送春文》一类的题目,我们不必问他的文章好坏,就可断定学校里根本不该出这种文题了。即使有一二个学生特别做得好,全班学生的成绩如何呢?

(5)要注意哪几种文体学生要有相当的练习,用哪种方法练习,使教学上不致偏颇罣漏 ,专用一种方法做一类题目。例如民国十一年辑的《全国学生作文成绩》,史论题在各类中占了多数;民国十七年辑的,又是些空论和小说新诗占了多数了。在各校的实际教学上去看一看,竟有一个教师的作文题偏重一类文体的呢。

(6)要注意各种学生的兴趣不同,多出几个题目让他们选择一个去做,或者把题目定个范围,叫他们在范围中认定一部分或一方面去做(参看《中学读文教学研究》,预习指导项下)。

(7)题目要有变化。因为我们要学生从多方面去练习,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我们要知道除了几个文人,多有人请他做整篇的文章以外,平常人在社会应用上很少做整篇的文章的。我们天天要动笔,除了著书、作论文、作报告以外,有时写些布告,有时写个条子,有时写些函件,有时写些计划和说明,很少做整篇的文章,更少做起承转合完全的古文的。现在一般教师出题目十之九都是教学生做整篇的文章,我以为这是大错的。因为这种题目,无论新旧,还是科举时代遗下来的错误观念和习惯,毫不根据生活需要的。但是,现在一般中学校,教师学生都已习伪成是,还以为这是作文的正路。我们非打破这种习惯不可。所谓题目的变化,就是要根据生活需要的途径,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练习作文罢了。我在下面还要专论练习,此处不说了。

2.拟题的材料问题。题材的来源是没有限量的。所以便是古今文人、诗人、小说家要求作品的胜人,多在慎选题材。我们教学生练习作文,怎能不慎选题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