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人类学发展史问题

内容提要　关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逻辑思维的争议，实质上是如何定义以及看待文化普遍性与文化特殊性的精神实质问题。经济人类学史上最出名的争论莫过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的“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争，正是这场大争论把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随后由于两方学者固执己见，无法从本质上分析问题，这次争辩最后无果而终。接着，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以及对农民经济的研究等思想的出现给经济人类学注入新鲜的血液。

学习目标

1.了解经济人类学的兴起背景以及赫兹克维兹对经济人类学的出现和发展所起的作用。

2.了解大争论兴起的缘由以及马林诺斯基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观点。

3.理解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的立场及其对经济人类学发展所起的作用。

4.理解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实质。

5.理解女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及其对经济人类学的影响。

6.理解不同学者对农民问题的不同观点。

第一节 早期经济人类学的发展

一、经济人类学的兴起

美籍德裔学者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于20世纪早期创立了文化研究的历史特殊论学派，这个学派后来发展成为美国人类学的主流。此后，美国人类学的学科体系逐渐趋于成熟，具备了进一步发展多门分支学科的基础条件。于是，博厄斯的学生们开始从多方面发展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使得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不断涌现。经济人类学就是在这种学科背景下开始萌发的。

“经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对家庭事务的管理”，即大家庭管理事务的规则。经济的原义强调将奴隶、牲畜等固定在房子里。因此，家庭经济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皮尔逊(Pearson)对家庭经济的主要观点集中体现在《原始经济》一书中。对早期旅行者来说，土著“孩子般”的交换，有价值的财产被刻意损毁或者是经过艰苦努力却没有明显的经济效益，这些行为看上去与欧洲的理性思想是相矛盾的。皮尔逊指出，人是有不同心理活动的主体，“原始人”的经济行为忽略环境和技术，与现代西方个人更为接近。

马林诺斯基是经济人类学的开创者，他对经济人类学的主要贡献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专门讨论交换，在《珊瑚花园与他们的魔法》中讨论工作、技术和财产分配。他坚持认为特罗布里恩岛民将物当做礼物是一种习性，并将之视为“部落经济”，拒绝承认“经济人”的概念是全人类共有的。岛民对他们花园的关注与野蛮人只是为了满足生存而不愿辛苦劳动的想象是相矛盾的。航海的目的是为了展现岛屿之间复杂的贸易交换，这个市场并不是由市场利益、货币或国家组织起来的，也不是因为贪婪而进行交换，而是库拉价值的转换，贵重的交换称为“jimwali”，番薯则意指母系亲属间的交换，称为“urigubu”——完全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概念相一致。

莫斯的《论献祭》与马林诺斯基的功能主义是对立的。莫斯对马林诺斯基的美国西北海岸的夸父宴在美拉尼西亚非常盛行的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他坚持认为货币和市场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莫斯批评了功能主义强调个人的观点，认为社会和精神层面的交换在所有社会，包括现代社会都存在。他的人类学被限制在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方案中，引起了很多学者的争论。

弗斯(Firth)关注原始经济，强调原始经济是一种“社会事务”，并认为他解决的是“虚假/伪——问题”，就是由马林诺斯基坚持认为的“复杂的社会义务”，弗斯认为这种复杂的社会义务并不会偏离“理性经济选择”的基本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应该被视为第一个“形式主义经济人类学家”。他用经济的基本分类来组织自己的文章，但是为了理解行为模式的理性特点，他也详细描述了背景，结果出现了丰富的带着理性选择印迹来描述经济体制的民族志材料。

二、赫兹克维兹与现代经济人类学的出现

目前，中外经济人类学专家一致认为，美国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兹克维兹(Melville J.Herskovits)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经济人类学诞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对这门新兴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赫兹克维兹是当时非常活跃的一位人类学家，他一生获得过许多荣誉和奖项。赫兹克维兹在其多年的人类学生涯中曾做过多次田野调查，并以非洲研究和经济人类学研究而闻名于学术界。赫兹克维兹著述颇丰，主要有《反抗命运》(Rebel Destiny，1934)、《苏里南民间传说》(Suriname Folk Lore，1936)、《原始人的经济生活》(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1940)、《人类及其作品》(Man and His Works，1948)、《非洲文化的传承与变迁》(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African Culture，1959)、《非洲变迁中的人类因素》(The Human Factor Changing Africa，1962)、《非洲的经济转变》(Economic Transition in Africa，1964)。

赫兹克维兹于1940年出版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是一部科学民族志，在1952年修订再版时更名为《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根据施琳博士的研究，赫兹克维兹的这部著作成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高校最受欢迎的经济人类学教科书。 在该书中，赫兹克维兹系统地将经济学理念和民族志成果并列考虑，这标志着现代经济人类学的出现。在经济学领域内，赫兹克维兹希望在世界范围内找到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例子，就在那个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正面临体制经济学家的严重挑战。大萧条破坏了自由的信誉，为了重新恢复公众信任，银行系统只能制定更为严格的规范。

美国人类学家并不将自由主义经济奉为神圣。赫兹克维兹也将自己的材料组织起来用经济学家更熟悉的标题命名，甚至认为“因为在非工业化经济中，土地、劳动力和资产作为资本始终存在，它们一定会产生些回报”。但是他也认为用民族志材料来批评正统经济学，就像民族志证据中的“无文字民族”被剔除一样荒唐。赫兹克维兹实际上在对比“机器和非机器社会”，他还试图表明古典经济学可以扩大，应该用到后者，并且批评经济学家没有认识到自己文化上的局限性。他一直坚持认为“比较经济学”是两个学科互相促进的计划，反对任何科学仅仅只依靠推论和感性认识或者忽视事实。

我国经济人类学专家施琳博士认为，赫兹克维兹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一书集中反映了美国经济人类学家早期的一些较为系统和深入的思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施琳将该书看做美国经济人类学诞生的标志性学术著作。她指出，该书奠定了赫兹克维兹本人的学术思想和学术地位。赫兹克维兹认为，人类学家可以“大胆”而系统地将(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于他们所研究的某一社区或民族的经济。赫兹克维兹说过：“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每种经济结构与经济制度，都可以在未开化世界中找到。”施琳写道，赫兹克维兹的这种看法影响了后来的许多经济人类学家，由此形成了一时很有声势的形式主义流派。根据施琳的研究，此派学者相信，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水平的社会中，人们都可以找到与现代西方社会相似的或对应的经济行为及制度因素。因此，即便某种新的经济人类学理论还不能从跨文化研究中产生，在美国经济人类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学者们也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暂且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传统概念与理论进行分析和研究。这种思路或模式很是流行，而且在把它用于那些在经济结构和经济组织上与西方国家有较多相似之处的社会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第二节 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间的争论

一、大争论的缘起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深入、仔细地讨论早期经济人类学与经济哲学的相关问题。这里我们首先从1960年代开始，论述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间的争论，这个话题曾经是经济人类学的中心话题，当时至今日该话题对于经济人类学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富有活力的话题，相反它已经成为阻碍经济人类学继续发展的话题了。经济人类学的学科发展需要走出这种争论的旋涡，探讨更为复杂的问题。但是在我们走出这种争论的旋涡之前，对经济人类学家来说，我们还是有必要搞清楚在那个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大家都在争论着什么，所承担的风险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有些争论不再能刺激人们的研究兴趣而是让人们感到厌倦。

直到1950年代，经济人类学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受传统的社会结构理论框架的影响，学者们集中研究不同的文化是如何生存并发展的。经济人类学家与经济学家经常发生争论，因为在经济人类学家看来，经济学家都具有种族中心主义的意识，且比较狭隘，忽视了文化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影响和作用。人们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多多加以关注，同时也应该对世界上不同经济体系的多样化加以关注。

而在同时，经济学家们大多都忽视人类学，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对政治领袖提出建议，以此有效地管理世界经济。但是在这个时候，一些具有叛逆精神的经济学家开始应用与人类学研究成果相似的论断，从经济学内部发起攻击。经济学家与经济人类学家们在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发生了激烈的辩论。经济人类学家们在这个时期的著述几乎从不谈起他们与整个人类学学科的关系，而是集中讨论与经济有关的问题。其他的人类学家都在关注着经济人类学家与经济学家的争论，在人类学的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种情景，乃至整个人类学界都在倾听经济人类学家的声音。

如同许多学术界的争论一样，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间的争论有时候会变成不同政见者甚至个人之间的争论，结果成全了一部分人的学术成就，但使得一些人失去了学术地位甚至工作。 有些人类学家之所以至今仍然被他们的同事们所称赞，全都因为他们在这场争论中扮演过较重要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场争论，一个学术社区建立起来。许多人类学家在研究其他文化时，都注意到了礼物交换可以创建社区和人际关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对抗和冲突有时候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对手之间在一起相处，有时候就像与朋友和同盟者一样贴近。

简单地说，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间的争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经济人类学的形成，并使之成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今天对大多数的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而言，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争实际上是经济人类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绝大多数经济人类学教科书的“导言”也都是这样论述的。

万·德·帕斯(H.T.Van Der Pas)于1973年，也就是在这场争论即将结束时发表的经济人类学的相关书目中揭示了这场争论的戏剧性。在全世界范围内，从1940年到1950年，平均每年只有4篇(部)关于经济人类学的主要文章和书籍发表(当然，那个时代有关人类学学术著作的发表量与今天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1951年到1956年，关于经济人类学的主要文章和书籍的发表量增加到平均每年有10篇(部)。但是，到了1957年，伴随着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早期帝国的交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一书的发表，大争论开始了，关于经济人类学的主要文章和书籍发表量猛烈增加到平均每年有27篇(部)，并且持续增长，在高峰时期的1964年达到55篇(部)。此后，年平均发表量开始下落，到了1971年之后大争论已经不再是经济人类学讨论的主要话题了。

图2-1　经济人类学出版物销售数量

二、从马林诺斯基对西方经济学的批评说起

布罗尼斯劳·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基于他对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经济研究，于1922年发表了著名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Western Pacific)，对西方经济学提出了批评。在马林诺斯基的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最早的有关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的争论。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工具是否能够用来研究原始经济这一争论一直持续着，到了1941年，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和经济学家弗兰卡·南特(Franca Nantes)各自发表了他们的学术观点，重新挑起了这个争论。 半个世纪之后，学者们普遍承认争论的双方其实都有可取之处。人类学家认为对不同的文化必须从其不同之处去理解和研究，而经济学家则强调我们应该建立适宜所有文化的人类行为普遍模式。但同样清楚的是，争论的双方都未能从对方的科学角度、假设或语言去理解对方。相反，他们只是想战胜对方，都各执己见，强烈地认为自己所坚持的是唯一正确的。我们还可以发现，争论的双方在互相攻击之中都能获得某种程度上的快感，就像两头在争雄期间的公牛角斗时一样。其实，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争的整个过程一直充满着火药味，表现出争强好胜的精神。

到了20世纪50年代，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争的基本结局就已经确定了。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有一场同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争相类似的关于差异与人类不同群体的争论。相对主义者认为文化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原始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其差异性更大，所以我们不能用西方科学工具来认识和理解原始文化，因为这些工具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产物。相反，普遍主义者认为所有人类经验基本上是相同的，因而可以用客观的普遍的工具去理解和认识。在普遍主义者看来，科学不应该受限于某一特定的文化，因而我们可以做出总体的比较阐述。

这也给人类思想史上关于反身问题的争论增添了内容，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关于“他者”的自然性以及如何理解“他”文化的问题，参与争论的各方都坚持自己所认识的“现代”和“西方”科学的观念。在定义神秘的“他”者时，他们总是首先定义“他们自己”是谁。对有些参与争论者来说，他们的目的在于学习其他社会的真正自然属性，而对更多的争论参与者来说，更重要和更情感化的内容则是如何理解自己的文化、工作，以及自我认同。争论的起点很高，即究竟谁才有资格来定义至高无上的科学观念，谁才有权威来阐述世界及其指导原则。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参与争论的各方学者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强调并承认与自己在语言、地域、文化，甚至在时间上属于不同的民族呢？人类经验的普遍性又是什么呢？因此，探讨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争论背后所体现的反身问题、政治问题以及道德问题，才是能够理解经济人类学历史上这场大争论精神实质的唯一正确的方法。

三、实体主义的立场

美籍匈牙利犹太裔经济历史学家波兰尼于1944年发表了其著名的《大转变》(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在这部极具影响且被广泛阅读的著作中，波兰尼以强烈的怀旧心态探讨了早期形态到现代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并且做出了我们的文明即将毁灭的预言。 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将所有物品都转化为能够买卖的商品，并且将利润和市场无限地抬高，超越了社会与人类的价值。他认为经济学是伴随着市场资本主义而发展的，成为资本主义的奴仆和组织部分，目的在于帮助资本主义发展并且让这种发展看上去更加自然。 波拉尼在其后来的研究和著述中，与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通力合作，研究早期人类社会，力图发现除了市场资本主义之外，人类文明的经济发展轨迹。1957年，波兰尼与其他两位著名学者联合出版了《早期社会的交易与市场》(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论文集，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广泛关注。在这里，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个可以由人类学家们从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回答的现代社会问题。事实上，如果波兰尼是正确的话，人类学家们可以通过研究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经济对社会科学和当代社会发展政策做出基本的贡献。

在其收录于《早期社会的交易与市场》论文集中的一篇题为《经济作为制度进展》(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的文章中，波兰尼对经济的两种定义作出了分析，其一为形式的，也就是对理解决策的研究；其二为实体的，也就是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物质行为。波兰尼指出，只有在现代西方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才使得二者合为一体，因为只有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体制(实体的)才会借以最大化个人的自我利益融化于理性的经济逻辑(形式的)。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将形式原则通过市场媒介和货币流通这种方式制度化。在所有前资本主义文化中，各种经济活动都曾经发生过，但却不存在以充分的市场竞争为特征的形式逻辑的价值和框架。

波兰尼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被镶嵌在市场机制之中(意思是经济潜藏于或者说成为市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其他文化的经济制度下，经济则被镶嵌在其他社会存在之中，并且按照不同于市场的规则运行。在有些文化背景中，经济可能是家族关系的一个部分，而在另外的一些文化中，宗教可能在组织着经济活动。波兰尼因此注意到，不依市场规则而建立起来的经济就不会以现代西方经济科学为基础，即以个人选择的逻辑为中心。离开了市场形式经济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我们要学习研究其他社会的经济，就需要不同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完全取决于在不同的地方，即不同地方的人们为了生存而从事的实体经济活动是如何组织的。波兰尼得出这样的结论：经济学应当探求经济是怎样镶嵌在不同的社会组合之中的。这种实体经济学首先要研究的就是非市场的经济机制(例如庙宇、纳贡等)，其次要研究在不同的地方将社会和经济联系在一起的程序和过程。波兰尼的追随者后来也因此被称为“机构主义者”。

通过历史和跨文化的研究，波兰尼建议说将经济融入社会的主要途径有三种，即互惠、再分配和交换。互惠是建立在彼此之间的责任与义务，以及认同基础之上的互相帮助与分享。人们因同属一个家庭或大家族而建立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并因此而相互帮助。再分配是在一个有着权威中心的体系内，权威可能是神职人员，比如僧侣、庙堂等，也可能是群体首领，他们从全体人员中收纳物品，然后再分配不同的物品给人们。比如有的人可能将谷物交纳给寺庙，然后再从寺庙领回布匹，而其他人可能将布匹交纳给寺庙，而从寺庙领回谷物。寺庙可能会用谷物或布匹从事宗教活动并维持寺庙的正常运转和群体最大利益。根据波兰尼的说法，交换则是有着不同形式的以计算为基础的交易。以货币和竞争来确定物价的现代市场交换方式只是在最近才成为欧洲经济的中心。波兰尼认为这三种经济逻辑在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组合，其中的一种会在某阶段的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当代形式主义经济学的逻辑不同，所以他们只学习和研究第三种途径，而无法研究其他两种途径。

实体主义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相对主义的翻版，它认为经济完全取决于不同社会的不同逻辑。因此，用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工具，对于研究古代社会的经济而言，就如同用砍柴刀来修理飞机引擎一样，是毫无价值的。每一个经济体系只能用属于它自己的概念去认识和理解。波兰尼的实体主义学说从相对论又跳跃到进化论，他不仅仅简单地阐述和定义不同的经济类型，而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了经济类型是怎样从一种形态发展过度到另一种形态的，并且暗示我们，互惠形态的经济是最简单的经济形态，而交换形态的经济则是最复杂的。

如同许多文化进化模式一样，波兰尼模式可以用来描述所有社会从简单(原始社会)到最复杂(现代社会)的演变过程，并且将现代社会视为过去的演变。 在货币、市场和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形态中，人们并不总是做出选择，也不会只遵循个人利益最大化为行为的准则。人们也没有追逐利益的动机，因为他们以道德和社会利益为行为导向，而形式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则无法应用道德和社会利益来进行分析，因为它是建立在“个人的物质愿望是无限的，而用来满足这种无限愿望的资源是有限的”假说之上的。每个社会都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结构，而这种历史渊源和文化结构又对其每个成员在社会中的动机和愿望起着决定作用。再者，由于社会环境和技术手段的限制，“原始人”的确也没有很多的选择。对此，从经济学家转变为人类学家的乔治·道尔顿(George Dalton)有如下的分析——

特罗布里恩岛民在其社会中所学习和遵从的经济原则，与美国人在其社会所学习和遵从的经济原则是一样的。但是，在原始经济条件下，个人的物质和经济活动的选择限制是极端的，人们不仅受到社会责任的制约，还受到原始技术和自然环境的制约。简言之，这与工业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一系列物质和行为选择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另一方面，正是工业资本主义所具有的一系列的物质和行为选择，使得“最大化”“经济性”等经济概念术语变得有意义。

换言之，“原始人”遵循习惯和社会规则，当他们真要进行选择时，他们几乎不会立即想到自我利益。对于波兰尼和道尔顿这样的实体主义重要领军人物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将其理论称为社会经济理论。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经济机构，或者说是从事生产、交换和消费的社会团体，假定人们会遵从社会机制的规定和原则。对波兰尼和道尔顿来说，人类就是遵奉者。社会制度之所以变迁，是由于社会大规模的运动造成的，而并非个人行为、个人决定、个人决策或选择。他们以整个社会而不是个人或家庭为分析单元。

事实上，在波兰尼的实体主义模式中，关于人类学家所惯常使用的文化概念并不多见。他所阐述的几乎都是关于社会结构、群体和机构，而不是符号系统、象征意义和习俗。然而，许多人类学家却在实体主义模式中发现甜美的音乐，因为实体主义理论为人类学提供了一个理解历史与未来发展的工具。道尔顿和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是早期支持实体主义的人类学家之一，不过道尔顿更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 而萨林斯更关心的是阶级分化和石器时代经济进化。

四、形式主义的反击

1960年代早期，社会科学领域兴起了促进理论和方法更加科学化和严厉化的激烈运动。许多人如同该运动的发起者一样兴奋，希望重新构建人类学和社会学，使其能够像物理学那样建立主体和前提假设，再进行试验，并应用数学模型和公理来预测未来所发生的事件。田野调查的设计也应该用来检验这些公理，而不是探索一个特定的案例。对怀有这些目的的人类学家而言，经济学也许并不完美，但与缺乏系统性的阐述或描述性研究的民族志学相比，却更接近科学。他们认为实体主义者试图将事物推向倒退而不是向前发展，结果使经济人类学成为人文学科的一个描述研究领域，而不是使其成为一个“现代的”比较和探寻公理的科学。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里(Kent Flannery)后来将这些人类学家称为“Gee Whiz，科学先生”学派。

与此同时，一种不满情绪正在部分人类学家中酝酿形成。他们不满人类学用文化概念来解释一切，并且希望探讨个人的角色问题。一些人类学家聚焦在政治学和急剧的文化变迁方面，比如弗雷德里克·巴特(Frederik Barth)，他认为人们并非简单地遵从其社会文化准则，每个人都在为塑造自己的社会文化作出贡献。 这些人类学家在进行田野工作时，更多地关注革新、创造、冲突和逻辑推理，而不是被动地粘贴在社会传统上。

因此，在波兰尼宣言发表之后不久，实体主义就受到了一大批人类学家的批评，对此我们应该毫不吃惊。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些批评实体主义的人类学家给自己戴上了波兰尼送给研究理性决策学者的标签，自称为“形式主义者”，想在人类学之外寻找理性选择的模式。比较著名的第一波反击实体主义的形式主义人类学家有：罗宾斯·博灵(Robbins Burling)、哈罗德·施耐德(Harold Schneider)、列克莱尔(Edward LeClair)、兰克·坎西安(Frank Cancian)和斯科特·库克(Scott Cook)。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我们不准备在此将形式主义学者的理论进行一一介绍，相反，我们将他们一致同意的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其一，实体主义者在微观经济学方面犯了错误，其实经济学家所说的“最大化”其实并不一定需要货币或者市场。任何事物，甚至情感与安全都可以被最大化。

其二，实体主义者过于浪漫化，他们热衷的希望式思考是不现实的。

其三，形式逻辑的方法适宜于非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任何社会都存在理性行为、资源稀缺性和生存手段。形式逻辑方法应该被接受和改进，而不应该被抛弃。

其四，实体主义者应用归纳方法，就像蝴蝶采花一样，试图从具体的观察当中总结出一般规律，而不是用演绎的方法，即没有用有关人类行为的公理去解释和阐述特定的瞬间事例，事实上演绎方法更好。

其五，波兰尼的历史观是错误的。市场、交换和贸易存在于许多早期人类社会和“原始”文化中，更何况当今世界大多数社会都被卷入现金经济，因而实体主义不再有意义了。

形式主义者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经济机构以及经济机构的分类和进化中转移到对普遍的经济行为，特别是决策和选择的研究方面。他们以大量的论点和逻辑来证实自己，并且用事实证明古典经济学工具可以被用来进行一系列的案例研究。他们的研究范围广泛，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婚姻市场到加利福尼亚波莫人的大型交易会，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他们将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技术延伸到博弈论、线性模型和决策分析方法之中。 不幸的是，他们对形式逻辑方法的热情并不总能与他们的技术所匹配。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形式主义者需要重新学习他们的经济理论课，以便纠正他们在概念和定义方面的错误。

形式主义者的确向我们展示了经济学可以被应用于分析非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面。他们想解开非西方经济行为之谜，揭示非西方社会的人的确是理性的。这对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他们曾经(许多现在仍然是)习惯于将少数族裔和穷人的行为看做是“非理性的”，或趋于“传统”，或更直白地将其看成是“愚蠢的”。形式主义者指出，在外人看来许多奇怪的行为，对行为者而言其实都有其自身的理由和理性。我们必须更深入地理解他们居住的环境，这样才能更准确地明白他们所面临的资源及其限制是什么。然后我们就能完全理解，即便是按照严格的西方经济学规则来分析，他们的行为也是很理性与符合逻辑的。因此，问题的要点不在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而是在于我们往往忽视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真正环境。

形式主义者还成功地找出了波兰尼对经济历史分类的漏洞，比如他们指出，市场交换早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中世纪欧洲社会就已存在，而且非现金关系在所谓的现代经济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当代人类学家，特别是那些专注研究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人类学家都不由自主地在其民族志的研究中采用了形式逻辑的思路和方法。这是否意味着形式主义者在争论中获胜？未必。相反，在一些实体主义者作出第二次反击后，大争论似乎将熄灭。1973年，理查德·索尔兹伯里(Richard Salisbury)宣布大争论已经结束，争论双方都已奄奄一息。大争论的结束显得无声无息，而不是轰轰烈烈，因为参与争论的各方只在于维护自己的立场而刻意回避最基本的实质问题。

五、关于大争论的思考

形式主义最主要的理论观点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决策和行为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和所有人类；而实体主义最主要的理论观点则是：经济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方式，镶嵌于所有社会形态中的不同社会机制和机构。如果我们认真仔细地推敲双方的这些理论原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并非完全地互相排斥。他们之间也并没有彻底否定对方，争论的双方有可能都是正确的。同理，争论的双方也有可能全都是错的，也许他们的错误会更多、更大，甚至完全超出了双方所互相谴责的各个方面。比如说，关于形式主义的理性假设，还会有更多不同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实体主义者提出来的)，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第一，人们是非理性的或者是没有理性的，除了基于最大化之外的其他类型的理性都是可以被确认的。

第二，经济理性可能只存在于一些特定的行为之中，或者只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次群体之中。

第三，经济学家所定义的经济理性毫无意义，都是一些模糊的话，因为它永远无法被证实。

第四，经济理性只存在于某些类型的社会。

同样，对于实体主义的主要理论观点，即经济总是依附于其他社会机制和机构的，我们也可以有不同的说法，比如：

经济是社会中一个自我存在的组成部分，它根本就不是镶嵌的。

社会是镶嵌到经济中的，而不是相反的情况。

经济只是部分地被镶嵌到社会机制和机构之中。

经济被以不同的方式镶嵌于各个独立存在的社会，因而不会有“类别”存在。

经济根本就不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是一种行为。相反，它永远伴随着人类的一切活动。

由此可见，即便在其最基本的主要理论方面，两个阵营都只关注了比较狭隘的内容以挑战对方的基本论点。当然，在双方激烈争辩时，无论是形式主义者还是实体主义者都无法冷静地思考对方的理论和观点。双方之所以大动干戈，部分的原因在于他们各自的起点不同：实体主义旨在研究比较社会，而形式主义则研究比较个人。实体主义关注的是从社会结构到个人行为，而形式主义关注的则是从个人选择到整个经济体系的运作。从一方面来讲，我们完全可以说社会制定着游戏规则，个人在生存斗争过程中的确只有为数不多的有限选择。而从另外一方面看，我们又可以这样说：社会本身是经由个人有规律的决策和行为而形成的，所以人们完全可以用自己的选择来改变社会。

如果我们再仔细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形式主义者也好，实体主义者也罢，他们实际上都深受自启蒙时代开始的西方哲学传统的影响，在同样的乐曲中跳着学术的舞步。他们在争论中涉及的无非是关于理性、真理、理由和进展等问题。我们从对自然的观察中学习真理，或者用我们聪明智慧的逻辑去确定理由。 社会发展不正是由于理性的发现和决策而取得吗？

当代学者们总是说他们在争论人类学，但实际上，他们也采用古典哲学中关于本体论的学术观点。本体论的哲学思想建立在一些两极对立的概念之上，例如，自由意志与决定主义、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所以说，他们在争论的人类的本性也是他们的爱好与厌恶的源泉。但是，他们从一系列关于人类本性的假设，而不是从验证这些假设开始，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大争论无果而终的原因。大争论实际上就是佛教与天主教关于上帝的本性之争的学术版本，对准对方大喊自己的信仰并不能说服听众皈依你的宗教。

尽管存在着以上问题，我们依然有两个比较好的理由来继续讨论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的大争论。第一个理由是，大争论本身涉及相当普遍的一些人类共性事务。在许多社会，人们都在讨论有关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个人的能力是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还是改变整个社会的问题，以及有关逻辑思考与直觉认知或情绪化认识问题的优缺点等问题。现在来看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的大争论的确涉及一些比较深刻、重要，也比较普遍的人类社会问题。

第二个理由是，在这场大争论的过程中，人类学家终于开始注意社会变迁和进化等广度问题，探索经济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范畴之间的联系，例如亲属关系与仪式问题。在大争论期间，学者们还提出了超越人类学主体领域的许多子领域的问题，对人类学学科本身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我们能否预测人们的行为？如何界定理性？怎样认定某人的行为是出于自我利益的需要？现代经济与原始经济是程度不同还是性质的不同？有无适应于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公理？经济是否永远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

大争论的哪一方是赢家？如果从其对后来的研究有更多、更大的影响这个角度来判断，那么我们可以说这场大争论的双方打了个平手。实体主义，特别是马歇尔·萨林斯在总体上对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最深。马歇尔·萨林斯发展了波兰尼的互惠类型以及经济类型，丰富了人类学，特别是考古学的基本词汇。经济活动深深镶嵌并依附在从家族到足球队的所有社会机制和机构这个学术观点，已经成为最普遍的常识被广泛接受。 而应用人类学家、生态人类学家以及人口人类学家们则更青睐形式主义的理论和工具。许多人类学家都同意基于理性和最大化的经济思考，对研究理解非资本主义和非西方社会来说是很有用处和有意义的。正如经济学家们开始明白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不同的，比如日本企业的工作模式肯定不同于美国或土耳其公司的工作模式。人类学家也开始认识到经济活动不仅仅出现在资本主义的证券市场，同样也会发生在其他任何场所。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普遍认同和接受了这样的学术观点：人们的选择和决策的确能够改变社会的未来，而且人并非是程序化的具备文化和智力的机器人。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双方都是赢家，因为由于他们的努力，他们各自的理论和观点都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进一步来看，他们双方都没有赢，因为他们都没有强调提出有关人类学的更重要的假设。再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经济人类学很快就将这场大争论忘却了，虽然还有为数很少的学者依然想重新再现大争论带给他们的兴奋和乐趣。20世纪70年代早期，马克思主义经济人类学开始登上了中心舞台。马克思主义关注生产制度以及社会群体对权力的争取，这与纯粹的实体主义和形式主义完全不同。

第三节 大争论之后的经济人类学

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的大争论主要是有关哲学和学术方面的，它发生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大多数人类学家们都受雇于美国或英国大学的人类学系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由于高等教育就业机会的缩减，人类学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更多的人类学家拥向以应用为主的职业，受雇于政府部门和各种基金会，或其他类型的社会行动和社会服务机构。理论关注的要点也很快从前殖民社会，或者说是“未被接触”的社会研究方面，转移到对占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民族或国家做社会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地球上几乎没有人被隔绝于无线电广播、西方商品和国家政治之外。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都在努力克服贫穷，并且必须面对人口过剩、疾病、资源浪费、政治冲突和社会动乱等问题。经济人类学家们则是最早认识到这些变化和挑战的学者，随之及时地转变了自己的观念、研究方法和学术目标。

人类学家们是怎样面对这些挑战的呢？经济人类学在大争论之后，迅速分化为不同的方向。对此，我们将在以下的讨论中给予比较详细的阐述。也许在下文讨论中，读者会提出疑问说我们的讨论是否离题了，但我们提醒读者不要轻易做出结论，一定请耐心地阅读之后再发表评论。

一、新马克思主义

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非洲社会进行了大量研究，为分析研究实际社会问题和经济变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克劳德·梅拉索克斯(Claude Meillassoux)在其1972年发表的《从再生产到生产》的文章中，富有感召力地强调指出如果以更好地理解一般经济变化的过程为目的，无论是形式主义还是实体主义都无法做到，而马克思主义能够做到。他写道：马克思继承了关于经济制度总是镶嵌在社会形态之中的理论观点，认为这些社会形态是可以进化的，并且将这种进化的社会形态称为“生产方式”。更值得注意的是，早在波兰尼之前马克思就作出了这样的研究分析。如同实体主义者一样，马克思也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建立在种族中心之上的，经济学家们用其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去观察和参考世界。人类经济学(关于理性人的经济理论)是历史的产物。古典经济学只是解释了人们在“自由市场”做出的选择，而实际上，马克思认为，人们处处都存在于链条之中。

梅拉索克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焦点在于生产方式，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假设是：处于主导地位且有权势的团体会努力追逐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因而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有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理解所有经济的正式原则。在现代众多社会科学家中，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基于阶级利益而不是个人选择的另一类型形式主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阶级学理论同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假设人们在公开市场中是可以自由行动的。

然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不仅仅综合了理论争论的观点，而且也改变了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因此所有的经济人类学家都开始关注不同的群体——在传统上被看做是孤立的群体，他们是怎样通过殖民和贸易，遭受暴力权力和剥削，以及这些如何被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者讨论的是生命力、变化和斗争，而不是将社会看做是不变的，如在时间上予以凝固而陈列在博物馆供人观赏的个案。他们更为关心的是一种制度如何演变为另一种制度。 自1970年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们将其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诸如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对小规模的工业、性别不公平、社会分层、土地利用和国家对市场的干预等等一系列与经济和社会政策相关的问题上。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许多理论观点间接地影响了人类学家们的研究课题，并在20世纪的最后30年对整个人类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但是，根据我国学者许婧的研究，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是在20世纪70年代对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研究中产生出来的。许婧认为萨林斯的《石器时代经济学》融合了实质论、形式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1978年，古德曼(Gudeman)提供了有关巴拿马村庄商品化研究的《农民经济的终结》，书中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强调价值的基本问题。阿尔都塞(Althusser)和巴利巴尔(Balibar)出版了关于资本的文章，这本书符合结构主义的方法和系统理论。许婧指出，在他们的研究中，现象学中人的主体性、辩证和历史本身的影响在减少。法国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生产结构的理想模式很明显，有三个基本成分——生产者、非生产者和生产方法——被视为是具体生产模式中变量的组合。 许婧认为，生产者做决定的时候，都很注意经济、政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古德里耶(Godelier)1966年出版的《经济学的理性与非理性》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将理性概念用在人的方面和系统上，为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盛行铺平了道路。法国人类学家将法国结构主义和德国哲学结合起来，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英国科学经验主义，对经济人类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受系统理论和辩证法的影响，结构功能主义出现了，乔尔·卡恩(Joel Kahn)和弗里德曼在研究中应用了该理论。乔尔·卡恩深受阿尔都塞的影响，关于印尼的民族志更具有经验性；而弗里德曼受到古德里耶研究方法的影响，重建了利奇(Leach)关于上缅甸高地民族志的声誉，将整体论融入经济人类学的视野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社会民主主义让位给保守的新自由主义时，法国马克思主义也消失在学术界。

二、女权主义

人类学领域的女权主义者们向经济人类学提出一系列的挑战。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将其全部的理论分析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公共领域的生产和商务与私人家务领域的消费是相互独立的系统。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将国家和家庭纳入经济的范畴。 因此，女权主义者批评说，经济学成为父权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企图将妇女排除在权力和控制之外。女权主义学者还指出，现代经济学试图将“男在外工作挣钱，女在家操持家务”的19世纪性别文化传统变为普遍的公理。 在这里，我们应用于人类学的性别是用社会与文化的概念来定义的，这个定义同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既有联系又有很大的不同。

直到17世纪，经济一直被当做社会最基本单元家庭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的实体。从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前起，家政管理就属于经济学范畴，哲学家的说教指出社会的财富完全来源于妥善管理的家庭。英语经济学一词的词根就是希腊文里的“房子”。希腊哲学家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神父的说教都指出，经济就像家庭一样，是在坚定的父权领导体系下的夫妻加上子女的共同体。

到了18世纪的早期，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个关于经济的新概念从家庭或遗产中分离出来而独立存在。随着贸易和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财富可以从家庭之外产生，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现象打破了传统秩序，市场的出现象征着既有的辉煌的家庭经济开始被打碎。而对有些人，特别是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家亚当·斯密而言，市场的出现意味着社会首次被分为“公共的”和“私有的”两个部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性别的概念在欧洲开始发生了变化。在新的观念中，妇女被划分到家务领域并且从公共生活领域中剔除，这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与此同时，经济学也彻底重新界定，这已经不再是有关家庭管理的艺术，而成为有关工业、贸易和公共权力的科学。换言之，经济学成为国家大政，成为有关国际政治和战争的理论，而不再是家庭事务了。而且经济学所涉及的所有领域都由清一色的男性主导，经济学将妇女解释为只具有家庭属性而不再具有经济属性。

人类学家早就知道在许多文化中人们总是善于将他们的世界一分为二，例如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思想与身体，等等。这些划分虽然不能真正表明他们就会这样做，但是却表达了人们是怎样考虑他们自己与世界的。这也反映了文化二元主义的力量，它们促使我们以特殊的方式进行思考，它们界定着秩序，它们帮助我们对过去的经验加以分析和总结，并且让我们忽视那些不适宜的事务。文化二元主义的确满足了一些人的需要或者利益，却给另外一些处于弱势的人带来麻烦，使得他们难以理解造成他们困难的原因，因为二元主义让他们所遭受的磨难看起来是“自然”的。 文化二元主义的确可以服务于相互对立的不同目的。正如下表所表述的那样，在西方文化中许多二元主义的概念都反映了深受性别影响的公与私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属性区分。

表1-1　二元概念列表

女权主义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已经系统地将其定义为一个企业式的实体，主要考虑男人所产生的活动，将妇女所做广义地定义为非经济活动。生产行为都发生在工厂，而人们在家里所做的工作被定义为其他类别，比如家务、再生产和消费。

女权主义者指出，这种分类划分并非有意识地将经济学设计为一种压迫或者折磨妇女的手段，相反，它反映了一个广泛的文化二元的程序和过程。这是西方看待和划分世界的一个方法，这种二元主义价值观至今依然主宰着我们关于经济的思想和观念，从而让经济在更多的时间里看起来相当“自然”。比如，许多经济学家坚持不应该将家务劳动纳入国民生产总值(GNP)的计算之中。因此，在1990年代，如果母亲或者父亲请假在家照顾他们生病的小孩，他们在家照顾小孩的工作是不能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如果他们雇请了自己的侄儿或侄女来照看他们生病的小孩，那么则会计入国民生产总值。不将家务劳动看做是“真正的工作”的理由，具有很深的文化和历史的原因，而不是建立在客观的科学事实之上。

女权主义者对微观经济学的批评，比以波兰尼为代表的实体主义者走得还远。波兰尼认为微观经济学只是一个有用的工具，用来帮助我们理解以商务特别是市场为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女权主义者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样，认为微观经济学甚至不是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的好工具，因为微观经济学本身就是维持现代资本主义正常运转的意识形态组成部分。再者，现代经济并非波兰尼所认识的那样完全由市场主宰，相反，即便在住家购物网络和自动存取款机非常普及的今日世界，家庭以及其他非市场的关系，比如说友谊、亲属关系、宗教和阶级等等依然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中心地位。因此，西方经济与特罗布里恩群岛的经济一样，深深镶嵌在以性别为特征的社会关系之中。女权主义者希望我们能够更近距离地观察性别、权力与经济之间的联系。深深植根于文化的性别差异，而不是“公平的市场”，导致在美国男女同工不同酬，即妇女干着与男人一模一样的工作，薪酬也要低于男性。

女权主义者将经济人类学的关注焦点加以转换以反映他们的理论批评。这就明显地意味着他们对家务与经济的划分法持有否定的态度。家庭成为女权主义经济学的中心单元，因为家庭中的经济关系往往被忽略甚至被遗忘。在家庭中，任何经济上的大规模变化都会对性别角色、生育和人口增长以及人们的劳动分工和工作量产生直接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地方，家庭依然是经济的真正中心，因为许多工作的薪酬不足以维持家人的生存，家庭成员必须将自己的收入、工资、手工艺品收入、农业收入和小买卖生意收入等集中起来使用。当人们从饭锅里盛取食物时，家庭就是人们产生社会和经济关系的地方。许多女权主义者研究在世界不同地区妇女工资收入与其家庭社会的关系，这些地方的妇女们在工厂组装电脑或缝制衣服。比如戴安娜·沃尔夫(Diana Wolf)研究了爪哇女工的生活，于1992年发表了《工厂的女儿》(Factory Daughter)；瞻妮·怀特(Jenny White)研究了土耳其针织产业妇女的生活，于1994年发表了《货币让我们成本亲戚》(Money Makes Us Relatives)。她们的研究告诉我们，在现实世界中，经济与家务的划分是非常肤浅和无用的，有时甚至是有危害的。工作关系就是社会关系，在土耳其，我们很难将针织产业从亲属和婚姻关系中分离出来。在爪哇，家庭、农场、村庄与工厂紧密连接为一个单一的系统。女权主义者这些研究的目的在于探讨以前相对孤立的社会在与全球市场和跨国公司的背景下，剥削、不平等以及不公平是如何持续或者恶化的。此外，她们还试图探讨政府决策和行为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其经济生存的。

三、对农民的研究

至此，我们所论及的所有话题，从马克思主义、性别和生态到发展人类学，都可以被综合在定义和理解农民问题上，而农民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一个单一群体。由于这个原因，经济人类学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产生了最大的一些冲突。 在本书的其他章节我们还将探讨为什么农民对经济理论家们而言是非常困难的一个论题。对经济人类学家而言，在农民问题的研究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就是探索农民的归属问题：农民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与经济吗？或者他们是一个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农民是否有自己独立的生产方式？或者他们只是资本主义边缘的特殊农场工人？他们是土地图景中的一个永久部分还是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度过程中的一个瞬间现象？他们是否总是分化为富有的地主和没有土地的贫农这样对立的两极？或者他们总会很好地安排自己的财富并能很好地掌控自己的财富？

关于农民研究的大量文献，都围绕着20世纪早期俄罗斯经济学家查亚诺夫(A.V.Chayanov)的理论而写作的。 查亚诺夫认为农民家庭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我们可以用规则的数学来理解和分析，但所用的术语与我们用来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理解有所不同。他认为，农民非常懂得在枯燥无味的劳作与产出之间进行平衡，除了食物和安全外，他们其他的需求、愿望非常少，这就是农民只耕种足够其家庭成员消费的土地，而不愿意多耕种的原因。当家庭出生了婴儿之后，大人们就要更加努力地劳作来喂养他们，而当小孩子长大了能劳动之后，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就都会少辛苦点。因此农民家庭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实体，以其特殊的方式促成农作的经济逻辑。

查亚诺夫的研究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在于他对实体主义者的问题给出了形式主义的解答。他用需求和生产的经济学曲线解释并回答了为什么俄罗斯农民的经济行为与中西部美洲棉农不同的原因。然而他的研究并没有能够回答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农民为什么只耕种和收获足够家庭成员消费的土地和粮食，而不愿意多耕种呢？此外，以下的几个问题在查亚诺夫的研究中也未得出结论：农民是否在文化上与完全商业化的农工不同？如果是，为什么？再者，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是其文化的产物？或者说是恰恰相反？

在关于农民研究的另外一个主要冲突中，这一主题被清晰地显示了出来。有两部反映东南亚农民的专著值得一提，其一为詹穆斯·斯考特(James Scott)于1976年发表的《农民的道德经济》(The Moral Economy of Peasant)，另外一部著作为萨谬尔·波颇金(Samuel Popkin)于1979年发表的《理性的农民》(The Rational Peasant)。在关于20世纪农作的研究中，斯考特论述，由殖民主义强力推进的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对先前存在的以村庄为基础的生存传统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建立在出口商品，比如稻谷和橡胶，以及将土地与劳动都商业化的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农业体系极大地伤害了农民经济。农民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村内互惠、共享并共同管理重要的资源，以及合作劳动的基础之上。它依道德而约定俗成，互惠的责任、生存的权力以及公道的商品价格对农民的行为构成约束。因此，农民的体系是构建在道德秩序和以社区而不是以个人为操作的基础上的。农民与地主和封建贵族的关系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负责任的道德体系之内的，在这个体系中，弱者对强者的忠诚换来的是受到保护和在困难时期的接济。农民的保守和回避风险的行为是其得以长期生存下来的有力工具，这个工具也是祖辈传下来的财富，是农民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这个道德经济体系中，农民的村庄几乎千篇一律，被传统的与地主制定的规则相连的纽带所维护着。农民通常不善于创新，他们通常会将自己个人的利益让位于全村庄的福利，以便能够以一个社区的形式整体很好地生存下去。东南亚农民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农业的发展，以及法国和日本的殖民侵入。他们将这些外来力量看做是对自己的道德传统秩序的破坏和摧毁，而会时不时地进行反抗，但更多的时候是在消极地抵制。他们的宗教集会和自助运动，以及共产主义之源泉都深深植根于其农民社会的道德世界之中。

相反，波颇金受历史学方法的影响更深，他认为在越南和世界其他地方所能发现的道德、跨国公司和农民合作社区等并非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事实上，农民合作社区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同的创造物，它使得政府干预成为正义之谜。农民社区是一种理性的反应，即对沉重的税收以及剥夺农工个人私有财产权的政府的理想反应。因此，政府创造了农民村庄，并将其变成对农民进行管理和压榨的手段。波颇金写道，这些社区在争吵和冲突中分裂，从而加深了经济的不平等。政府设置的所谓合作与平衡机制，往往会加固而不是排除偏见。他不认为农民是靠道德凝聚起来的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群体，而是在阶级认同和阶级利益驱使下形成的政治团体。波颇金显然不同意斯考特关于农民行为植根于其文化与道德体系之中的论断，他认为农民的行为实际上可以用政治、经济来解释，也就是权力结构、财富和偏见迫使农民必须采取一定的方式行为才能赖以生存。

上述两项研究为我们传递了非常不一致的信息：斯考特给我们的信息是如果农民们想进入“现代”市场世界，他们必须放弃他们文化的某些传统；而波颇金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则是就行为和思想而言，农民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他们所需要的是机会、权力和资源，只要给他们一个公平的机制，他们将会成为非常有效率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工。他们之所以依然像农民一样行为，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

从历史的视野考察，波颇金的理论更有说服力，更令人满意。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所谓的农民并非原始社会的遗留物，而是一个殖民资本主义的创造物。但是，他的关于人类动机的理论是否正确？再者，他的关于是相互利益而不是道德认同在维持着农民村庄的阐述是否也是正确的？这些自然是很难回答的问题，还需要经济人类学家们努力研究。

面对农民问题，我们被迫必须返回来探讨经济哲学和人类本性的问题。两种论点都是不完全的，因为他们在论述的一开始就对最基本的问题进行了以假设的情景做出回答。在某种程度上，斯考特和波颇金在辩论有关人类本性的最根本问题，而这个主题又是无法从对越南农民的历史研究文献，以及现实的资料和相关理论中得出答案的。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类学家们就毫无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呢？经济人类学研究的每一个论题似乎都可以返回到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面，我们在本书的其他章节中将再次探讨这些最基本的实质问题。

此外，在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史上还有两个学派是值得关注的，其一为发展人类学学派，其二为生态人类学学派。关于这两个学派的问题本应该在这一章中阐述和讨论，但考虑到这两个学派所关注的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拟分别在其他章节予以阐述和讨论。

小结

本章内容以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的大争论为线索，探讨了大争论的起因、过程以及后续理论的发展。重点分析了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各自的立场，以及讨论背后的实质问题。这场激烈的争论最后虽然无果而终，但是空前地促进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继这场讨论后，新马克思主义从阶级利益出发，把人类的活动贯穿起来，其本质在于人类不同生产方式的社会形态。此外，文章还讨论了人类学领域的女权主义者们对于“经济”概念的定义的批判，肯定女性在传统家庭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经济中的作用。最后，查亚诺夫从需求和生产的经济学曲线，斯考特从道德(传统文化)角度以及波颇金从剥削压迫的角度分析了农民问题。总之，人类历史以及当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变化复杂，这对于经济人类学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学习思考题

1.经济人类学萌发的背景是什么？

2.为什么家庭经济一直是人类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3.马林诺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岛民库拉价值转换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4.形式主义与实体主义之间的争论立场分别是什么？代表人物有哪些？

5.如何理解经济人类学历史上大争论的精神实质？为什么这场争论无果而终？

6.为什么说新马克思主义是对大争论的继承和发展？其核心观点是什么？

7.人类学领域的女权主义者们对新古典经济学做出怎样的批评？其依据是什么？

8.查亚诺夫、斯考特和波颇金对农民问题分别持怎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