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内容提要　经济人类学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人类学的分支，它结合了“经济学”与“人类学”的知识，运用民族志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的经济制度及经济行为。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并将进入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成熟时期的第四阶段。从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定义、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一直吸引人类学者的争论，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此外，以卢梭为代表，广大学者从人类不平等的现象出发，提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各种批判观点。

学习目标

1.理解经济人类学的概念及其发展历程。

2.理解经济人类学方法论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3.理解“人类经济”的不同定义及相关理论。

4.理解相关主要学者的批评人类学观点。

第一节 什么是经济人类学

经济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种经济生活、经济制度及其演化规律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经济人类学是人类学中与经济学对话的部分，它以人类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但与经济学对经济的理解不同。它的领域比较广泛，不仅描述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方式，以及这些系统如何组织、运作，还建立理论来描述制度脉络和影响经济运作的动力等。换言之，经济人类学是一门从人类学角度出发，运用民族志等方式研究人类经济制度和行为的科学，是20世纪经济学与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也是一门跨领域的综合边缘学科。经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一方面，描述人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方式，以及这些系统如何组织、运作并与其他系统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建立相关理论来描述分配决定的过程、经济的制度脉络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还研究经济制度的运作及其动力，如经济如何影响人们以及人们的行为对社会的经济制度的影响等。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文化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经济，成为经济人类学的一个重点研究内容。经济人类学家通过实地考察，运用民族志方法，用自己的学科理论来解释经济观念。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人类学家旨在从个别到大众的每个层级发现社会组织的本质。从19世纪开始，经济人类学主要是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扩张提供理论依据。以“原始人类经济”的形态存在为话题，它试图检验这样一个原理：世界的经济秩序必须建立在为巩固西方工业社会而奋斗的原则之上。当然，随着这个研究学科的发展，其应用范围也不断得以扩展，现在它不仅被用于经济研究领域，还被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等借鉴和使用。由于社会处于不断进步和完善中，且还没有到达它的最终形态，因此学者们对于经济人类学的起源和演变过程具有浓厚的兴趣。

20世纪，人类对于知识的推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为基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科的产生创造了空间。同时人类学被划入人文学科的研究范围。人类学家的工作被融入各大高校，目的是建立一个基于“异文化”的客观数据库，主要供内部人员和部分专家使用，因而这个工作从一开始就确定为文化相对论的典范(每个社会都应该有其独特的文化)。这一典范与被大众广泛接受的经济事实刚好相反。由于人类学家将他们的知识权威基于对偏远地区的大量访问，因此他们开发铺设世界经济轨道的能力被大大地削弱。

经济人类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在这一阶段，大部分的人类学家都在研究“原始人”的经济行为是否也是出于对效率的追求以及类似西方世界的经济刺激行为，即“合理行为”。起初，人类学家们收集了大量有关进化理论的世界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实地调查变得更加流行，民族志研究人员试图用“原始”社会的发现来寻找更普遍的主流经济体，最终因为错误地理解了经济学家的认知前提而以失败告终。

第二阶段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此时冷战达到了高潮，世界经济开始爆发式增长，各国政府纷纷宣布扩大公共服务，同时维持对于金融市场的有力控制。经济人类学家之间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虽然世界经济的范围现在已经扩大，包括了部落数量减少时期的全世界的农民。形式主义者认为主流经济体的概念和工具更实用于这个任务，但实体主义者更倾向于体制化的方法。这里的“体制化”是指社会经济寿命并不是被客观的市场所主导，而是经济融入了从家庭到政府以及宗教等其他的社会体制。回顾历史的发展，这场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是经济人类学的黄金时期。直到这场争论陷入僵局，马克思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开始短暂地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他们同样借鉴了传统的外来民族志研究中常有的内容。

经济人类学的第三个阶段处于20世纪70年代的转折点，又可以分为三个全球化扩大的10年。三个10年分别是经济人类学的“批判理论”、“文化交替”以及“硬科学”，其在“新制度经济体”的包装下尤为突出。这个时期见证了人类学家通过学习研究大量的理论概念，以及扩大调查范围，从而试图完整地定义人类经济组织的范围的努力。至今，他们更倾向于坚持民族志学的基于观察的传统理论。

我们认为现在是人类学家能够踏出更远一步并且将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成熟时期，这是经济人类学发展的第四个全新的阶段。人类经济学将最终以一个新的学科展现。在之前的两个世纪中，最基本的问题仍在于，市场经济的形式允许北大西洋社会体占据世界经济体的主要地位，这样的形式是否遵循了普遍有效性原则。这场关于相同性和差异性的争论限制了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但是我们仍然应该为人类学家持续投入研究不同地区居民的思想和行为这样的举措而感到骄傲。我们现在了解到，通过将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华尔街看成是一个“猎人”聚集的小社区，用西方经济模型分析华尔街的金融冲击是可行的。然而，用理性的市场模型来分析非市场经济下的行为并没有更大的说服力。

对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必须谨慎地应用。我们没有理由假设人是单一的经济体，其多样性可以随着历史的发展被简单地划分为西方经济体和其他经济体。在任何情况下，人类学家应该对于基于实地调查的民族志学研究的世界历史观点抱有更加开放的态度，虽然这个观点曾在20世纪被摒弃。

第二节 关于方法论中的一些问题

任何一个推测性理论的推广都有其独特的历史。“经济”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的“管家”，通常指一个私人庄园的管家。基于市场和货币的劳动分工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甚至是公元前3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但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管家”，其构成和市场规则恰好相反。人类从出现时，就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并且开始和其他群体交换物品。因此，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人类经济在人类出现的时候就已经产生。因为现代民族志学只能有限地反映这一历史，所以我们必须从其他学科来反映，比如经济考古学。虽然对于化石等方面的地质考古研究为研究古代财产和交易的模型提供了大量的线索，但是对于人类如何定义和管理他们的财产这一论断仍然存在疑点。现代人类学家将早期的人类经济看成是不断寻求生存机会的标志，农业的形成促进了劳动投入的集约化并且慢慢形成了所谓的“苦工”。然而早期的农业学家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理解工作的定义，更不用说那些石器时代的猎人了。

“经济”一词在欧洲社会思想的历史中有其特定的发展路径，这一事实并没有阻止人类学家从拥有不同资源禀赋的群体来研究人类经济。近几十年，有关经济人类学进展最大的内容之一是探索经济的“区域模型”。例如，食物采集者将他们居住的森林看做是安全地带。工作的稀缺性和不确定性对于西方世界而言都是陌生的，更加复杂的问题是，“经济”一词不断地与其他术语结合，比如政治、道德、文化、具象，甚至是精神。我们在后文中将会涉及从古至今，“经济”一词所指对象发生变化的历史性概述。“经济”是现代文明的关键词之一。当我们讲到“经济”一词的广泛运用的时候，对于其历史轨迹的认知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经济”。

我们将以西方知识史为背景来研究经济人类学。如果相应地以世界历史的一个特定角度来讨论经济人类学，这无疑加深了研究的局限性，所以我们的叙述明显地倾向于北大西洋的观点，这反映了现代欧洲和美国在世界社会和学术代表的地位。经济人类学家已经在世界范围的研究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然而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学术界在欧洲殖民统治期间就早已开始形成。这几十年间，这些经济人类学家拥有更多的是人类学背景，而不是经济学。

本书的重点是唤起学术界这种自我意识原则的觉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致力于更加谨慎和清晰地定义这一研究领域，同时做到更具灵活性。我们的目标是在这一原则和其他原则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并且在全球基础上提供一个更加广泛的结构来构架这座桥梁。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引用了很多西方学者的著作，并且将这些学者看做是初期的经济原则的创建者。即使在20世纪后半段，“经济人类学家”这一名词开始被广泛接受，但他们并没有自称是经济人类学家。如果我们可以这么做，那么读者也可以把非西方学者看做是初期的经济原则的创建者。

另外一个问题和语言有关。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们主要集中关注英语语言方面的资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在近几十年经济人类学发展史上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即使对经济人类学主要的贡献源于法国和德国，但是限于我们的语言能力，我们还是只能参考其英语的翻译版本。我们将在相关章节更为详细地讨论有关经济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

第三节 人类经济

自19世纪后期，“经济”这一术语主要指的是国内物品和服务买卖的集合，因而产生了“英国经济”一词。通常，“经济”一词经常和“人民”结合在一起，比如德语中的“国民经济”和匈牙利的“经济”(nepgazdasag)。这里所指的经济是可量化的，并且经常与生产挂钩，其主要的指标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现代经济学的主要依据是消费者需求。虽然有成千上万的人缺少得到生活必需品(比如干净的水源)的途径，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必担心生存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主要讨论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忍受工作的辛苦去购买非生活必需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非生活必需品的价值是以社会和个人来衡量的。稀缺性通常被赋予很高的价值，但是我们这里所指的稀缺性主要是以社会来构建的，而不是自然产物的稀缺性。

生产和消费是通过分配的过程联系起来的，而这个分配过程通常是不公平的。有时候，“交易”一词通常用来替代“分配”，但是我们坚持区分清楚这两个词。“交易”是经济周期的普遍性原则，虽然它可以采取很多的形式，但是不是所有的资源流动都可以被归类为交易。例如，为了得到统治者的保护而进献贡品可能被认为是一场交易，这其实是对于不平等关系的一个误解。政府对于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是税收的再分配，更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新的资源共享的形式，而不是一场交易。根据经济周期的分支，比如运输或者能源市场、外贸交易、保健或者住房，经济学家可以进行更加专业的分类。按照惯例，现代西方经济被分为私人和公共两大领域。这两大领域分别由市场和政府进行调控，而政府通过税收将经济利润进行再分配。在冷战时期，产权是经济组织模型争论的焦点。但是近几十年这个争论减弱了很多，而且对于私人和公共的分界线的定义也越来越模糊了。

在欧洲，一些经济惯例仍然强调政治体制和规则的作用。其他的则是基于集中规划的经济惯例，但是这些惯例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瓦解。自19世纪起，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惯例已经脱离了英国的功利主义，它允许自由市场和在预算限制内的个人价值最大化。价值通常是由货币计量下的成本和收益构成的。当个人在赠送礼物给家人或朋友的时候，从市场的角度来看，他们显然没有将个人价值最大化。尽管经济学家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一特殊现象的本质，但是这仍然可以看成是在资源稀缺状况下效用的最大化。一些经济学家将“理性选择”放入最密切的经济领域，比如家庭。他们认为这个理论可以有效地解释所有交易类型，包括同年代和不同年代的人之间的交易。如果经济的定义是对于人的选择以及其行为是“理性选择”的结果，那么，这一原则显然包含了人类的生命周期及其进化过程(可能还包含了动物的进化过程)。从系统化理性层面来看，经济不仅仅解释了家族贸易的特殊模式，还解释了其产生的根源以及为什么我们要遵从领导者和崇拜上帝。同时作为指导性原则，唯一可以与经济学“理性选择”原则抗衡的就是生物学。现在，经济学和生物学的交流日渐频繁。比如，在进化经济领域，学者们研究社会进化选择和达尔文的自然进化选择之间的相互影响等等。

我们运用的“理性选择”方法有助于建立解决数学上复杂问题的正式方案，但这不能解释人的偏好和考虑道德价值的行为。这些方法假设经济行为是理性的，有效地把“民族”意识从“国民经济”中剔除了。虽然没有扩大经济的范围，但是与我们对于经济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人类经济”指的是对社会福利和人类所有需求的满足，包括对公共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如教育、公共安全和健康的环境，还包括对于无形特质的追求，比如自尊的需求，这些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这些需求不仅仅是通过私人市场交易就能满足的。为了增强“经济效益”，市场体制(通常是社会构建形式的产物，而且通常不是完全“自由的”)已经延伸到新的领域。然而，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建立一个有商品价值(如教育)的市场在道德上并不总是中立的，它总带有一些错误的统计数据。如果人们把教师和教授仅仅当成是商业服务的提供者，那么人的素质正在降低。显然这一素质的降低并不能在数据中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在发展进程中确实促进了家族和宗教制度的形成，但是，我们对基于效率概念和抽象的个人理性的进化模型仍然持有怀疑态度。我们需要用一个更加全面的方法来对物质的、历史的和民族志学的记录作出正确的经济评价。

对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必须用更广泛的视野看待生活的标准以及人的需求和动机。在当今社会，对于大部分商品的分配，市场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20世纪亚欧大陆社会主义者的研究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张在世界范围内持续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同时也带来了剥削和痛苦，造成了极大的不公平。自由的市场最终威胁到民主制度。在消除或者限制市场之前，我们会有这样的疑惑：为什么那么多的穷人会寻求更多加入市场的机会而不是选择退出市场？在任何情况下，对于经济体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市场中的匿名购买情况，因为市场交易的前提是建立在政治制度、社会传统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在《鲁滨逊漂流记》里面，理性选择理论强调了个人的作用，即使选择和他人合作，这也是个人在计算得失之后的结果。“人类经济”强调的是群体，人们的选择有时候是基于个人计算的结果，但大部分是出于家庭、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考虑。

在经济学学术界，一些学者承认这些担忧，但是这对于主流新古典主义者来说，却显得不那么重要。像其他人一样，经济学家之间对于扩大市场规则到底有多少意义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并没有期望与那些将经济定义为“在社会生活所有领域中，个人效用最大化是不变的原则”的经济学家能够有很多的交流。另一方面，我们所熟悉的很多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个基于个人效用的经济定义。我们希望经济学家能够出于对于现实世界的考虑，关注人类学家对于人类经济的研究发现和我们提出的各种有关理论去理解经济。

第四节 关于人类学批判

与“经济”一词的起源一样，“人类学”也起源于古希腊。人类学是对整个人类的系统性研究。现在，对于人类学的应用主要是大家所熟悉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和美国文化人类学。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面，文化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四大领域之一，其他三个领域包括体质(生物)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我们不会直接涉及这三个领域，以及关于人类天性的哲学和神学方面的探讨，因为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已经从这些方面提出了人类学这一说法。

对于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有大量的定义和历史说法。一些强调文化的人类学者将历史追溯到记录在希罗多德(Herodotus)著作里的古埃及的原始游牧民族，或者追溯到美国本土民族在遭遇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时，那些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反抗时期。我们认为，在19世纪，批判人类学在民主革命和理性主义哲学中有其独特的根源。接下来的问题是，在旧政权时期的不平等专制主义是如何被平等社会所代替的。启蒙哲学家对不平等社会到平等社会的演化提供了建议。平等的未来被人觉得与基于等级分类的社会之前的亲族组织相类似。不同理论在不同时期对“当代野蛮人”有不一样的解释，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孟德斯鸠的理论。

到底什么是“批判”？它通过对现有资源的判断去检验当代文明的建立基础。对资源的判断是基于周全考虑之上，识别从特殊到普遍的原则之间的联系而形成的观点。卢梭是批判人类学家的杰出代表，他从如何解决世界性不平等的视角对腐朽文明提出了批判。他提出，我们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并想出新的解决方法。在20世纪，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激励了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和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等众多的人类学家，还奠定了经济人类学的基础。

卢梭并不关心个人在自然禀赋中的变异，他关心的是在财富、诚信和社会习俗中服从命令的人为的不平等状况。为了建立一个全人类平等的模型，他构建了一个自然的前社会状态。在这个进化阶段，人是独立生存的，但是他们非常健康、快乐并且绝对自由。这个“高贵的野蛮人”的自由是形而上学的、无政府主义的和个人的：最初的人类具有自由的思想，他们不遵守任何规定，也没有任何上级领导。在某种程度上，人类促成了卢梭所谓的“初生社会”的过度。在“初生社会”时期，经济基础可以概括为拥有房屋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为什么将自然状态独立开来？据卢梭的推测，这和自然灾害和经济短缺有很大的关系。

卢梭的推测是以农业的产生为背景的，或者是卢梭所谓的“小麦和钢铁”。土地的耕种催生了早期的财产制度，并最终导致了政治社会的发展。公民秩序的形成先于霍布斯状态，这个状态指的是在法律产生之前的所有战争。卢梭认为，共识能促成遵守法律的新社会契约。但是，这显然是具有欺骗性的，因为富人永久性地掌握了转移不平等产权的法律制裁制度。有了这样不幸的开始，政治社会才会在不断的革命中变迁。其变迁过程主要有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法律的建立和产权的产生，第二时期是地方法官制度，第三时期是从法律到专制的转变。因此，第一时期是穷人和富人区分开来的状态；第二时期是强者和弱者的区分；第三时期是主人和奴隶分开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不平等达到了顶峰，直到新一轮的革命瓦解了政府并且重新建立法律。

独裁主义完成了三个时期的循环，所有的个人再次变得平等，因为他们不再受限于法律，而是遵从主人的意愿。对卢梭来说，不平等的滋生只是文明社会中人类关系疏远的一个方面。我们需要从劳动分工和对他人观点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回到主观的自我满足。卢梭颠覆性的预言以他对于经济不平等的控诉结束。他的经济不平等论成为当今世界的警示：这显然违背了自然法则，当一部分人拥有剩余资源的时候，其他饥饿的大众正在为生活必需品而挣扎。

在20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对于政府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引用了大量卢梭的理论，摩尔根的著作也被看成是卢梭理论的继承。但是接下来，这个理论不再被当成人类新典范，而是被相对论者的民族志学所代替，这更加符合世界被分割成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现实。

这个相对论也可以追溯到18世纪。我们熟悉很多关于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的词汇，“民族志学”对于在国外研究西伯利亚“差异性”的学者甚至农民来说都相当熟悉。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在其著作中建立了与卢梭和康德的普世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观点。在人类学作为规则形成期间，这两大主流都坚持生产性压力。在殖民帝国建立的19世纪，普世主义在进化论思想的包装下占据主导地位。世界上大部分人被归类为“自然民族”(naturvolker)，“自然民族”源于人类文明的发现者(Kulturvoker)。摩尔根和恩格斯等学者都支持原始共产主义，原始共产主义是相对于后来的以阶级斗争或者暴君主义为特征的共产主义而言的。

20世纪，人类学家摒弃了这样粗劣的进化模型，大部分学者拒绝接受共同进化的观点。布罗尼斯劳·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和他们的朋友投入对于特殊群体的专门研究中，追溯到历史资料有记载的特定时期。这些民族志学者开辟了新的领域，但是在研究过程中，有些方面可能会被遗漏。经济人类学最大的贡献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再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过程中人的行为动机，以及人类经济是如何与其他领域的行为发生联系的。经济人类学的不足之处在于人类学家没有关注时间和空间上的蓝图。因此，他们的作品经常被其他的社会科学家认为是过度微观的和非典型的案例研究。我们强烈支持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必须得到完善，并不应该局限在多领域研究，还要扩大到历史的中级和宏观水平，这意味着世界的历史必须再次被重视。

主流经济依然是微观层面的，但用的是迥然不同的研究方法。即使是在分析预测综合行为的时候，经济学家的理论通常推测的是个体行为。虽然宏观层面的调查研究促进了人类学家和考古人类学家的沟通，但是在致力于微观侧面研究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更有可能促成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的合作。无论何时，微观理论被认为是解释宏观发展的重点。我们对这样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经济人类学家在现代理性选择理论出现之前就描述和分析了个体决策过程。然而，我们需要重新分析这个决策过程具有哪些重大的影响，并且与我们中心的问题有关：它是否会把西方方法论中利己主义的无根据推测强加到研究对象身上？某些行为准则是否适用于所有的经济体？从一开始，在普遍的(经济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和特殊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压力下，我们研究领域的争论随之形成。我们认为经济人类学家应该运用历史性架构，而不是根据现在流行领域中，如进化心理学或者博弈论之类的普遍解释来进行研究。

在那些对于批判性经济人类学理论建设做出贡献的人当中，我们不得不提的是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和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他们反对专注于经济循环(不仅是交易)体制的经济学家的假设和结论。莫斯在《礼物》上发表的著名文章被理解成对交易理论的狭隘描述，由此被作为是与“礼品和商品”相对比的一方面。这里的“礼品和商品”对比指的是西方世界和其他国家的典型划分。实际上，莫斯的目的是消除纯粹的礼品和自私的合约之间的敌对关系，建立一个相互尽义务和综合社会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卡尔·波兰尼强调的是时代的某一时刻——工业革命时期，从而建立“大分离”理论，这使得他和他的追随者摒弃了经济学家的现代经济学研究。21世纪前10年发生的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增加了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对于过度扩张的市场准则危险性经典分析的复兴的可能性。同时，社会学家发现，当市场原则变得强大的时候，波兰尼对于互惠原则和作为经济社会的“整合形式”的重新分配制度并没有失去作用。

从莫斯和波兰尼的理论中，我们得到这样的思考：社会是如何在按照地理分配的经济原则与历史的结合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两个都对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所定义的当代社会研究非常感兴趣，他们认为这是对完全解放的人类经济的扭曲。像马克思一样，他们拒绝对削弱资本主义市场的空想主义。他们曾认为，经济向两个方向发展：对内是为了保护当地社区的权利和福利；对外，通过对货币和市场的调节，造成当地日常供给的短缺。莫斯和波兰尼把民族志学研究作为个人职业的基础，各自建立了一般性原则，这个原则强调了人的日常生活。于是，他们建立了连接历史、人类学和批判学的桥梁，关注了当时重要的政治性问题，这些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很好地被解决，需要我们从现今的社会中寻找答案。

第五节 本书的结构

本书讨论的对象是经济人类学及其与之相关的问题。

第一章“导论”部分将重点论述经济人类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重点阐述经济人类学中的相关概念内涵，以及新时期学科发展史上的学术术语在当下应用的局限性和创新等内容。另外，还对以往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当下的反思，进一步阐述和回应经济人类学的诞生既是经济全球化背景的需要，同时也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章讨论的重点是经济人类学学科史问题。追述经济人类学从启蒙到其间经历的多种论战以及理论与方法的不断推进，到最后的经济人类学这一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定型过程。同时，还介绍了经济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对相关的经济人类学研究者及其成果进行梳理，并就其间的相关理论阐述了在21世纪的运行情况和局限性，证明工商人类学的出现并非造次，而是经历了学科发展史的积淀后应运而生的。

第三章论述了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及其与社会发展的相关问题。人类社会并非同质化完全一致的社会，必然是参差不齐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主题，但全球的社会发展也是多样并存的，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社会的发展东西不同，南北也各异。即使在某一个区域内，不同社区的发展水平也是不尽相同。这显然给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带来现实的因素。经济人类学研究所得出的结论能否套用整个中国，能否适应于整个世界？这正是社会发展水平不尽一致而提出的现实挑战。人类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最为擅长的学科，社会发展问题一直为人类学家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人类学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到底能否通过对“文化”的研究，来刺激和促进社会的向前发展呢？这一点，在本章中也花费了一节的篇幅进行论述。同时，在第四节中还讨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问题。

第四章论述的重点是理顺经济人类学与人类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本章中，不仅回答了经济人类学是什么的问题，更是对传统经济人类学的基本内涵进行梳理，对新时期的经济人类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同时，在第三节中还对经济人类学的基本研究方法进行了一个归纳，以便更好地应对当前个案性的基础研究。

第五章论述的核心是人类自我利益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问题。在本章中对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基本理论观点进行了回顾，并对西方经济学的产生背景、基本理论等也进行了述评。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经济问题和国内外经济环境格局的巨变，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国家全球经济地位的提示，给传统的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因此，现代经济学应运而生。同时，古典经济学并不是停步不前，而是不断搜集时代信息，逐步诞生了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无论是传统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还是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都为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提供了一个方法。不同之处则在于各自所产生的时代背景、指导方法和学科继承上有差别，对同一经济问题的分析侧重点也不一样。

第六章讨论的重点乃是诸多社会科学热衷于探讨的话题，也是整个社会科学界探讨的终极目标，即人类社会的社会现象与政治经济问题。结合本书的核心乃是以研究工商人类学为核心，但经济的发展并非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生、运行和结构必然是与特殊的历史、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等社会要素相吻合。本章以探讨社会研究领域内具有里程碑式的人物，如埃米尔·涂尔干、卡尔·马克思等的思想。对他们的思想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剖析他们研究的人类社会行为、经济行为等与社会规则、政治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乃至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社会形态的各种影响。对他们及其所引发的后续学派代表进行梳理和研究，显然对经济人类学学科的诞生及其理论建构有着重要的历史积淀作用。

第七章讨论的主题乃是人类美德与文化经济问题。正如第六章所探讨的一样，经济问题显然不是一个独立运行的个体，它必然得放置于整个社会当中才具有意义，也才得以运行。因此，人类的道德问题显然是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进而形成了文化经济、道德经济等相关社会问题。当然，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我们在这里当然得有必要继承学科传统，对传统人类学家经典的“库拉圈”问题进行新时期的重新认识和解读，最终为论证文化与经济的关系及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奠定学科基础。

第八章讲述的礼物馈赠与利益交换问题。人类学家对于礼物的研究，最著名的莫过于马尔塞·莫斯了。他的名著《礼物》一书更是为世人所乐道，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基础，也开启了新一轮的人类学经济研究热潮。因此，本章的主要任务就是对礼物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解说，以期求得对工商人类学的研究旨趣和研究方法等获得一个传统的启迪和借鉴。

第九章讲述的是网络时代与新经济问题。网络的出现使整个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对传统经济的冲击，对传统研究经济的理论与方法的要求都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如对古典经济学的重新“古典诠释”、对经济理论的“近代诠释”等。特别关注网络时代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进行研究的可行性和必然性，对相关的经济问题必须要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总结，显然有助于全球化背景下、网络时代背景下工商人类学研究出现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统一获得科学的解释。

第十章论述的乃是经济人类学如果过度到工商人类学研究的相关问题。正如前文所论述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全球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等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这一切此前都不曾出现。为此，传统的经济学研究到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更是无法有效、及时地处理时下所发生的经济问题。因此，工商人类学这一经济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出现，不仅是对传统经济人类学研究理念、对象和视野的继承和拓展，也是打破了人类学家仅仅关注传统社区的研究，将更多的理论付诸传统社区建设的传统模式，扩大了人类学家工作的“田野”，人类学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而是人类学家的贡献也逐步实现“全球化”。

第十一章讨论的重点是认清人类社会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人类社会意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问题，更是一个与生态环境息息相关的问题。正如前面所论述的，“库拉圈”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必然是牵涉到相关民族及其所处自然与生态环境的问题。再如生态人类学家拉帕波特的《祭祖之猪》一书，也是突破了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研究的窠臼，而是认为猪能够起到调适人与周边社会、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问题。因此，本章的重点是对环境人类学、现代环境人类学及其在中国的传统与发展进行系统梳理。最后，还将环境人类学与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在中国的近期发展概况进行综合分析。

第十二章论述的核心乃是人类学最为关心，也是研究的价值之所在，即对文化的研究。经济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族内问题，它必然是一个跨民族、跨文化交流的问题。这就必然涉及文化的交流与文化适应问题。经济人类学研究的对象看似经济问题，其实最终的研究归属仍然是民族文化问题。无论是成本计算、效益的核算与分配等都会涉及文化。既然如此，由于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归属性，那么不同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就可能会出现差别，而差别的出现必然又与人类的思想意识和具体行为方式相关联。对这些跨民族、跨文化交流中出现的文化差别问题进行研究，无疑为全球化背景下工商人类学把握基本的研究准则和研究理论、方法，以及不断地改善和提升，既是敲响了跨文化交流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该学科得以存在的前提认定。

第十三章是对全书进行归纳和总结，即论述经济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问题。经济人类学作为一个“舶来品”，它的产生显然是产生于国外社会环境的，而不是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因此，我们在引进这一学科的同时，必须摒弃全盘西化、囫囵吞枣式的接纳，而必须对其进行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特别是21世纪中国国情的消化和吸收工作。充分发挥经济人类学研究专长，对我国现代经济环境和现代化，乃至西部大开发等重大社会问题进行来自经济人类学学理的反思和认证，在肯定取得成果的同时，更应当发挥经济人类学未雨绸缪的功能，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经济问题、文化问题进行预测，以便更好地服务我国21世纪的发展纲要。为营造和谐、稳定的全球经济环境，为促进经济人类学与中国传统的民族经济学各自的发展与结合，提供更多的个案研究和学理依据，也为经济人类学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学理支持，而这正是本书编写的一大初衷。如果能够达成这样的心愿，那么也就不失编者的一番良苦用心了。

小结

本章讨论了在经济人类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学派的研究学者对于经济人类学的定义、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不同观点。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模型并不能解释所有的人类经济行为，而经济人类学的理论模型也尚需完善。社会不断发展，新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不断出现，经济人类学需要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以适应乃至引领时代的前进。

学习思考题

1.经济人类学的发展主要有几个阶段？主要内容是什么？

2.对经济人类学的定义有哪些争议？

3.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是什么？

4.卢梭对世界性不平等问题提出怎样的观点？代表作是什么？

5.批评人类学的主要学者及其观点有哪些？

6.经济人类学主要关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的问题？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