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历史沿革

元朝蒙古人征服撒里畏兀后，在其地设立官府，进行统治。14世纪中叶，朱元璋建立明朝，明朝政府对当时仍在统治撒里畏兀儿地区的元朝宗王、官吏进行招抚，并对他们继续任用，擢升使其世袭。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遣人招谕撒里畏兀儿，酋长散西思入贡，明朝在其地设立曲先卫。数年后，元朝最后一任威武西宁王卜烟帖木儿归附明朝，明太祖改封他为安定王，分割撒里畏兀儿地区为四部。次年又置安定、阿端二卫。洪武九年（1376年），青海的吐蕃族土官朵儿只巴叛明，明太祖派兵征讨，朵儿只巴失败西逃。同年四月，撒里畏兀儿地区发生内乱。洪武十年（1377年）朵儿只巴西逾柴达木盆地，乘机大掠撒里畏兀儿地区。经过朵儿只巴的骚扰，阿端部众散失，曲先部众逃奔阿真川。阿端、安定、曲先三卫被迫废撤。四年后，明朝复立安定卫。接着，洪武三十年（1397年），复设罕东卫。永乐四年（1406年）又复设曲先卫。因受吐蕃首领把秃的侵扰，曲先卫移治药王滩，安定卫移治昔尔丁。

一、从“西至——哈至”东迁而来

1．迁徙经过

15世纪后期，吐鲁番速檀（王）阿里麻强盛，攻据哈密，自称可汗。派兵南侵，撒里畏兀儿常遭掳掠。16世纪初，漠南蒙古向外扩张，远出骚扰撒里畏兀儿地。吐鲁番侵占哈密，掳掠撒里畏兀儿地区时，大批曲先部众被驱往吐鲁番。嘉靖七年（1528年），曲先部众在首领牙木兰率领下，离开吐鲁番，投归明朝。路过沙州时，罕东左卫的蒙古首领贴木哥、土巴也率众随牙木兰进关。在此之前，安定、赤斤、罕东、罕东左等卫各族人民已不同程度徙入关内，散布在肃州、甘州、西宁以及河西各地。据《天下郡国利病书》卷六三载：安定卫“仅存遗孽，江缠尔加等僧俗口四十有奇，居沙棠川威远堡东”；罕东卫仅一百余口在“达真依申中族居牧”。罕东左卫首领乞台（只克子）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避土鲁番，入居肃州塞内。这些曲先部落之人被明朝安置在白城山和金塔寺一带居住。其中“……土巴、贴木哥部落五千四百人。置白城山”。明朝中叶，“撒里畏兀儿”又被称为“西喇古尔黄番五族，在祁连山内，俱隶梨园营。黄番本明罕东左卫丹枝部落，亦蒙古裔也，为土番所侵，嘉靖七年（1528年），总督王琼移之甘州南山”，即今青海省祁连县境黄番寺、野牛沟一带。

撒里畏兀儿东迁是裕固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给裕固族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民间广为流传的叙事民歌《尧乎尔来自西至哈至》反映的就是这次事件——

我们是从那西至的哈至走来的，

用骆驼驮着老人走到了千佛洞。

从千佛洞又走到八字墩顶上眺望，

八字墩下有条横路通向远方。

沿着横路走见到了人烟，

到了汉族地区才没有饿死在路上。

从那里又走到了一个城镇（肃州），

又走到了有黄土的地方，

经过了长着红柳和西河柳的地方，

又走到了一片黄色的草原上。

在那里驻扎以后，

又走过了一片黄色的沙丘。

公牛刨土挖出了一眼清泉，

在有水的地方，

先辈们才没有渴死。

这是什么地方？

问了之后才知道是盐池河。

于是十八家人住在了这里。

2．“西至哈至”考释

这首民歌的内容与上述关西诸卫各族的东迁基本一致。在此有费解的问题：裕固族祖先曾经居住过的被称作“西至哈至”的地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一个地名，还是两个地名？历史上的确切位置在哪里？本身的含义又是什么？对此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西州—火州说；关外诸卫说；盐泽—甘州说；沙州—火州说；西域地名说；沙州—瓜州说；等等。

相比之下，笔者认为“西州”说仍有很大的可信性。

我们可以参考伯希和考订“火州”即“高昌”音变的方法。“西至”应是“西州”的音变；“哈至”是Koo或Goʤo的音译。汉文在汉、唐时有高昌壁、高昌县，宋元时为“高昌回鹘”国都。回鹘文Koo等即译自“高昌”一词，但辽金时又讹译为“和州”“火州”等。实际上，“西至哈至”是一个地方，指今新疆的吐鲁番。因此，可以这样说，裕固语中的xaʤi直接来自“火州”，而“火州”译自回鹘语Koco或Knoco等，回鹘文中的等的来源又是汉文自汉代即用的“高昌”二字。但是，明代“高昌”与“火州”含义不同，一为国名、族名，一为地面名。其中汉文“高昌”为国名，或偶尔将维吾尔族名译为“高昌”；“火州”则是现今“高昌”故城的地名，即“火州”为“地面”之名。“吐鲁番地面”“火州地面”也许是一个地面，但是有属于安定卫所管的“火州地面”。

除此之外，仔细分析观察这首民歌就会发现，裕固人在演唱这首民歌时，总是把“西至哈至”唱成“西至的哈至”Siʤinəŋxaʤi，近来不少人在论著中已经把“西至哈至”改记为“西至的哈至”。另外，过去记录裕固族民歌或民间故事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在“西至哈至”一词中间用一破折号分开，其用意何在谁也没有解释，这种习惯一直沿用。如果“西至的哈至”中的“的”（-nəŋ）不是由于演唱韵律所致；“西至——哈至”中间的破折号也不是随意加的，那么，将这句歌词解释为“裕固族来自西州的火州”是最为恰当的，由此可以认为，裕固族中可能有一部分人是从今吐鲁番一带迁来的。

裕固族民间流传的有关“西至哈至”的传说、民歌非常朴素，带有浓厚的民间文学所具有的集体创作并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变异的特色。从不同时间、不同地区搜集的有关“西至哈至”的民间文学资料看，“西至哈至”只表示一个地名，没有其他意义。至于各种变体所叙述的时间、路线等方面的相互矛盾，我认为这说明这首歌最初叙述的并不是所有东迁的裕固族先民，而是首先由某一支迁徙民众根据自身的具体经历创作，然后传唱到其他几支迁徙民众中，而其他民众在传唱过程中又根据各自的经历进行加工补充，由此形成了内容上有所出入的各种变体。但是，无论怎样变异，最初创作者所知道的故乡——“西至哈至”却一直被保留下来了。久而久之，随着这首民歌在裕固族民间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所有东迁的裕固族人都认为自己的故乡是“西至哈至”。其实很有可能，很多裕固族先民并不是从“西至哈至”来的，或者说，这首民歌的最初创作者所说的“西至哈至”和裕固族民间广为流传的民歌中所说的“西至哈至”在概念上并不是一码事，前者有具体所指，而后者只是泛指。另外，从流传在裕固族东部地区的《西至哈至》民歌中也能看出一些问题：“走过千佛洞的时候，全族人集中起来协商，经过七个部落的讨论决定，祖祖辈辈让安家部落的人把头目当，从此以后，在安家部落的带领下，步调一致，继续向前方”。这些内容在裕固族西部地区（即操西部裕固语的地区）是不曾听说过的，显然，这是说东部裕固语的人根据自身情况对民歌的再创作。

由此，今天在裕固族民间广为流传的这首民歌和这首民歌中提到的“西至哈至”已经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前者告诉我们，今日裕固族的祖先都是明朝从关外东迁而来的；后者则告诉我们，裕固族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是从今吐鲁番一带迁徙而来的。

撒里畏兀儿人东迁入关后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标志之一是一批蒙古族后裔融入其中，自称撒里畏兀儿，并且使今日裕固族形成了操两种民族语言的状况。

二、“七族黄番”与裕固族

1．清代裕固族

撒里畏兀儿东迁入关后。虽然得到明朝政府的安置，但为时不久，撒里畏兀儿人又相继处于蒙古顺义王阿勒坦汗和准噶尔汗国策旺阿拉布的统治下。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俺答汗进兵青海，在乌兰木伦河（今青海东北大通河上游）征服撒里畏兀儿部落，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又一次征服畏兀特残部和撒里畏兀儿诸部。

清政府统一西北后，撒里畏兀儿再次归于中央政府。清政府以撒里畏兀儿原有的部落组织为基础。分为“七族”，封撒里畏兀儿首领为“七族黄番总管”，即群众所称“总王”“大头目”，并赐以黄马褂和红顶蓝翎子帽。所谓“七族”即7个部落，本民族人民称部落为“家”，有大头目家、杨哥家、五个家、八个家、罗尔家、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各部落设正副头目，清政府给以守备、千总、把总等职衔，为了分而治之，将操东部裕固语（俗称“恩格尔语”）的大头目家、杨哥家、五个家、八个家、罗尔家划归隶属甘州的梨国营都司管辖，这部分又称为“东五族”，亦即明代安置于“甘州南山”的今裕固族祖先。操西部裕固语（俗称“尧乎尔语”）的亚拉格家、贺郎格家划归红崖营，属肃州镇总兵所辖。由于这“二族”的牧地在“东五族”之西，通常又称“西二族”，亦即明代安置于肃州塞内的今裕固族祖先。此外，居住在今酒泉以东的黄泥堡俗称“外吾子”的裕固族地区则设立乡约、农官，仍属肃州。

清朝分封“七族黄番”后，撒里畏兀儿也没有得到长治久安，清雍正元年（1723年）又遭罗卜藏丹津之乱。清政府为平息叛乱，以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分兵剿叛军，撒里畏兀儿地区也成为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的战场之一。尤其清军攻打郭隆寺（后名佑宁寺）时，“聚众番、土一万余人，抗拒宪兵”，撒里畏兀儿地区的多数寺院属郭隆寺管辖，因此，在这次战役中，撒里畏兀儿尤其“东五族”损失很大，至今裕固族中还有不少关于年羹尧的传说。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事，清军在镇压过程中，撒里畏兀儿地区又一次遭受战火之苦，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

2．民国时期

民国4年（1915年），甘肃提督给大头目换发了管辖八字墩草原的执照，规定了撒里畏兀儿人向甘州镇守使交纳“茶马”、鹿茸、麝香等赋税制度。民国时期，把祁连山北麓居民统称为藏民，俗称番。黑河以东，称华来番；黑河以西，称黄番。黄番又分为两族：一族叫黄黄番，指蒙古之藏化者，语言中掺杂蒙古语；一族叫黑黄番，指维吾尔之藏化者，语言中掺杂维吾尔语。祁连山北麓民族政事沿用头目制，各事由大小头目管理，头目中也有设正副者。黄番境内，于头目之上又设有千户。20世纪30年代初，黄黄番境内千户为爱罗，黑黄番境内千户为安进朝。康隆寺寺主顾嘉堪布也负总指导之责。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裕固族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解放河西走廊，裕固族地区获得解放。

1．统一族名

1953年，酒泉专署受甘肃省委、省人民政府委托于7月15日～18日主持召开了“祁连山北麓各族各界人士座谈会”。这次会议统一了裕固族的民族名称。会议代表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根据裕固族历史记载称裕固族为“撒里维吾尔”，但裕固族人一直自称“尧乎尔”。“撒里维吾尔”易与维吾尔族相混淆，且宗教信仰也不相同。酒泉代表提出叫“尧乎尔”，高台代表提出叫“西喇玉固尔”，张掖代表提出叫“宝机西喇裕固尔”。这些名称虽有宗教人士依据经典作为根据，但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会议专门召集裕固族上层人物，进行座谈协商。在上层人士思想统一后，由全体代表再次协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定为同“尧乎尔”音相近的“裕固”二字作为族名，兼取汉语“富裕巩固”之意。

2．繁荣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裕固族各方面都获得了新生。在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关怀下，裕固族人民充分发挥当家做主的权利，积极生产，努力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经过40余年的艰苦奋斗，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惊人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人民由于长期遭受阶级统治和各种天灾人祸，人口仅剩3000余人，民族濒临灭绝的边缘。新中国成立后，裕固族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人口开始迅速回升，到1990年人口数已增长到12279人，而且由新中国成立初100%分布在甘肃境内发展到已有500多人散居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这充分体现了裕固族人民的开放、创新精神。

裕固族人民在追求人口数量的同时也非常重视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的文化构成是衡量一个民族兴衰的重要标志。裕固族人民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在自然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们通过修“学生房”、骑毛驴送孩子上学等手段千方百计让孩子们接受文化教育。经过几十年一代又一代裕固人的努力奋斗，到1990年裕固族文化教育水平的综合指数与甘肃汉族及其他10个主要少数民族相比，高于汉族、回族、东乡族、土族、撒拉族、保安族和藏族。1997年实现了全民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高标准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在甘肃省21个少数民族县处于领先地位。

以裕固族为主体民族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于1954年。世代居住在这里的裕固族历来以畜牧业为支柱产业。40余年来，畜牧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不仅各类牲畜数量增加，而且牲畜质量也在逐步提高。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社会要求，自治县政府领导全县各族人民学科学、用科学，不断同不良习惯势力作斗争。经过40多年的绵羊改良，1980年终于培育出“甘肃高山细毛羊”，使畜产品效益大增。实行草原牲畜双承包后，裕固族牧民的家庭经营责任制加强，建设草原的积极性提高，在20年的改革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随着经济社会和文教卫生等公益事业的发展，裕固族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农牧民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条件有了明显改善。绝大多数牧民告别传统的游牧生活，搬进了安乐、舒适的定居点。牧民家庭48%有电视机，64%有录音机，15%有摩托车，36%有洗衣机。现代文明和科技产品正迅速进入裕固族人民的生活之中。现在，裕固族牧民以畜牧业为基础，努力开发土地，增加农业收入，逐步向农牧相结合的道路发展。与此同时，裕固族人民也开始关注旅游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聪明的裕固族人将自己世代为伴的帐篷搬入都市，用自己独特的民族歌舞和饮食文化吸引游客，从事旅游经济活动。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裕固族

改革开放以后，裕固族地区发展的步伐更加健康、有序。1997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全县整体跨入牧区小康县行列，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2008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由1949年的155.92万元增加到9.47亿元，增长606倍；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522元，是1958年124元的44倍。经济发展体现在裕固族生活的方方面面。

随着农牧民经济收入的不断增加，裕固族人民餐桌上的食品越来越丰富，饮食结构也更趋合理，除传统的酥油、炒面、奶茶、手抓肉外，大米、精面和蔬菜、水果、鸡、鱼等各种营养丰富的食品已端上了餐桌。现在全县各乡镇都建有蔬菜日光温室，西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瓜果蔬菜都在高寒山区“安家落户”，农牧民一年四季都能够吃上新鲜蔬菜。如今，生活在城乡的裕固族牧民群众穿衣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服装上，各式各样的知名品牌服装成为人们追逐时尚的体现，从他们的衣着上很难分清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

新中国成立前裕固族地区没有一条正式公路，仅有总长320公里的驮道13条，多经悬崖峭壁，人畜伤亡事件时有发生。骑马走路、用牛搬运东西对贫苦牧民来说是一个奢望。改革开放以来，县、乡、村为中心的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摩托车成了牧民的代步工具，转场搬房子、拉运货物，多数家庭都有机动车辆，城乡人民群众的出行变得越来越方便快捷。

近10年来，裕固族地区实施牧民安居工程，全县共建牧民定居点19个，100%的家庭建有定居房，95%左右的农户住房达到了砖木或砖土木结构，有500多户农牧民修建或购买了两层楼，人均住房面积达到了41平方米，牧民们告别了祁连山的寒冷和潮湿，住上了宽敞明亮、温暖舒适的砖瓦房、楼房，条件和城里人相比也不逊色。与此同时，农牧村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明显改善，“四通率”（水、电、路、通信）分别达80%、89%、100%和94%。

新中国成立时，县城红湾寺镇只有一所规模不大的寺院和几户破烂不堪的民房。经过几代人的建设，如今一座美丽的高原山城展现在人们面前：街道宽阔，楼房林立，信息发达，教育、文化、卫生设施健全完善，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人居环境显著提升。

随着牧民收入的增加和政策的扶持，牧民群众不仅有了定居住房，还在转场放牧的夏场、冬场、秋场也建起了固定住房，流动放牧再也不用人背牛驮地搬运帐房，只需带上生活用品和口粮就行了。住房条件改善了，裕固族牧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也不断提高。富裕一点的牧民家中大屏幕彩电、冰柜、洗衣机、电磁炉等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厨房使用液化气灶，没有了烧柴、烧牛粪的烟熏火燎，过上了城里人“不见炊烟起，但闻饭菜香”的生活。