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埃博拉病毒和大猩猩(2)

1994年12月，病毒暴发于伊温多河上游的金矿里，正是麦克·费伊后来雇佣加蓬成员的地方。这些营地在马依布2村上游25英里处。至少32人发病，表现出埃博拉病毒疾病所常见的症状（高烧、头痛、呕吐、腹泻和些许出血）。尽管有个病人说他杀了一只闯入营地且行为奇怪的黑猩猩，但疾病暴发的真正源头很难查明。或许那黑猩猩感染了病毒，无意地传染给了饥饿的人类。另一种说法是，第一例患者碰到一只死大猩猩，把部分肉带回到了营地，与人分享了。他死了，触碰了肉的其他人也未能幸免。大约同时，出现了一些关于黑猩猩和大猩猩死于森林的报道。更普遍的传闻是，矿工（和他们的家人——营地基本上都在村庄）的出现和对食物、住宿和燃料的需求，引起了林冠层的混乱，打扰了其中居住的生物。

1994年的受害者们从金矿营地沿河向下被转送到马科库总医院（如从马依布2村运送患者的路线一样）。然后，出现了很多继发病例，集中在医院周围和村庄附近。其中一个村庄里有位巫医（nganga），一种传统治疗师。他的房子可能是个病毒传播地，某个金矿营的病发受害者来向他寻找民间药材，而恰好一个当地人也来找医生看其他不太严重的病，却不幸被传染。可能病毒就是通过医师双手传播的。不论怎样，这一波病毒传播结束时，49例确诊，29例死亡，死亡率近60%。

一年后，病毒暴发于马依布2村，这是该病第二波的暴发。之后8个月，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的科学家和其他人又对第三次暴发做出了应对措施，地点在加蓬中部博韦（Booué）镇附近。

博韦的疫情很可能在之前3个月已经开始了，即1996年7月，当时在博韦北部约40英里处的一个叫SHM的伐木场中有个猎人死去了。回顾起来，经判断，猎人的致命症状与埃博拉病毒疾病相匹配，但他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引起警觉。6周后，另一个猎人在同一伐木场莫名其妙地死去。接着，第三例发生。给伐木场供应的是什么样的肉？可能是一些野生物种的肉，如猴子、小羚羊、野猪、豪猪，也许甚至有猩猩（尽管是违法的）。而且，同样也有关于黑猩猩死在森林里的报道，是倒毙的，而非被击毙的。早期的病例似乎彼此互不相干，好像每个猎人都是从野外感染的病毒。后来，第三个猎人扩大了问题，除了成为病毒受害害，自身也成了病毒传播者。

他在博韦的医院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他躲避医疗人员，离开了医院，到附近一个村庄向另外一个巫医求医。尽管巫医尽心，但他还是死了，接着巫医和他的侄子也相继去世。小范围疾病暴发开始。整个10月和接下来的几个月，博韦镇上和周边地区出现更多病例，即人与人间的传播更多。几个病人被转送到加蓬首都利伯维尔（Libreville）的医院，却死在那里。一位给其中一个病人做过手术的加蓬医生，事后自己发病，由于对本国的医疗水平没有信心，他飞往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进行治疗。那医生似乎活了下来，但照顾他的一名南非护士病发并死亡。这样，埃博拉病毒便从中非被带到了整个非洲大陆。第三次暴发的最终统计显示，包括博韦、利伯维尔和约翰内斯堡在内的地区里，有60例感染，其中45例致命。这次的死亡率，我们可以自己在脑子里算一下。

在众多的病例和细节中，有一些共同之处值得注意：暴发地点的森林遭到破坏、死亡的猩猩和死人、继发病例与医院接触或传统巫医相关、60%~75%的高死亡率。对任何传染性疾病（狂犬病除外）来讲，60%都是极高的死亡率了；可能比得上中世纪法国黑死病最严重时的死亡率了。

1996年以来，在马依布2村周边，埃博拉病毒疾病的其他暴发潮中，人和猩猩都受到了感染。一个受灾严重的地区在蒙比利河（Mambili River）沿岸，就在刚果西北交界的加蓬边境。这是又一个森林密布的地区，包括几个村庄、一个国家公园和近期刚建起的自然保护区，叫罗西大猩猩保护区（Lossi Gorilla Sanctuary）。2000年3月，我与麦克·费伊在明克比孤山会合的四个月前，我们也到过这个地区。与明克比的空旷相比，我们看到的蒙比利流域上大猩猩数量众多。但两年后，2002年，一组罗西的研究者开始发现大猩猩尸体，其中一些埃博拉病毒检测呈阳性。（抗体检测呈阳性不如发现活体病毒这样的证据更具说服力，但是也有提示意义。）几个月里，他们所研究的90%的大猩猩个体（143只中的130只）消失了。有多少猩猩跑掉了？多少只猩猩死亡了？根据确认死亡数和消失数以及整个研究区域总数进行了推断后，研究者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埃博拉病毒暴发致5000只大猩猩死亡”。

2006年，我回到了蒙比利河，这次是与威廉·比利·卡雷什[William B.（Billy）Karesh]带领的团队一起。他当时是人畜共患病权威机构——纽约的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CS）的实地兽医学项目负责人。比利·卡雷什是一名兽医也是人畜共患病方面的专家。他还是徒步实地研究者，在南卡罗来纳的查尔斯顿（Charleston）长大，师从马林·帕金斯（Marlin Perkins），一位通常穿着蓝色医师服工装、戴着广告帽、留着胡子的老师。卡雷什是个典型的经验主义者，说话轻声细语，口型变化不大，避免直截了当的表达，好像会损害他的牙齿一样。通常他面带一丝狡猾的笑容，表明对世间奇景和各种人类荒唐事的戏谑。但他去蒙比利河的任务中却没有丝毫玩笑的成分。他要向大猩猩射击——不是用子弹，而是用麻醉飞镖。目的是抽取血液样本，检测其中的埃博拉病毒抗体。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叫莫巴·贝的湿地群（Moba Bai），距离蒙比利河上游东岸很近，是离罗西保护区不远的一片天然空地。贝（bai）在非洲法语中意思是湿地草甸，通常有盐渍地（salt-lick），周围森林环绕，像是个秘密花园。除了莫巴·贝，周围还有其他3或4个这样的群落。大猩猩（和其他野生动物）经常出没于此类湿地中，由于辽阔天空下生长着钠含量丰富的莎草和紫菀，这里通常浸满水，阳光充足。我们乘坐一只由外部40马力驱动的超载的独木舟，沿蒙比利河逆流而上，到达了莫巴。

船上载了我们11人，还有一大堆工具。有一个气动冰箱、两个液氮冷冻容器（用于存储样本）、包装仔细的注射器、针头、药水瓶和工具，还有橡胶手套、防护服、帐篷，以及防水布、大米、麸麸、罐头金枪鱼、豆子罐头、几箱劣质红酒、很多瓶装水、两三张折叠桌和七把堆叠式白色塑料椅。有了这些工具和奢侈的供给，我们从莫巴跨河建起一个实地考察营。团队成员包括一位叫普洛斯波·贝罗（Prosper Balo）的追踪专家，野生生物兽医、森林向导和一位厨师。普洛斯波在疫情暴发前和暴发时在罗西工作过。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搜索着湿地群，这里到处充满多汁的植物，之前因每日来觅食和休息的几十只大猩猩而闻名。

在埃博拉病毒发作前，比利·卡雷什来过这里两次，搜寻关于大猩猩健康的基线资料。1999年之行中，他一天在这儿看到了62只大猩猩。2000年，他回来，试图麻醉几只大猩猩。他告诉我：“每天每个湿地都至少有一个家庭组。”他不想过多干扰，只麻醉了4只，给它们称了体重，检查了有明显症状的疾病（如雅司病，一种皮肤细菌感染）、并采集了血液样本。4只猩猩的埃博拉病毒抗体检测都呈阴性。这次不同了。他想要采集2002年群体死亡幸存下来的大猩猩的血清。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抱着很大的希望。几天过去了，依我们所见，没有幸存的大猩猩。

总归发现了几只宝贵的大猩猩——用大猩猩麻醉镖很难采集足够的数据（麻醉镖总是种危险的方法，对投镖者和中镖者都有一定风险）。我们在莫巴的观察持续了一周多。每天早上我们穿过河流，静静地从一个湿地走到另一个湿地，用厚厚的植被把自己隐蔽起来，缓缓移动，耐心地等待猩猩出现。一只大猩猩也没有出现。我们经常在雨中守候。晴天时，我会看看书或在地上打盹。卡雷什站着，随时准备好气步枪，镖上淬满了氯胺酮（tilletamine）和唑拉西泮（zolazepam），都是麻醉大猩猩的常用药。或者，我们远足穿过森林，紧紧跟着普洛斯波·贝罗寻找大猩猩踪迹，仍旧一无所获。

第二天早上，沿着一条松软的小径通往湿地群的途中，我们看到了猎豹、大象、水牛和黑猩猩的踪迹，但就是没有大猩猩的影子。第三天，依旧没有大猩猩的踪影。卡雷什说：“我觉得它们都死了，埃博拉传到过这里。”他推断，只有一小部分幸运的大猩猩没被感染或抵抗力够强而存活了下来。然后，他再次说：“那些正是我们感兴趣的。”因为可能的话，它们会携带抗体。第四天，卡雷什和贝罗与我们其他人分开，他们通过捶胸声和吼叫声定位到一只离群发狂的雄性大猩猩，在浓密的矮树丛中爬到距离它10码的位置。突然间，这只大猩猩站在了他们面前，只有头部可见。“我很有可能杀了它，”卡雷什后来说，“射穿它。”他的意思是从它两眼之间射击，而非从侧面来安全射倒它。卡雷什举起了自己的枪。大猩猩又发出一声咆哮，随后跑了。

我笔记中的第六天有这样一条：“没有，没有，连大猩猩都没有。”第七天，我们的最后机会，贝罗和卡雷什在沼泽密布的森林中跟踪了另外一对动物几个小时，却连好好看一眼的机会都没有。莫巴·贝周围，大猩猩现在已经变得极为稀少，而少数的离群者也非常害怕和胆怯。同时，雨继续下，帐篷上布满湿泥，河水涨起。

我们不在森林中时，会在帐篷里与卡雷什和其他三位同组野生生物学会的非洲兽医聊天。一位兽医叫阿兰·奥德扎伊（Alain Ondzie），刚果人，瘦高、腼腆，在古巴接受的培训，讲流利的西班牙语、法语和几种中非语。每当他被取笑或打趣时，就会轻轻低下头，并快乐地咯咯笑，很可爱。奥德扎伊的主要工作是处理国内任何地方的黑猩猩或大猩猩的死亡报告，这需要尽快赶到现场，采集样本，检测埃博拉病毒。他给我描述了完成这个任务所用的工具和流程，他到达现场时尸体已经无一例外地腐烂，假定（除非证明是别的情况）是被埃博拉病毒侵害的。他的工作服是一套带通气罩的防护服，橡胶靴、挡泥裙和三双手套，手腕处以管道胶带封口。取样时切第一个切口是有危险的，因为尸体可能胀满气体，会爆炸。在任何情况下，要给死亡的猩猩盖上排气昆虫——蚂蚁、小苍蝇，甚至蜜蜂。奥德扎伊说了一个情况，当三只蜜蜂从尸体跑到他的胳膊上去时，钻进通气罩，直达他的肉体，开始叮他，而他还在忙着取样。埃博拉病毒能通过蜜蜂叮咬进行传播吗？没人知道。

你害怕这工作吗？我问奥德扎伊。不怕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呢？我问道。“你为什么热爱这项工作？”（他显然喜欢。）“好问题，”他说，习惯性地轻轻点头和咯咯傻笑。然后严肃地补充道：因为我可以学有所用，能继续学习，还可以拯救生命。

团队中另一成员是帕特丽夏（翠西）里德[Patricia （Trish）Reed]，15年前以生物学家的身份来到非洲，研究拉沙热和HIV，被弗朗斯维尔国际医学研究中心聘用，在埃塞俄比亚有过一些实地经验，然后从波士顿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兽医学院获得兽医学博士学位。她回到国际医学研究中心，研究一种猴子病毒，当时野生生物学会的实地兽医因飞机在偏僻的刚果跑道上失事而丧生。卡雷什聘请了里德，替代死去的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