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运思篇(3)

“一曰标题明确；次曰修辞简当。”他举了几个不明确的标题，阅者可以参看原文，我可不必重说了。我现在且引他一段自己出题的经验语如下：

仆忆甲寅七月中旬，曾欲制一书简题，初拟《谢七夕小饮书》。继思古人之所谓书，大都长篇大论，一饮一啄之惠，何须刺刺累幅不休，乃改“书”字为“小启”二字。继又思“小饮小启”四字中两“小”字相碰……重改“小饮”两字为“招饮”两字，于是预宴而致谢忱，或不赴宴而道其歉忱，可一任作者之自由构思矣。继思七夕已逾旬日，乃于题首冠一“追”字，曰《追谢七夕招饮小启》自谓妥适矣。既以示友人某君……君曰既为假设之事，似不可不冠一“拟”字，以醒眉目。仆乃亟叹制题之匪易易。……

我对钱先生所定两条标准，很有相当的赞同；而看他拟题这样慎重，也很佩服。不过我以为如为高小或初中（按钱先生此题为高小学生拟的）学生拟题，还要注意学生的心理习惯与思想层次。所以文人制题，愈简愈好；而为学生拟题，有时不可过简。若以此题论，不妨改为《友人七夕招饮不克赴会致书婉谢》或《七夕自友家饮归作书致谢》。这样可使学生思路清晰，措辞易于得当，不致因题目多了几个字嫌它不简当呢。至于“书”字，今俗通用，似可不必泥古。作文假设之题甚多，苟非特指名者，可不必用“拟”字。譬如作《拟苏武答李陵书》，那便不能不冠“拟”字，否则变成真的苏武李陵了。“追”字有无，亦可不拘。即古人书简，事后答谢，也不加“追”字的。至于题面不修整，甚至含糊不清，自相剌谬的题目，据我看见过的也有不少，可以不必讨论了。

2.含蕴题义。所谓含蕴题义，就是说标题中要有丰富的涵义，可以让学生自由发挥。钱先生说：

……吾侪教室命题作论说文字，一以审验诸生理解力优劣为主旨，务须为作者留思考地步。即如某某等校作文有题曰《养心莫善于寡欲说》，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论》，曰《振兴实业要在提倡国货说》……曰“莫善于”，曰“先”，曰“后”，曰“要在”，其事理是非得失，早于题中一口断定，更何余地容作者推考？极作者之能事，不过顺题之口气，依样画一葫芦已耳。更何从验作者之理解力程度如何者？

仆则谓其箝制儿童之意思自由，妖阏其思机已甚。故授儿童作推理文字，其题义宜稍含蓄也。

我以为所谓论说，该要分别来讲。推论之文与辩论不同，说明之文与说喻又不同。推论重在推理判断；辩论要在反复辩诘；说明主在解析详明，事理透达；说喻旨在“能近取譬”，故恒托于寓言，言在此而旨在彼。以上面三题而论，第一题为说明文，这是人人承认的格言，作者只要朴实说理，没有推论辩论的必要，题上缀明“说”字是不错的。…第二题加一“论”字，则应为辩论文。而辩论文题的写法当为“士人于器识文艺孰为重轻论”，不当在题中确定先后了。不过这也是古人的格言，如果题词不改，便不当着一“论”字了。第三题本属教师自己结构的，如是写法，实属不妥。振兴实业，其道多端，而一口说定要在提倡国货，题词已属根本错误。如果要学生能够自由发挥，当改《吾国当用何法振兴实业论》或《振兴实业该用什么方法》。

我还记得我的弟弟养真幼时去考中学，题目是《后生可畏论》。教一般人做——便教我做——无不从下文“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一语着想的。他却做了一篇反面文字，考了第一。他的大意说：“后生而无学无行，则异日为匪徒恶棍，贻害乡里，已属可畏。后生而有学无行，则异日为大奸巨慝，祸国殃民，其可畏不更甚乎？”当时我责他文意太放荡不经了。他不服气，自己辩说：“题目明明是论，我不可以自由立论吗？”我被他问得不能回答，只怪教师的“论”字写错了。

这里不过随便举了些例子来讨论。但教师也可知道要题目有丰富的涵义，使学生能自由发挥，那么在题目的修辞上也不能不注意了。

3.缀标文体。数年前教师出作文题多在题前一字或题后一字缀明文体的，如论、说、叙、记、传、志，等等。但往往有不能相题之宜，误缀文体，以致学生误作文字的。钱先生曾举某校作文题《蓉湖秋月》作记事体，谓此题宜虚写意境，不宜记叙事实，宜作“赋”而不宜作“记”，这话固然不错。然也往往有几个教师太拘泥古义的。例如上面钱先生以“书”体为长篇，“启”体为短文，而于“书”与“小启”之间，大加斟酌，我以为似可不必。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常用文体，代代都有变迁，其名称区别由繁而简，这是语言学上进化的公例。譬如古人说马，有“驹”，有“骝”，有“骖”，有“骓”，有“骏”，有“骜”，有“骢”，有“骊”，有“驽骀”，种种分别，现在只说“马”了。有哪个说“马”字不能通用呢？古人说“书”，有“书”“札”“简”“启”之别，现在除“启事”另为一种文体外，都说“书”了，又有什么不妥呢？…又如上行公文，古有“表”“奏”“弹事”“密封”“露章”“疏”“剳”“禀”“状”“详文”种种名目，现在只用“呈”了，岂非便宜行事，省得麻烦？

钱先生还有一段攻击论说文之说题的话如下：

抑仆又见近世学校，明明是一论文题，往往于题尾漫缀一“说”字，则又不知类之甚者也。讵知说之始兴，出于子家之绪余，故自汉以来著述家所作杂说，出于寓言者十尝八九……其体固兴论文大不侔也。岂意讹谬相袭，遂乃张冠李戴，不辨菽麦一至此乎？以仆所见，普遍一般论说文字，既非“说”体，题尾似不如竟缀“论”字为当。

这话又当有些分别了。我在上面已经说过，说明之文，也可缀一“说”字，若一律改为“论”字，恐怕又失当了。我有一个同事（某校国文教员）曾对我说：“论者古义训言有理也。古人经纬大文，方可当得‘论’字。现在中小学生居然也做起‘论’来，这是大不可的。” 照此说来，现在学生说也不易做，论也不宜做了。这不是太拘泥了古义吗？我以为时代变迁，文体同名而异实，同实而异名的很多，据古论今，未免有些不妥了。

现在一般新式国文教师主张题下不缀文体了。这种主张，我也有相当的赞同。时人在报章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十九都是不缀文体的。但我们一看他的题目，便可知道他的文体。那么文体已在题词中表现出来，自然可以不缀了。例如：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我们便知是篇说理文；《国故与国粹》，我们便可知道是篇辨明文；梁启超《为学与做人》，我们便可知道是篇演说文；鲁迅《故乡》，我们便可知道是篇描写文；俞平伯《春水船》，我们便知道是个诗题。不过有些看了题词不易明其文体的，还是缀上文体为是。教学生作文，更要注意这一点。我曾见某校国文教师出一题目为《离家之集美》，这个“之”字，倘作虚字解是不通的，我们就作动词解吧。这个题目，是记途中的事物呢，还是述到校后的感想呢？照题目看来，又有些像诗题了。教我来做，也就没有把握，何况教学生做呢？所以我们替学生拟作文题，除题词中已表明文体者外，还是在题上或题下缀明文体为是。

四题目的限制问题

题目的限制问题，在作文拟题的问题中，关系比较小些。但在现在的毫无计划的作文教学状况之下，也就成了不可不研究的问题了。我要把这个问题分二项来说：

1.规定拟题与自由拟题问题。现在有些教师主张作文听学生自由拟题，教师不宜规定题目。他们说：“古人文成而后制题，有一题改至十数次，方才惬意的。那么文人作文，先有文章，后定题目的了。现在教学生相题作文，可谓本末倒置。这是教学生做题目，不是作文章了。命题作文是科举时代的考试方式，现在教学生作文，可以不用命题。”（好多新式国文教师都有这种主张。）

这话似乎言之成理的。但按诸教学的计划目的，便觉有些不妥了。学生自由拟题的弊病，我在本书已经说过，此地不必再说。我此地单根据教学的计划目的来讲罢。譬如我们希望学生于文言白话均有相当练习，而学生自由拟题在六年中全做白话或全做文言，我们能否实施教学计划，达到教学目的呢？我们希望学生于各种常用文字均有相当练习，而学生自由拟题，在六年中全做小说新诗，我们的教学计划和目的，又如何实现呢？学生随意去做，是否能按着教学进程循序渐进呢？学生不能自己拟题的，是否不致抄袭模仿，请人代作，敷衍教师呢？我们教学生作文，根本不能把学生和古今文人相提并论的。况且拟题的方法，题目的方式，尽可多方变换，何必因噎废食呢？现在有些学生被新文学家的教师养成了自由自在的习惯，一到第二个教师接手，要想实施教学计划，规定一些限制，他们就老不高兴。有的来要求教师选哪些文章，出哪些题目，这不是“太阿倒持”了吗？我时常拒绝学生这些要求，我以为教者认清了教学的目的进程，预定了教学计划，实施教学，自有全权，难道还要受学生指导吗？现在有些教师一味迎合学生的意思，还把“发展个性”“适合兴趣”这些话误解起来，以为学生很欢迎他，他的教法也就是最好没有的了。不知道这不过是学生厌受了古文派教师的教法之后的反动倾向，其实他们还不认得正当的道路。新式的教师可不指示他们一条正当的道路，让他们做了出轨的火车去乱冲乱撞吗？所以我以为教师应该以规定拟题为常道；规定范围，令学生在范围内自由拟题为权变之道。守经达权，两者中间要斟酌妥善。

2.分别拟题与团体拟题问题。教师刻板式的命题，在全班学生中往往有的能做，有的不能做，确是也有流弊的。有人主张替各个学生分别拟题，这是除了各个学生的偶发事项之外，平时不易实行的。有的教师每次拟一二十个题目，让学生自由选择一个，差不多每个学生有选一个不同的题目的可能。但这也有几种弊病：

（1）学生没有选择力，往往这个题目试一试，那个题目试一试，不知做哪个才好；有的口里咬着笔杆混时间，过了几十分钟不曾下笔，到后仍然敷衍了事。

（2）教师想不出许多题目的时候，也就随便写几个充数，对于教学的计划和目的均不能顾到。

（3）教师出了许多题目，没有工夫讨论解释或指示作法。

我以为规定一个题目教一班程度不同的学生去做，确是不宜；但要出一二十个题目，教学上也很不易。最好按照一级学生的程度出二三个题目。题目的难易不同，性质仍然相似，而教师不妨指定某等学生做某题。

例如：

甲共和国民须有自治精神论

乙自治与自由

丙说中学生自治之利弊

那么学生一看题目，便易认定我宜做哪个题目，不致观望尝试，耽误时间了。如果教师已经知道学生程度的，不妨指定某等学生做某题。

我平时教作文，多用这种方法的。但有时为要考察学生的进步，比较学生的程度，也可教全体学生通做一个题目，不过这种题目应该以最普通、最浅易，确是全班学生都能做的为标准，这便是我所谓团体拟题了。我有时也教学生自由拟题，但我都先定一个范围给他们的。因为我主张我们要实施教学计划，达到教学目的，教学生作文，无论在题目上、文体上、练习上，时间和字数上必要有些限制，有时为特种练习计，还该严格限制。下章再论作文练习上的问题罢。

（选自《中学作文教学研究》，民智书店，1929年）

材料

题材的搜集和主题的确定（唐弢）

生活经验一经反映和溶化在作品里，这就是文章习语上的所谓题材了。

题材存在于现实世界中，是十分丰富的，是一个作者因为限于本身的经历，却只能写一点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在写作方法上，主张“只写你所深知者”，原是避免浮浅，使文章深刻的办法，譬如吧，一个生长在四川、足迹不曾出过省界的人，他就描写不出海洋的形状来；而一个过惯海洋生活的渔夫，也无法去想象戈壁的游牧民族的生活；要浸沉于孔孟之道的老先生来评论新社会，固然会眼花缭乱，得不到正确的结论；同样，要唐宁街的绅士们说明一下非洲土人的心理，他们也只好抓破自己的头皮了。这是因为作者对于所描写或者所评论的对象，先就缺乏实际的知识和体会的缘故。

没有事实，也就没有想象，要写一篇像样的文章，是绝不能依赖于天花板的。

然而天花板以外的天地虽大，作者却无法一一经历，为了谨守“只写你所深知者”的教条，许多人就写起老婆、儿子、吃饭、睡觉等等的身边琐事来，因为在平凡的生活里，他们只有这样的体验，一离开这些直接经历，就觉得没有题材可写，没有意见可说，捏起笔，要恨恨于灵感的不来了。

而灵感偏偏又是不可捉摸的东西。

体验缺乏，灵感不来，那么，文章岂不是就写不成了么？事实上并不然。只要时刻留心，经常训练，灵感也可以通过培养来取得，而要达到这一点，主要是平常善于观察，积储由观察得来的感想和形象，以待提笔时候的应用，这样，就可以有所恃而无恐了。

观察虽然比不上体验的真切，然而范围却较为广泛，可以弥补体验的不足。一个专用直接经验来写作的人，在文章里所表现的社会，一定是狭隘的，他不免于常炒冷饭。然而谁又喜欢冷饭呢？要使文章合于读者的胃口，这时候，最迫切的问题是搜集材料——用观察来扩大自己的视野，展开文章的角度，增加应用的词汇，等等。

在这里，我们且来回顾一下，看看世界伟大作家们在写作之前，是怎样地运用着他们的观察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