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中国近代通史》十卷中，以本卷时间最短，前后不过三年多的时间。但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历史风云变幻之急剧，为百年中国所罕见。已有三十多年历史的老革命党国民党与成立仅三年的新革命党共产党，携手合作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革命。与晚清由单一党派主导革命不同的是，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激变为多个党派的共同诉求。革命由过去的“一党独革”发展成为“多党竞革”的局面。

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是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的关系。因为相互合作，两党力量都得到迅猛发展，国民革命的洪流由珠江流域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又因为相互竞争，两党一直明争暗斗，直至最终武力相向。两党均“以俄为师”，其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具有许多相通和相似之处。两党党员大致来自同一个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其主体均是五四知识青年。但两党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逐渐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者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

孙中山生前确立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方略，在他1925年逝世后，很快付诸实践。广州国民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党治”政权的建立。中国政治体制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由“帝治”转为“军治”，又由“军治”转为“党治”。

在这个时期，中国人的学习榜样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化：从鸦片战争之后的“师夷制夷”，到甲午战争之后的“取径东洋”，发展为这个时期的“以俄为师”。

若说五四运动孕育了中共，五卅运动则堪称是中共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共正式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开端。五卅运动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一场城市市民运动。国民革命的蓬勃开展，北伐战争的迅猛推进，乃至北洋军阀的覆亡，五卅均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亦是一个重要契机。从五四到五卅，运动的中心由北而南转移；其后北伐战争又迅速由南向北推进。时空转换之迅速，亦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仅见。五卅所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既是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口号的延伸，又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理念之升华。甲午以后，中国希望像日本一样跻身“列强”行列。那时的中国精英普遍信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中国衰弱是因为自己不争气。五卅运动使“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为全国民众普遍接受。而“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魅力，在于它将中国的一切贫穷落后都归咎于帝国主义，故而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和民族主义动员力。

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个皇帝，没有触动底层社会。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共同目标下，工人、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商人、妇女等各个阶层的广大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无疑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的最重要特征。国民党对民众运动予以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可以说国民党开始步入群众运动时代。但孙中山所倡导的“扶助农工”，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居高临下地去“扶助”“不知不觉”，这与直接以工农代表自任的中共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毕竟又有很大不同。由于国民党人多不愿从事下层民众运动的工作，其工作乃由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人来承担。由此一来，国共两党合作的形态，逐渐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国共两党，一个关注上层，一个关注下层；一个重视军事，一个重视民众；一个注重枪杆，一个注重笔杆；一个擅长武斗，一个擅长文斗。当两党互相合作时，无疑是一对优势互补的搭档。当两党互相对抗时，共产党的笔杆毕竟敌不过国民党的枪杆。

国共两党协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一举战胜了北洋军阀，结束了袁世凯以后军阀混战和割据的局面。但两大政党亦以此为契机分道扬镳，并从此开始一场更为持久的军事内战和政治较量。从革命的结局看，中共无疑是失败者，国民党无疑是胜利者，但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又走上了一条其革命对象所走过的老路，从而给共产党留下了新的革命发展空间。

1924-1927年间，南北军政格局均发生了快速激烈的变化。南北政权实际在朝着相反方向发展：南方革命力量在国共两党主导下逐渐发展壮大，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和争斗不仅没有止息，反而日趋激烈。实力较强的军阀觊觎中央政权，时怀“问鼎”北京之志；实力较弱的军阀则以“自治”相标榜，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建构一个独立王国。他们之中谁也不足以慑服群雄，一阀独大。自吴佩孚因北京政变受挫后，北洋体系内不复有任何军阀再有武力统一全国的实力和雄心。任何军阀都无法长久控制中央政府。最终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局面。但他们在名义上仍都奉中华民国之“正朔”，未有某派军阀公然将自己的防区宣布独立于国家主权之外故，这个时期国家虽然分崩离析，却始终存在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政权。中华民国的国号与法统得以维持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